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北宋帝国对峙争雄的，是北方的大辽帝国。该王朝于907建立了政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国号“契丹”，后来两次改国号为“辽”，中间曾复“契丹”国号一次。它使用“契丹”为国号的时间虽然比以“辽”为国号的时间要长，但习惯上将这段时期统称为“辽”。938年，后晋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的土地和人民割让给契丹。大辽帝国强盛时，其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

宋太宗时，宋辽之间先后发生了两次大战，即高梁河之战和雍熙北伐，这两次大战都以宋军的大败而告终。《宋史·太宗本纪》篇后，作者元朝的脱脱写了一段赞语说：“（赵光义）帝沉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毛泽东读史至此，不以为然地旁批三个字：

白马岭（白马岭之战）

“但无能。”

此语显然是批评赵光义军事上的无能。

赞中又说：“故帝之功德，炳焕史版……。”毛泽东在旁批注曰：

“幽州之败。”

意在说明宋军的两次北伐夺取幽州的大败，证明了赵光义的“无能”。

宋太宗赵光义两次北伐，为何失败呢？军事家毛泽东在读史时道破个中玄机：赵光义“不知兵”，屡战屡败终不省悟。

宋太宗赵光义在无太祖赵匡胤顾命遗诏的情况下仓促继位，当时辽朝的史官也直言他为“自立”，更兼宋太祖之死，有“烛影斧声”之谜，所以他即位初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这种政治危机，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讲就是：“远近腾口，咸以为非，至于二三大臣，皆旧德耆年，亦不能无异。”攻取北汉，恢复幽燕，完成其兄长宋太祖未竟的统一大业，宋太宗用心所在，都是藉此以改变名声，提高威望，以避免皇位动摇。在宋太宗看来，只有对“周世宗及太祖皆亲征不利”的北汉动武，才可以“为世宗、太祖刷耻”，实为建功固位的一着妙棋。但这种过分从个人政治的角度来考虑军事问题，难免急功近利，浮躁狭隘。

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宋太宗发动了大规模的北征，调发的部队大约在10万以上。宋军从三月开始接触战斗，攻城打援，两面作战，先后攻克北汉西龙门砦、岚州、盂县、岢岚军、隆州和汾州；宋骁将石岭关都部署郭进又在白马岭大破数万来援辽军。宋太宗二月十五日从开封出发，到四月二十二日抵北汉都城太原城下，经过无数次激战，至五月五日，北汉主刘继元献城投降。宋军因处于攻坚地位，尽管取得了胜利，但历经累月血战之后，部队给养亟待补充，将士的疲乏伤痛急需休整。然而，宋太宗却不顾客观实际，踌躇满志，头脑发热，突然决定继续北伐辽帝国，企图一举收复幽燕。

宋太宗急诏军储北运的第七日，即六月十三日，率军从镇州向北出发，对辽的第一次战略进攻正式拉开帷幕。战役的开始阶段由于辽军猝不及防，宋军进展非常顺利，辽国城池接连归降，几乎没有遇到坚强的抵抗，于二十三日拂晓就挺进到了幽州城南。宋军扫清城外之敌后，喘息未定，从二十五日就开始四面攻城。尽管宋太宗一再亲临城下督战，又增添了攻城的800门炮器，但一直到七月六日，幽州城仍然屡攻不破，宋军的士气日益低落。

在宋军攻城期间，原派去支援北汉的辽南院大王耶律斜轸带兵在宋军侧后实施骚扰袭击，并以此为幽州城内的声援，鼓舞守城部队的士气。辽御盏郎君耶律学古也带兵穴地进入城内，和原守城官吏将领一起，“以计安反侧，随宜备御，昼夜不少懈”，使宋军无隙可击。宋军围困幽州的消息迅速传到了辽廷，六月三十日，辽景宗向已在河北的军队将领下达了行动命令，又命令舍利郎君耶律休哥率兵10万急援，并代替奚底为北院大王，统一指挥援燕军队。

七月六日，对宋、辽都具有决定意义的高梁河战役打响了。接战之初，在高梁河与宋军对阵的是原援北汉的辽南府宰相耶律沙的军队，在援兵尚未到达前便与宋军交战，虽然战况不利而逐渐后退，但仍坚持着等待援兵的出现。战至傍晚，耶律休哥带领的先头部队已急驰赶到，便与耶律斜轸分左右两翼向宋军横击；幽州城内的辽军及时开城列阵，鸣鼓助威，以为后应。至此，宋军的斗志已彻底瓦解，大败而逃，被“追杀三十余里，斩首万余级”。第二天，惨败的宋军己无余勇可贾，继续如潮水般败逃，宋太宗被辽骑兵追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差一点成了辽军的俘虏。据宋人王銍《默记》中记载，宋太宗败逃中，大腿还中了两箭，箭疮此后年年发作，最后竟因此夺去他的生命。

