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浩（1881-1967），字晓沧，号赞侯，浙江慈溪十九都（后划归余姚县陆埠区）人，清光绪七年辛巳（1881）四月初八出生于书香人家。李思浩的母亲和翁文灏的母亲是亲姊妹，他们之间是姨表兄弟。

李思浩（1881-1967）

李钟秀（李钟秀作家）

李家祖上经商，积有财产，有棉田2万余亩。其祖上临终遗言，田产不得变卖，逐年收入留作栽培后辈，猎取功名之用。父亲李钟秀曾中举，课子颇严。李思浩自幼聪慧好学，少有才名，善诗文，以神童名闻乡里，曾辑古今名文成集曰《沧海》，为时所传诵。因感经史无补于国势之日艰，曾有诗句曰：“陈文旧学成何用，印度波兰在眼前”。为了寻求经国济世的的新知识，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负笈北京，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就读。但他囿于祖上叮嘱，仍图走传统的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之路。

二十九年癸卯（1903）回浙江杭州应乡试，中第103名举人，总算不负祖上之厚望。而一同参试的翁文灏名落孙山。次年李思浩又去河南开封参加甲辰会试（北京试场已毁于八国联军庚子之役），竟名落孙山（亦有称中进士）。

此时已届清政府行新政、废科举、办新学前夕，李思浩通过科举再向上博取功名的路径已断，于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返北京，以捐纳主事，分发在户部供职，同时继续在京师大学堂学习。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将户部改称度支部，李思浩任度支部编纂考核，在筦榷司（管榷司，官署名。清末度支部的一个司，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官，掌盐法杂课、土药统课等）办事，兼任统计处行走。

上海总商会合影（前排中为虞洽卿）

在光绪年间回浙江应乡试期间，李思浩由他父亲陪同到沪。是时虞洽卿在上海商界已崭露头角，成为买办。乃翁与虞既属同乡又是老友，特带领李思浩去拜访这位乡长，并托虞对其子多加关照。从此虞、李相识。不久，李思浩飞黄腾达，一跃而成安福系大将之一，而虞又与段祺瑞夙有私交，于是李、虞两人互相利用，虞遇事求段必先与李商量，李思浩与这位“江浙财阀”头面人物的关系由此密切。

户部及度支部是财政部的前身，因盐务繁忙，该部专设盐务筹备处，李思浩为筹备委员之一；次年（1909）5月派查淮浙盐务，越年二月派查广东盐务，差竣回京，提出整顿盐务新法，先后受到度支部尚书载泽、陈尧甫等人的赏识，派充清理财政处湘鄂科总核，并兼任督办盐政署员。

盐产不仅关系国计民生，而且盐税为稳定的大宗财政收入，盐政一向受各方关注。由于当时关税大部分已被抵充庚子赔款和其他借款，盐税遂成为中央的主要财政收入，如遇各地方政府截留盐税，中央政府便会发生财政危机。1913年4月，北洋政府向列强接洽善后大借款，与“五国银行”签订“善后大借款协定”，借款两千五百万英镑，以盐税为主要担保之一，从此全国盐政受到列强的控制。协定规定：在财政部下设中央盐务署，署长张弧，中设盐务稽核总所，有一名中国总办和一名西方副总办负责。署下辖总务、场产、运销三厅，李思浩以熟悉盐务先任盐税科科长，后被任命为场产厅厅长。副总办由英国人丁恩担任，实际控制了中国盐政的有关重要事宜。

盐务署的一切款项收支，事事须经总办核批，处处仰其鼻息。盐税收入除按期拨付到期的善后借款本息外，余款大部存入汇丰银行，名为盐余，作为其它内外债务的担保，但仍有一部分拨解到财政部，作为员司薪给及行政经费之用。此时张弧和李思浩合议，向丁恩力争将各地应拨还的1914年4月前的历年盐税欠款另行入帐，列入“盐务另款”，由盐务署自行支配，不受盐务稽核所的控制。盐余与盐务另款合计每月收入可达数百万元，成为北京政府一笔稳定的收入，在当时北京政府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这笔收入对北京政府的意义不言而喻，而负责盐务的李思浩也因此成了北京政府的“财神爷”之一。

