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清水秀的伊河河畔，坐落着为纪念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白园。白居易不仅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还是一位政治家、法律家，先后担任忠州刺史、杭州刺史、苏州刺史和刑部侍郎等，撰写许多政论文章，审理大量案件，对政治法律贡献良多。 在长期的官宦生涯中，白居易针对安史之乱后朝纲不振、社会混乱无序的现实，一方面谴责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另一方面力主改革，主张为政宽简清廉，提出刑、礼、道迭相为用的治国理念。他在《刑礼道》文中曰：“刑者礼之门，礼者道之门；知其门，守其根，则王化成矣。”治理国家，这三样东西缺一不可。又云：“夫刑者可以禁人之恶，不能防人之情；礼者可以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道者可以率人之性，不能禁人之恶。循环表里，迭相为用。”说明刑、礼、道各有各的作用，但也有缺陷，必须相互补充，相互融合，才能对治理社会发挥作用。他进一步指出，不同时期，刑、礼、道的作用不同，“衰乱之代，则弛礼而张刑；平定之时，则省刑而弘礼；清静之日，则杀礼而任道”。在他看来，只有因时势变化采用不同的治道，才能达到“适其宜，达其宜，则天下之理毕矣，王者之化成矣”。 白居易的主张既不同于儒家的以礼为主、礼法合治的二元观，又不同于法家的重法轻礼的思想，以兼容并蓄的大格局，根据三者的治理作用，采取交替使用的方针，因事、因时、因势，各有轻重缓急，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很有些辩证法的思维。总体上，他仍属于儒家思想，但突破了儒家的德主刑辅、以礼为治的成规，乃是一大进步。 白居易在任苏州刺史时，城南有一朱姓财主，他儿子同邻家女自幼许婚，待到婚配时，儿子突然病亡，便要邻家女嫁殇（嫁给死人），女家不从，遂告到官府。县衙按当地风俗，准予嫁殇。女家仍不服，告到州府。此案在州府积压一年多，白公到任后，批下判文：“生而异族，死岂同归？既违国禁，又乱人伦。”驳回县府判决，禁止嫁殇。又如州中有一小吏，奉命向朝廷进献蜜橘。有一次送到长安后，很多蜜橘已经变质，不能食用，官府要对小吏治罪。小吏辩称，本来并不会失期，只因半路遇上大风，在江上阻隔几日，有同行者作证。白公阅毕材料后，觉得既不能得罪朝廷，又不能殃及好人，踌躇再三，才下笔批道：“进及时之果，诚宜无失其期，阻连日之风，灾难平素所料。进献失期，罪难逃责，稽留有因，情有可原。罚二十大板，以示警戒。”批文送下时，又特别关照，“轻轻责罚可也。”你看，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结合得多好啊！ 安史之乱后，唐中期社会动荡不安，犯罪增多，一些官员要求恢复肉刑，以为震慑。白居易专门撰写《论肉刑》一文，阐述自己观点，指出恢复肉刑的弊端：或绝筋，或折骨，或伤面，使见者痛心，闻者惊骇。最后总结说：“圣人之用刑也，轻重适时变，用舍顺人情。”你看，白居易的思想充满人道主义的情怀。 “理大罪，赦小过”是白居易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针对当时“权轻而过小者，或反绳之；寄重而罪大者，或反舍之”的问题，他指出：“然则小大之喻，其犹鱼耶？鱼之在泉者，小也，察之不祥；鱼之吞者，大也，漏之不可。”小的过错，就像溪水时的小鱼，不影响大局，对之要宽容。对大的犯罪，如果放纵会出现吞舟的恶果。他主张“舍小过以示仁，理大罪而明义”，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使天下之人皆遵纪守法。另外，白居易从社会经济角度探讨犯罪原因，也是值得后人借鉴的。他在《止狱措刑》中云：“刑之繁省，系于罪之众寡也；教之兴，系于人之贫富也。”人民只有富足，才能接受礼教，接受礼教才能减少犯罪。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富而后教”和管仲的“仓禀实而知礼节”的观点，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探讨生活贫困与犯罪的关系，比过去儒家经典作家从人性角度探讨，更加深刻，更加符合实际。 提高法律地位，慎选执法官员，是白居易为解决唐中期社会危机开出的又一剂药方。他认为，法律还是太宗时的法律，天下还是太宗时的天下，为什么太宗时天下太平，现在天下不太平呢？原因就在于不重视法律，没有选好司法官员。进而提出“悬法学为上科”，提高明法科举士的地位，“升法直为清例”，提高法吏的地位，使执法之人成为贤良之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严把入门关，提高法官地位，加强队伍建设，提升整体素质。一千二百多年前，白居易就敏锐地认识到法官对治国理政的重要性，呼吁提高法官整体素质，实在难能可贵。

白居易主张什么（白居易主张什么运动）

任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