说起知识分子伉俪，知名度最高的几对CP里，一定有法国哲学家萨特与波伏娃（也译作波伏瓦）。萨特阐释存在主义哲学的小册子《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出版界成为人手一本的畅销“圣经”；波伏娃的《第二性》更是女权理论的开山代表作；而他们两人的终身“开放式关系”也成为不少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八卦趣闻......

简而言之，萨特与波伏娃几乎代表了一种理想化的知识分子形象与生活方式。但这样的一对知识分子伉俪，也存在着后脑勺上的另一面。首当其冲的，是他们与挚友加缪的冲突与决裂。

萨特波伏娃（波伏娃）

最近，波兰诗人米沃什的作品《站在人这边》及《猎人的一年》中译本出版。在《站在人这边》这本代表性随笔中，米沃什记叙和素描了诸多历史潮流的代表性人物，及与他相交的知识分子轶事。今天，进一步追溯他跟萨特、波伏娃、加缪等知识分子之间的故事，通过他们的交往，我们不仅可以理解他们的传奇友情、这份友情如何走向决裂，更可以再一次思考，那些引发他们观念冲突的重大历史与哲学问题。

撰文｜周郎顾曲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awMi?osz）是个克制的诗人，但在《米沃什词典》里他罕见地对萨特（Jean-PaulSartre）和波伏娃（SimonedeBeauvoir）开炮。他说：

米沃什自称“小地方人”——“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一旦我在一座城市中住下，我不喜欢冒险走出我居住的区域。”他接受不了“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看不惯以萨特和波伏娃为代表的巴黎左派知识分子的一些习气。

切斯瓦夫·米沃什，波兰诗人，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诗歌注重内容和感受，广阔而深邃地影射了二十世纪东欧、西欧和美国的动荡历史和命运，被视为二十世纪东欧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米沃什对他们的不满还和政治有关。战后，波兰在政治交易中沦为牺牲品，斯拉夫人生活在苏联的阴影下，酿就了膨胀的爱国主义，也驱使一批诗人流落他乡，米沃什就是政治避难的其中一员。但在五十年代的法国，以萨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苏联等国家有不切实际的想象，他们对波兰人的苦难缺乏感同身受，用傲慢而自以为是的目光打量着东欧世界。米沃什的政治避难没有为他带来道德的优越性，相反许多人不理解他，当他从波兰驻法大使馆出逃时，一位法共的精神科医生说：“如果某个人在华沙或布拉格的生存能得到保障，但还是决定出走，那么这个人肯定疯了。”

独居巴黎，遭受冷眼，五十年代初，米沃什把他的心声写进了《被禁锢的头脑》。这本书试图与他者对话，也是米沃什跟自己的对话。他大胆谈论东欧知识分子如何摆脱束缚，也批判了法国知识界对苏联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尖锐的批判，让这本书出版并不顺利，多亏加缪（AlbertCamus）和雅斯贝尔斯（KarlTheodorJaspers）的帮助，这本书才在西欧知识分子群体里引起关注。

波伏娃。

米沃什提及了一个有趣的名词，叫“墨提宾”药丸，这个词语出波兰剧作家斯坦尼斯瓦夫·维特凯维奇(Stanis?awWitkiewicz)1932年的小说《永不满足》，“此书描写了一个精神空虚的社会，宗教失去影响，哲学深奥无用，艺术则徒具形式。一个名叫墨提宾的蒙古哲学家发明了一种人生观药，服下这种药立刻就会变得轻松快乐，所有的精神空虚都会即刻消失，那些看来永远无法解决的形而上问题，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依靠‘墨提宾’药丸的作用，小说中虚构的东方帝国战无不胜，最终统治了世界。有意味的是，所有服用‘墨提宾’药的人最终都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而维特凯维奇本人早在1939年听到苏联军队进入波兰国境时，就服食安眠药自杀了。”（周江林：《米沃什的精神“荒原”》）这个故事犹如一个恐怖的隐喻，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当巴黎知识分子还迷恋着苏联式的神话，米沃什已嗅出不安的气息，小说中那个战无不胜的帝国和“墨提宾”药丸，对应着彼时被扭曲的现实。