1915年，袁世凯图谋改行帝制，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盐务署长张弧连续接到多封恐吓信，警告他不得再为袁世凯效力，张因胆小而辞职，盐务署署长遂由李思浩升任，同时仍兼任场产厅厅长。从此，盐余及盐务另款基本为李思浩所掌握，他除将此款的一部分上交财政部外，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用于报效各时期的当政者。因此，先后担任北京政府总统的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等人，都不断给李思浩捎来便条，“情商”提用款项，李思浩由此成为当政者眼中的红人。袁世凯当政末期，将李思浩名列政事堂，以盐运使资格备用。

1916年3月，袁世凯在讨袁护国战争风起云涌的压力下，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旋即在6月病死。其后，黎元洪接任大总统，并由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组织内阁。民初，李思浩与徐树铮、李光启义结金兰，徐树铮为段祺瑞亲信，经过徐树铮竭力推荐，不久段祺瑞召见李思浩，大为赞赏，并提升他为财政次长兼盐务署署长。李思浩也逐渐成为段所倚重的干将，成为皖系集团的中坚人物之一。皖系一手操纵的安福俱乐部成立后，李思浩又成为安福系的财政后台。由于李思浩掌握了盐余与“盐务另款”这个钱袋，为皖系所倚重，因此在皖系倒台前，虽然北京政府的内阁成员不断变动，财政总长一再易人，而他的财政次长地位却极为稳固，始终连任，不曾换人，成为政坛不倒翁。

1917年4月，财政总长陈锦涛因涉渎职业嫌疑被免职查办，李思浩一度以次长身份代理财政部部务。同年6月，徐恩元因在中国银行总裁任上未处理好各方关系，被迫去职，李思浩又兼任了中国银行总裁。然而好景不长，他在中国银行总裁的位子上坐了不及一个月，情况还未熟悉，便赶上了7月1日“辫帅”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之举。慌乱之中，李思浩微服出京，躲避动乱。不旋踵，段祺瑞组织“讨逆军”，在马厂誓师，讨伐张勋，李思浩为之奔前跑后，积极筹措各项军事费用。7月12日，张勋失败，被逐出北京，段祺瑞再次上台执政，李思浩继续担任财政次长。

安福国会（1918.8.12）

李思浩当上财政次长后，一炮打响就是完成了借款任务。段祺瑞要用武力征服异己，主要是对付南方的国民党，但是国库空虚，缺少饷银，难成其事。徐树铮主张借款，而时任财长的梁启超却无能为力，于同年11月辞财长职。果然李不负众望，当即以“善后借款”的名义找到了日本人。日人对他夙有好感，如今由他出面向日方借款，果然水到渠成，由日本正金银行理事小田切万寿作为日方代表，与财政部订立了借款1000万银元的契约。朝野对李思浩更是刮目相看。

1919年11月，靳云鹏组织内阁，李思浩正式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手握财政大权，可谓呼风唤雨，这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高峰。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战败，段祺瑞被迫下台，直奉两系共掌北京政权。直系等随即操纵北京政府，下令通缉皖系骨干分子李思浩、徐树铮、段芝贵等10人，被称为“安福十大祸首”。李思浩消息灵通，先于24日逃入东交民巷，避居于俄华道胜银行的高级职员宿舍。李思浩只担任了不到一年的财政总长，而他为逃避通缉，在东交民巷一住就是3年多，无法自由活动。直到1923年，经北洋元老王士珍等人的疏通，大总统黎元洪取消通缉令，李思浩始离开北京去天津闲居。不久又应浙江督军、直皖战后皖系硕果仅存的大将卢永祥之邀，去杭州居住，并被卢永祥奉为上宾。1924年9月，卢永祥与直系军阀的大将、江苏督军齐燮元开战，是谓江浙战争。结果卢永祥战败，李思浩随卢逃出杭州，蛰居于上海租界。