这次战役从辽军方面看，战略部署很成功。如果辽国援军全部到达后再与宋军交战，宋军考虑到双方新的力量对比，或许会作战略撤退，或许会分兵迎敌，总之不会轻易地让辽军从三面夹击。而耶律沙采取的策略，是先吸引宋军，诱其战，疲其力，拖住对方主力，等自己的援军赶到，然后合力将宋军一举摧毁。耶律休哥又选择精锐骑兵3万深入到宋军后面，从南北两面对宋军遥相夹击。这说明辽朝君臣不仅骁勇骑射，而且也谙熟战争指挥艺术。

毛泽东在读《宋史》时，一针见血地指出，高梁河之战宋军大败的原因，在于督师亲征的宋太宗赵光义“不知兵”，即不谙兵机，缺乏军事谋略。

《宋史·太宗本纪》记载，宋太宗在征辽途中，大军所到之东易州、涿州、幽州、蓟州等地刺史、节度使等纷纷来降。而毛泽东却在这段的天头上批注道：

“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

接着，他又在“帝督诸军与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甲午，班师”一段的天头上批注曰：

“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

宋军高梁河之战失败的原因并非偶然，学术界已有的分析，综合为五条：

一是战略上的轻敌思想；二是军纪不肃；三是战术错误；四是人心不稳，将士不用命；五是辽景宗务行宽政，任人不疑，任用了耶律休哥、耶律斜轸、耶律沙等将领，所以能战胜宋军。

这五条，史籍中都有明显揭示。当北汉平定后，宋太宗仓促决定继续北伐，又轻率相信了殿前都虞候崔翰“取之甚易”的迎合之言，但“诸将皆不愿行”，“扈从六军有不即时至者”。在宋军四面围攻幽州时，既没有冷静估计到辽朝会急派援军，更没有打援部署。在北征中，还发生军中夜惊，不知太宗所在，众议有企图拥立太祖长子赵德昭的事件。虽然不一定是兵变，但至少可以说明军心不稳。而辽景宗“任人不疑，信赏必罚”，与宋太宗恰成鲜明的对比。宋军“攻围太原累月，馈饷且尽，军士疲乏”，将士自然会缺乏再与强敌交战的信心。刘继元归降后，“人人有希赏意”，而宋太宗却置若罔闻。在当时的历史状况下，如果不用物质奖励以辅助其他治军手段，则很难鼓励士气。因此，宋太宗在这方面的失策是显而易见的。这些，都无疑是北宋此役失败的直接原因。

高梁河之战后，大辽帝国频频出兵南下，实施报复，宋军尽管拼命抵御，交战中亦各有胜负，但战事连绵，河北各州县备受荼毒，人民的生活和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更为严重的是，此战从心理上挫伤了宋军将士的锐气，使不少州县在辽军入侵之际婴城自固，不敢出战，由此产生的惧敌情绪，动摇了宋军收复幽燕十六州的信心。

大辽帝国在乾亨四年（982）九月辽景宗死后，圣宗继位，其母承天太后萧绰摄国政，对内改善政治，调整民族关系，又任命耶律休哥总揽南面事务，以便宜从事。“休哥均戍兵，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又在近塞各处修筑城堡以加强防御。因为辽朝清楚：宋朝高梁河战败后仍然拥有不容忽视的实力，也知道幽燕对于宋朝的安全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而且北汉这一缓冲地带已不存在，两国间的战争随时可能再度发生。因此，他们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着手，积极备战。

王夫之有一段认为宋朝不可轻易北伐的论述：“契丹之得十六州也，得其地，得其人矣。得其地，则缮城郭，列岩险，知宋有欲争之情，益儆而日趋于巩固。”这段论述用以概括高梁河之战后辽在幽燕所作的战备情形，是再恰当不过了。由此可见，如果北宋帝国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没有一个从各方面压倒大辽帝国的新局面出现，收复幽燕十六州的希望是很渺茫的。可惜的是，诚如毛泽东所言“宋人终不省”，宋太宗与臣僚们既没有也不愿认真地反省造成惨败的根本原因，对此形势也无清醒的认识，因而在雍熙三年又重蹈了北伐大败的覆辙。

高梁河之战大败而归后，宋太宗一直在准备二度北伐，以收复幽州，报仇雪耻。986年，宋知雄州（今河北雄县）贺令图等上言，说辽主少国疑，母后专权，宠臣用事，国人怨疾，建议乘此机会，直取幽云。其实这时辽帝国统治集团君臣协和，政治贤明，并不存在什么可乘之机。但赵光义却信以为真，不顾参知政事李至的反对，不顾粮草、军械缺乏，在北伐准备不足、开战胜算不多的实际情况，不和宰相商量，武断地下令兵分三路，大举北伐。