他的“危言耸听”与当时巴黎的意识形态气氛相左，所以不受欢迎。但也正是在这孤独的环境中，加缪伸出援手，令他倍感温暖。他曾说：“加缪给我的礼物是他的友谊。”并且称赞加缪“像一个自由人那样写作”。无论是文学还是精神上，米沃什都视加缪为典范，但萨特和波伏娃却曾对加缪恶语相向，这一点深深刺伤了米沃什的心。

米沃什和波伏娃没有私人交集，也谈不上私人恩怨，他憎恨波伏娃，主要是替加缪鸣不平。这一点他在《米沃什词典》里说得很清楚：

《名士风流》

作者:[法]西蒙娜·德·波伏瓦

译者:许钧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8月

《名士风流》是波伏娃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小说。她杂糅了法国知识分子们对苏联劳改营的论战，通过小说影射现实。小说中，主角亨利和罗贝尔在“苏联劳改营事件”上出现分歧，亨利坚持客观报道的原则，却被误认为是帮助了苏联的敌人，遭到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抵制。罗贝尔支持苏联，但感到自己又不能适应它的生活，由此陷入精神困境。（情节介绍参考：《名士风流》上海译文版）亨利和罗贝尔的原型，部分借鉴了萨特和加缪，米沃什不满的就是波伏娃对萨特的拔高、对加缪的诋毁。

而关于萨特，米沃什在《米沃什词典》中的“加缪词条”中补充道：

米沃什讲述的这件事，就是法国思想史上绕不开的萨特与加缪决裂。他们曾是好友，被外界视作存在主义的巨擘（尽管他们未必认同这一标签），却在1952年决裂。《周六晚报》与《法兰西报》的头版头条披露了他们决裂的细节：《反抗者》的出版引起萨特及其友人的不悦，萨特约好友弗朗西斯·让松（FrancisJeanson）在他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发表文章，抨击加缪的《反抗者》，“措辞要最严厉，但至少要做到彬彬有礼”。

萨特与波伏娃。

1952年5月，让松在《现代》杂志上发表长达26页的评论《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灵魂》，让松在文中抨击加缪“打着红十字会的旗帜奉行懦弱的人道主义”，“把路易十六之死污蔑为‘令人作呕的冤案’”，将伟大的法国大革命贬低得一无是处。他最后定论道：

加缪读到这篇抨击文章后很失落，他对女友直言，自己一度失去了生活的勇气。1952年8月，加缪回了一封长达17页的信，这封信同样发在《现代》杂志上，信的开头如是说：

萨特则回应道：

《加缪和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一书披露：早在1946年，这两位哲学家就有了观念上的分歧。那一年，加缪在《战斗报》上发表文章《拒绝成为牺牲品，也不当刽子手》，声援作家阿瑟·库斯勒(ArthurKoestler)，批评当时的苏联把暴力和谋杀合法化。此举引起萨特及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u-Ponty)的异议。梅洛·庞蒂撰写《瑜伽修行者与无产者》一文回应加缪（这篇文章被收入《人道主义与恐怖》一书，它也是对阿瑟·库斯勒的随笔集《瑜伽修行者和政委》的回应），并且把加缪称作“革命的叛徒”。

加缪读罢愤然，在鲍里斯·维昂（BorisVian）家的一次晚宴上和庞蒂吵了起来。这次不快引起他们共同友人的关注，萨特在《现代》杂志上充当讲和角色，波伏娃则公开站在庞蒂一边。

《加缪和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

作者:（美）罗纳德·阿隆森

译者:章乐天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

这件事持续到1947年。萨特在《现代》杂志上发表长文《什么是文学？》，批评加缪在《拒绝成为牺牲品，也不当刽子手》中的写作姿态。1948年10月，他又发表文章《饥饿已经意味着渴望自由》，指出：

1949年，作家戴维·卢瑟（DavidRousset）在巴黎成立了苏联集中营问题调查委员会，此举引起法国《红色人道报》的批判，后者否定苏联存在集中营，梅洛·庞蒂和萨特联名发表文章《我们生存的日子》，声援《红色人道报》：“即使经历过集中营的体验也不能绝对地作为决策的依据”，“只把批判的矛头针对苏联的话，就是想要抵消资本主义所遇的罪恶。……这样的话，是要把无产阶级投入绝望的深渊。”这件事情进一步加剧了萨特、庞蒂、波伏娃和加缪的裂痕，论战的火苗持续升温。