1924年10月，直系与奉系军阀在北方发生了第二次战争。由于直系大将冯玉祥临阵倒戈，从热河前线回师北京，直系战败，曹锟、吴佩孚倒台，曹锟辞去大总统职务。11月间，段祺瑞在张作霖和冯玉祥的支持下重新出山，在北京组织临时执政府，自任执政，重新搭起了北京政府的班子。

段祺瑞起用老部下李思浩，担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但此时段祺瑞所代表的皖系实力已大为削弱，今非昔比，而各地军阀割地称雄，各省税收多被截留，中央所得甚少，“盐务另款”来源也告断绝，北京政府财政陷入绝境。即使京畿之内的税赋收入，也都被划归奉、冯两军充作军费，临时执政府的日常开支、军警饷金，均筹措无着，只能靠告贷度日。此时外债因几无可作抵押之物，无处可借；内债因无偿还信誉，本国银行又都袖手旁观。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饮鸩止渴，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责令李思浩限期办理结算“中法事业银行协定”，即轰动全国的“金佛朗案”。

孙洪伊为金佛郎案通告全国电

金佛郎案的由来是，根据《辛丑和约》，中国须赔偿法国白银7088万两，通过关银与佛郎（法郎）之折算，连本带利共58016万佛郎。因为佛郎实行金本位制，而金银比价经常变化，故每年中国以白银时价折合金佛郎交付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通货膨胀，佛郎贬值，其实际价值仅及其纸面含金量的1/3。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1922年，法国提出将庚子赔款之未付部分退还中国，用于偿还中法实业银行基金，发展中法教育事业，代偿中国政府应缴中法实业银行未清股本，及清结中国政府欠中法实业银行各款，但所有这些用款，均以金佛郎计算。

所谓“金佛郎”，是指实行金本位制的纸币。当时中国银币1元值8佛郎有余，而如果以其含金量牌价换算，则只值2佛郎70生丁左右。如果按照法方要求，以金佛郎付款，中国将要损失6500万元之多。这样，名义上是法国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实际是为了法国的利益，将佛郎贬值的损失转嫁于中国，中国不仅未得好处，反要向法国付出一大笔钱。

法国提出以金佛郎结算庚子赔款的要求后，北京政府据理驳回。此后，法国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一直纠缠不休，紧逼不舍，并以东方汇理银行扣留盐余和拒绝参加关税会议相威胁，逼迫北京政府让步。中国方面的一些高官显贵，特别是王克敏等人，与中法实业银行利害关系密切，他们也希望在用庚款偿还该行各款项时，照所谓金佛郎支付，以获取更多利益，故怂恿北京政府满足法方要求。在内外双方的压力下，北京政府曾在1923年2月，决定同意以金佛郎结算法方退还之庚款。然而消息传出后，舆论大哗，各界一致抨击此决定为卖国行为，该案在国会被搁置，悬而难决。

1923年10月，曹锟通过贿选，成为北京政府总统，法国联合各列强递交照会，声明如中国不承认金佛郎，则法国对中国政府整理外债、增加关税等问题将不予支持。曹锟本想通过与法国的谈判，秘密承认法国的要求。但碍于各界的强烈反对，他不敢贸然行事。12月，北京政府再次向法国声明不承认金佛郎。

1924年底，段祺瑞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南北合作大计，李思浩担任联络工作，得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建立起密切联系，而南北合作由于孙中山先生的逝世而未果。

对于金佛郎案，段祺瑞在台下时也曾通电反对。但此时段的临时执政府财政困难万分，公教人员欠薪，而张作霖、冯玉祥催索军费，急如燃眉。万般无奈之下，段祺瑞只好不择手段，七次下手谕催李思浩尽快办理“金佛朗案”，以图先渡过难关再说。李思浩熟知其中利害，多次陈说拒绝办理，但在严令之下，只得遵命办理。