宋雍熙三年（986）正月，宋太宗赵光义部署三路进击：东路以曹彬任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崔彦进为副，率兵十余万，由地形平坦开阔的雄、霸地区北进，趋固安、涿州；另以米信为幽州西北道行营马步军都部署，率一部兵力经新城并趋涿州。中路以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率数万兵自定州北趋飞狐，攻取蔚州。西路以潘美为云、应、朔路行营马步军都部署，杨业为副都部署，率军自代州越恒山出雁门关，攻取寰、朔、应、云诸州。宋军的战略意图是三路齐发，以东路军自雄、霸地区实施佯动，声言进取幽州(今北京)，持重缓行，吸引辽军主力于幽州以南，使其无暇西顾，保障中、西两路攻取山后(今河北太行山、军都山、燕山迤北临近地区)诸州。尔后三路会攻幽州。

辽承天太后萧绰闻讯，决定以骑兵之长和平坦广阔的有利地形，集中主力先破宋东路军，再移师逐个击破。遂部署南京（今北京）留守耶律休哥率部先趋涿州阻击，继以东京留守耶律抹只率军驰援幽州。萧绰亲自与圣宗率精骑数万进抵驼罗口(今北京南口附近)应援。同时，以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为山西兵马都统，率军进援山后，阻击宋中、西两路军东进。命林牙勤德守平州(今河北卢龙)海岸，以防宋军由海上袭击侧后。

三月初，宋军开始进攻。西路军出雁门关西口北上，克寰、朔二州后，转破应州，北取云州；中路军克飞狐，分兵一部围灵丘，以大部兵力于飞狐北击败辽援军后，直取蔚州。至四月中旬，西线已攻占山后要地。此时，东路曹彬部亦克固安、涿州。

耶律休哥在援军未到之前，避免与宋军争锋；昼出精锐虚张声势，夜遣轻骑袭扰，暗潜部分兵力设伏宋军侧后，断其粮道，疲惫宋军。

曹彬10万军占据涿州仅旬余，即迫于粮草不济而退兵。至白沟(今河北新城东南)被宋太宗传令即止，严令其缘白沟河趋新城，与米信部会合，养精蓄锐，待中、西两路会师，再北进取幽州。

曹彬率军抵新城后，由于部众求功心切，未及中、西路会师，即又孤军冒进，往攻涿州。时值酷暑，又遭耶律休哥沿途阻击，推进艰难、迟缓，复抵涿州时，士气已疲乏不堪。这时，萧太后已率军进抵涿州东，与耶律休哥形成对宋军钳击之势。曹彬见大势不利，引军冒雨南撤。耶律休哥率精骑驰追。五月初三，耶律休哥于岐沟关大败宋军，曹彬领溃军逃至拒马河，连夜抢涉，慌乱中人马相踏，伤亡甚众。残部退营易水南又被辽军追及，士卒惊遁，被杀数万，余众奔往高阳。

七月初，辽移师西线，以10万大军实施反攻，连下蔚州、飞狐。宋太宗见东路主力溃败，无法实现合围幽州，急令中路军撤守定州，西路军退屯代州。未几，又令西路军出代州掩护云、应、寰、朔四州民众内迁。时辽军已占据寰州，副帅杨业力主分兵应州，诱辽军向东，另以强弩手千人扼守石竭谷口(今山西朔州南)，阻击辽军，以保民众安全南撤。然而监军王倪及潘美不纳杨业建议，逼其出雁门直趋朔州出战。杨业出战失利，回师陈家谷口(今山西宁武北)，潘美、王倪已违约先撤。杨业孤军奋战，负伤被俘，绝食而死。至此，宋三路大军皆败，所取州县复失。

毛泽东反复研读了《宋史·太宗本纪》中关于雍熙北伐的记载，挥笔在天头上批注曰：

“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

在杨业“守节而死”的天头上，毛泽东写下“杨业战死”四字，流露出对一代名将杨业之死的深深惋惜之情。

毛泽东的批注中，总结出契丹人战略战术为“诱敌深入”，“待机灭敌”，“聚而歼之”。就军事观点而言，毛泽东对契丹人的这种战略战术是颇为重视和赞赏的。遗憾的是，“不知兵”的宋太宗赵光义，竟然“终不省”，窥不破对手惯用的战略战术，反而屡屡为其所败，损兵、折将、丧地，“岐沟之蹶，终宋不振”。从此，大宋对大辽失去了战略进攻能力，被迫转取战略防御。从此，北方的强敌一直成为两宋的重大外患，最终导致了“靖康之耻”和北宋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