加缪捍卫自己人道主义的立场，他对崇高的革命幻想保持怀疑，对“正义”、“真理”等大词也十分审慎，当身边人歌颂赞歌，他总是用冷峻的笔调指出黑暗，不承诺任何美妙的乌托邦。在随后出版的新书《反抗者》中，他直言：“如今真相大白，我们必须把某种东西如其所是地称为‘集中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本不该再一次如此彬彬有礼。”

著名哲学家、作家阿尔贝·加缪

《反抗者》的出版，令加缪成为众矢之的，也直接导致了他和萨特的决裂。萨特坚持他对苏联的辩护，批评加缪的人道主义是另一种虚伪。他不支持加缪描写劳改营的做法，“描写苏联的劳改营不是我们的责任；如若没有具有社会意义的重大事件发生，我们就有冷眼旁观的自由，而不必去争论这一制度的性质。”后来，他又对阿尔贝·加缪说：“像你一样，我觉得这些劳改营令人不能容忍，但是我认为，天天在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对它们加以利用的行为同样令人不能容忍。”

萨特不认可加缪的道德要求可以完全运用到现实政治的语境。在1958年的谈话中，他解释道：“我们必须接受政治强加的一种限制，对某些事情保持沉默。否则人就成了‘君子’，就无法做出政治行为。”为了现实的政治，萨特选择克服道德主义，加缪则警惕这种“正义”，在他的字典里，“母亲先于正义”，“任何强迫人们排斥一方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

《加缪传》

作者:[美]赫伯特·R.洛特曼

译者:肖云上/陈良明/钱培鑫

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

正是因为萨特对苏联的态度、对加缪的讽刺以及他对东欧民众的轻佻，让米沃什对他缺乏好感。而这也是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拒绝萨特召见的原因。索尔仁尼琴直言不讳地说：“他如果不是萨特就好了。……我们是非常不喜欢、不接受他的。”

相比在法国知识界呼风唤雨的萨特，加缪更能赢得米沃什和索尔仁尼琴的欣赏。这不仅是因为他殖民地的出身、贫穷和被轻视的经历更能引起前者共鸣，也是因为他在战后法国知识界充满幻想的背景下，冒着名誉受损的风险披露苏联劳改营的事实、支持一部分东欧和苏联的流浪作家。

但在五十年代的巴黎，加缪是少数，萨特是多数。《加缪传》的作者洛特曼说：“萨特宣布他无论如何都支持斯大林主义，而加缪拒绝加入那些时兴的激进大众，他遭到萨特主义者的嘲笑和侮辱，而当时几乎每个人都是萨特主义者。”以至于加缪在日记中写道：“所有的人都反对我，为的是摧毁我。”

加缪“站在鸡蛋一边”的态度打动了米沃什的心，即便在他最艰难的岁月，米沃什也坚定地捍卫这位“柔软的反抗者”。半个世纪前，巴黎最优越的知识分子讥讽着加缪的选择，奔赴铸造神话的行列，米沃什则一度担忧，“墨提宾”药丸会成为现实。半个世纪后，苏联解体，历史也在重审着他们的论战，给“哲人王”开着玩笑。时过境迁，若是萨特、加缪、波伏娃和米沃什还能在天国目睹如今世界的种种变化，他们又会有怎样的思想变迁？

本文参考资料：

1.切斯瓦夫·米沃什：《米沃什词典——一部20世纪的回忆录》，2014年2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切斯瓦夫·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2013年3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周泽雄：《加缪：睿智的写作者》，2016年2月，经济观察网；

4.罗纳德·阿隆森：《加缪和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2005年4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5.埃尔贝?R?洛特曼：《加缪传》，1999年12月，漓江出版社；

6.托尼·朱特：《未竟的往昔》，2016年5月，中信出版社；

7.阿尔贝·加缪：《反抗者》，2010年12月，上海译文出版社；

8.西蒙娜·德·波伏瓦：《名士风流》，2013年10月，上海译文出版社；

9.文汇报：《加缪与萨特的恩恩怨怨》，2018年3月；

10.周江林：《米沃什的精神“荒原”》，2013年6月，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