在段的指示下，李思浩复就此事与法方再度商议。在法方压力下，中法于1925年4月20日成立协定，规定法国庚款退还时以美元汇率折合中国货币计算，而法国则以金佛郎折合为美元，中国实际上还是承认了法国提出的以金佛郎结算的要求，并将为此损失关银6200多万两，但临时执政府也可由此换得扣在总税务司安格联手中的关余、盐余2360多万元，作为救急之用。

李思浩此举激起社会各界的反对，段祺瑞后来又下令高等检察院查办此案，审查了全部簿册单据，未发现任何违法之处。“金佛郎案”后李思浩深感时局艰险，段祺瑞毫无实权而张作霖、冯玉祥间的矛盾又日益尖锐，有传闻他已受冯玉祥部下的严密监视，并将对其采取行动。李思浩预感处境危殆，遂于1925年10月辞去财政总长职务，11月再度逃入东交民巷，租得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空屋两幢暂居。1926年4月，冯玉祥的军队在与奉军的作战中失利，退出北京，李思浩遂由奉系备专车送至天津，从此在天津开始了他长期的寓公生涯。

中国政坛风云变幻，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于1928年6月进入北京。李思浩与段祺瑞隐居天津，退出政坛，奉佛修持，不问世事，后受知于蒋介石。

人谓李思浩受于蒋介石必为翁文灏所推荐，事实并非如此。蒋介石当国与“江浙财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北伐告成，“江浙财阀”功不可没，其军政费用悉赖他们所筹集，且蒋介石与段祺瑞有师生之谊，对段系中的能人早有耳闻。

1931年冬，蒋介石因九一八事件和国民党内部派系分裂，一度辞职下野，回到家乡奉化。此时，时任国民政府财长的宋子文与蒋产生矛盾，时有争吵，宋离职去广东，并表示要辞去财政部长职务。蒋介石回到家乡奉化，约虞洽卿去面谈。因为蒋介石知道虞和李思浩的渊源，叫虞打电报给李思浩，说明蒋有意请他出山，嘱李即日南下面谈。李思浩在天津征得段祺瑞的同意后，南下抵沪见虞洽卿，由虞陪同搭乘三北公司轮船到宁波，转赴奉化溪口。

蒋在雪窦寺设宴招待，饭后和李作了一次单独谈话，开门见山地邀李出长财政。然时过境迁，此时的李思浩早已失去当年的实力，在天津赋闲多年，与政事也早隔膜了，蒋的表示或许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李思浩心知肚明，当即表态：很愿为蒋效劳，且在津已征得段芝老同意，但考虑到这样做将使宋子文面子上过不去，不如以顾问身份为国民政府财政出谋献策，以免人家说你起用宁波同乡。蒋听了颇以为然。宋在广东闻讯后，急忙赶到南京到部视事，从此不再提及辞职一事。宋子文为了缓和蒋的不满，请宁波人张寿镛任次长。

“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成立，日本侵略势力深入华北。为防止北洋元老为日方所利用，1933年2月，蒋介石派钱新之北上天津，礼迎段祺瑞南下。钱找到李思浩，由钱、李共同陪同段祺瑞到达上海，由国民政府每月拨给段生活费，直到1936年11月段在上海病逝为止。李思浩也随同迁居上海。国民政府对李思浩、曾云霈、段宏业等段派人物亦每人每月致送津贴。直到抗战时期，李思浩托人带信给重庆当局请免，津贴始告取消。

1934年，班禅大师到上海，段祺瑞等发起组织旨在研究弘扬西藏密宗的佛教团体——菩提学会，由班禅大师任会长，段祺瑞为理事长，李思浩为理事。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时合影（左二为委员长宋哲元）

1935年，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更为扩大，华北局势更加紧张，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经济委员会主任一职（实际上是掌管整个华北财政）始终无适当人选。蒋在之前和李思浩的一次谈话中，曾经半开玩笑地问李:“赞侯先生，你怎么日本朋友那么多，日本朝野都知道你?”李笑而不答。蒋介石那时已有意请李出掌华北财政。不久，翁文灏（那时翁已出任蒋之行政院秘书长）通知李思浩去洛阳见蒋。蒋见到李后说道:“宋明轩（指宋哲元）欢迎你去，我已决定任命你为冀察政委会副主任兼经济委员会主任。”于是李即去北平就职。蒋介石此举，既是想利用李和日本人的关系，应付当时的局势，又是对前次因宋子文辞财政部长事欲聘李却落空而作的补偿，同时又尽可能有所缓冲而争取时间。

光绪帝变法时，请日本军人坂西利八郎任兵部顾问，坂西和袁世凯往来甚密。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任大总统，段祺瑞任陆军部总长，兵部改为陆军部，坂西仍被聘为顾问。俟段祺瑞主持国政,坂西和段系中人也越来越接近，与李思浩更是酬酢频繁。坂西在日本朝野地位较高，是时土肥原贤二为坂西少佐随员。坂西和李思浩谈公事，土肥原在旁侍立。坂西称李为“总长”，执礼甚恭，后来土肥原掌权，对李思浩特别敬重。

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北平郊外的卢沟桥发起挑衅，攻击中国军队，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人紧锣密鼓筹备伪政权，以议会主席即将来中国之主席为诱饵，先由土肥原贤二找到亲日派元老曹汝霖，未果，后来又由喜多骏一再来动员，但曹老奸巨猾，又婉言拒绝了。当时日方急欲求成，所找对象皆与段系有关，于是就找到李思浩。李之为人虽重名利，但对民族气节毫不含糊，决心脱出樊笼，毅然离开北平，取道天津避回上海。但李思浩到上海后，上海大部地区也已沦陷，只余租界地域成为“孤岛”。日方继续派人威胁利诱，迫李思浩出任伪职，日驻沪特务头子清水董三多次上门拜访，敦请出山。而当时上海暗杀之风甚炽，李亦被列入国民党军统的监视名单之中。李思浩深感自己危若釜中游鱼，在四名银行董事会秘书李竹轩的帮助下，于1937年底避走香港。

李思浩在香港经常和杜月笙、钱新之交往，并曾同去武汉见蒋介石。蒋委他为中央赈济委员会第九救济区（辖区为闽、粤、桂、港、澳等地）赈务委员，李遂重返香港居住。军统首领戴笠曾多次过港，每次都与李思浩见面，某次李对戴戏言：过去在天津、上海多蒙你们关心，成为注意对象，现在可以从监视名单中勾去了吧。戴笑答：“我们早是一家人了，还提作甚。”

1941年12月珍珠港时间爆发后，香港沦陷，李思浩与颜惠庆、周作民等被日军拘押。那时日驻香港总督矶谷廉介在北洋政府时期为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和李思浩是旧识，因而对李特别优待。李向他提出要回上海，矶谷一口答应，派了飞机把李思浩和他的两个女儿，银行家周作民、唐寿民以及蒋介石的至亲孙鹤皋（战前任京沪铁路局局长）和孙的两位太太一起送回上海。

李思浩回到上海后，已贵为上将的土肥原贤二专程从北平来到上海“拜会”他。的确，日本人对这位过去“总长”是关怀备至，给了他一幢洋房（在今汾阳路普希金铜像对面转角处），及汽车代步。但是要他担任伪职，他却坚决拒绝。土肥原倒也并不勉强。后由于日方内部对李的看法不一，且汪伪政权早已开张，也不愿李再插足进来，因此他始终未曾正式下水出任负实际责任的伪职，但在经济上曾得到汪伪政权的津贴，并担任了虚职，如伪交通银行常务董事、中国通商银行董事、上海四明商业储备银行董事长、《新闻报》董事长等，每月领取多少不等的干薪。

抗战胜利后，李思浩因与蒋介石、戴笠等人关系较为密切，而且未在伪政权中负过实际责任，所以不曾遇到肃奸的麻烦。之后和颜惠庆等同在中国救济总会上海分会工作，并在中国佛教公会及世界红十字会上海分会等团体中办理慈善事业。在此期间结识赵朴初，任赵朴初主办的佛教保婴院董事长，保释和营救过不少被敌伪逮捕的爱国人士，如中共地下党员李平心、佛教界名人黄涵之等，多次以救济名义协助党的地下组织将紧缺医药用品运送到解放区。

1949年5月解放前夕，李思浩参与发起成立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担任主任委员职务。中共地下组织派人和他联系，要他和颜惠庆等人，在上海处于真空状态时，维持上海局面。李思浩乃借用其亡友李光启在赵主教路(今五原路)的住宅为联络地点，并暂居该处，以便与上海各方面接触，致力保护工厂、学校，救济市郊难民游民，维持社会治安，以粉碎汤恩伯破坏上海的阴谋。汤恩伯撤离上海后，他介绍中共接管人员与上海代理市长赵祖康见面,商谈接管事宜,并及时解决了邮政大楼内负隅顽抗的204师青年军，为维持上海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解放后，李思浩仍从事慈善救济和佛教工作。1951年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常委。1952年参与发起在上海市玉佛寺举办的“祝愿世界和平法会”。恭请虚云法师主持，还赞助圆瑛法师在圆明讲堂主持“祝愿世界和平水陆道场讲经会”。1956年，上海佛教居士林与上海净业社合并，改组为上海佛教净业居士林，推理李思浩为名誉主任理事。

抗美援朝结束后，周恩来总理发出统一祖国的号召，李思浩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愿为台湾回归祖国事业而奔走，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首肯，并邀他赴北京面商。李思浩在即将动身之际，突然发病而未能成行。不久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北京之行终未能成行。1958年他受聘为上海市政府顾问。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1967年12月29日含冤而逝。

李思浩晚年除读佛经之外，尤喜诗词，时有吟诵，积帙甚多，但是在文革中全部遗失，没能有片纸留存。

1979年9月，他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官员职务的长孙李曙（李凤桐，曾任卡特总统翻译）随同蒙代尔副总统访问大陆。上海市民政局特在龙华公墓召开追悼会，为李思浩平反，恢复他的政治名誉，并将他的骨灰移入上海市龙华革命公墓。

李思浩嗜赌，可谓成也赌博败也赌博。据野史记载，李原是银行职员，后因打麻将玩得好，结识了内阁总理段祺瑞，而导致官运亨通。

段祺瑞平生除嗜好围棋外，就喜欢打麻将。段任内阁总理时，一日赴中国银行总裁梁士诒家打麻将，梁到处电话邀约，因时已晚，始终三缺一无法成局，最后梁说：“我行内有个职员可以凑合，不知总理是否介意？”段以临时凑成局即可，便说可行。

梁士诒便将李思浩约来，向他说：“你只可输，不能赢，切记。”李思浩闻命，心中惶惑，只好硬着头皮入局。初时，段祺瑞以李思浩职小位微不屑与语，只对其他两位说笑。李思浩深谙麻将，小心陪侍，使段总理打得极为愉快。四圈下来，他已摸清了段的牌性，不久，机会来了，他根据牌型，推测段祺瑞手中是一副大牌，专听“白板”，等段等得焦急万分的时候，他适时声言：“我全手牌都是生张，只有打幺头，或许可望不放炮。”言毕，随手将“白板”打出，段祺瑞因此和了大满贯。

下次洗牌时，段祺瑞很高兴地问李思浩的籍贯、资历，以示亲切。梁士诒对李思浩表现极为赞许，以后每次段祺瑞打麻将，使命李敬陪。由此李思浩渐受段祺瑞知遇而飞黄腾达，后来竟被提拔为财政总长。知道内情者便给李思浩取了个外号，叫作“麻将总长”。

段祺瑞知遇李思浩，打麻将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起到了段李之间情感亲密的促进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其他几个方面：首先，袁世凯向列强签订“善后大借款协定”后，以盐税为主要担保之一，李思浩因有一笔自由支配的盐余与盐务另款，合计每月收入可达数百万元，除应付财政部开支外，其他如总统府、国务院只要开口，李都颇善于敷衍，所以上级对他的印象很好。其次，李思浩与徐树铮、李光启义结金兰，徐树铮竭力向段推荐李，不久便蒙召见。其三，李思浩为“江浙财阀”中人，与核心人物虞洽卿更是同乡兼密友，而虞与段关系甚笃。以上由金钱、金兰兄弟等几层综合起来的关系，使李思浩必然为段祺瑞所赏识而成其亲信。

李思浩任财政次长、总长时，官场酬酢频繁频繁，开销极大。此时与坂西利八郎亦来往较多，李嗜赌，出手豪阔，坂西也入局，土肥原贤二为坂西少佐随员，在旁观察，后来在抗战时期也因此掌握了李的软肋。

李思浩自执政府垮台后，赋闲10载，日子并不好过。虽在北京阔极一时，但实际是外强中干。北伐后他来到上海，住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康乐村，如夫人“小玲珑”虽然坐客常满，排场不小，但已全赖几位有钱朋友的资助，固定的收入只有蒋介石在接段祺瑞南来后按月津贴的1000元，段祺瑞过世后,有的人如曹汝霖放弃了，但李思浩过着入不敷出的日子，只能照拿不误。

李思浩从香港回上海后，土肥原专程从北平到上海拜会，李思浩不愿出任伪职。土肥原并不勉强，说：“总长是财政金融界前辈，就担任交通银行常务董事吧，这样也好有笔固定收入。”知己知彼，土肥原不失为是李的老友。李因开支极大，又无收入，正不知如何应付，只能答应下来。不久，金城银行经理吴蕴斋请他担任《新闻报》董事长，利用他的大名做幌子，月酬八百，解决了李的生活问题。李思浩既已抛头露面，日本人岂肯放过，在工部局名义下成立了一个咨询会议，李担任议长，因为是名义上担任，并非正式伪职，李也无法推托，只好勉为其难。李思浩因为经济原因，居住在上海终究逃脱不了日本人的干扰。

抗战胜利后，“军统”在上海肃奸，只要和日本人沾点边而又油水可挤的人如吴蕴斋等都遭到绑架勒索。然李思浩终究没有被整肃，除他毕竟没有出任伪职，且民族大节不亏外，与蒋介石、戴笠等关系较为密切也是一原因，还有便是他已是“轧不出油水”的人，早已搬出日据时期的洋房住宅，而与他的女儿、外孙同住在武夷路上一幢几家人合住的房子里，阴差阳错，反而躲过一劫。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中共地下组织派人和他联系维持上海局面。李因所居之处仅一榻之地，无法接待客人和对外联系，只得借用其亡友李光启在赵主教路的住宅为联络地点，并暂居该处。那是李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月给生活津贴，但他生性慷慨，出手阔绰，并好交游，有时还要接济故旧，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于李思浩来说，金钱就是伴随他一生，成就他、控制他、又阴差阳错让他躲过祸患的“萧何”。

李思浩自传2-1

李思浩自传2-2

清光绪癸卯科中式浙江乡试举人，乙巳年以捐纳主事签分户部供职，戊申春户部改称度支部，在筦榷司办事，兼任统计处行走，己酉五月派查淮浙盐务，庚戌二月派查广东盐务，差竣回京，派充清理财政处湘鄂科总机，并兼督办盐政署员。

民国元年任财政部主事，在盐务筹备处办事三年，补盐务署厅长；五年，任财政次长，兼盐务署及盐务稽核总所总办；九年六月免职；十三年执政政府成立，任财政总长；十四年十月辞职；二十四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二十六年七月卢沟变起，日敌犯京，赴津转沪，旋赴香港；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任赈济委员会委员，在香港工作；一九四一年日敌陷港，被羁于九龙半岛酒店；一九四二年春移禁香港酒店，是年四月香港酒店同人均被日敌押送回沪。

一九四九年任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九五〇年任主任委员。一九五一年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常务委员，一九五八年上海市府聘充顾问。

一九六二年于上海

《翁文灏与宁波》编撰组：高延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