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解读《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作者吴晓波。

管仲变法（管仲变法是哪国）

在整个中国历史当中，王安石变法是一个转折点，变法前与变法后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国。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自信的、进取的、创新的国度，王安石变法之后，北宋灭亡，从此中国变得谨小慎微，闭关锁国。

宋朝300年，比之前的盛唐和之后的明、清都要长久，但是在史学界对大宋的评价是两极分化的。有学者认为宋是汉、唐、宋、明、清中最弱的一环，从政治制度上来看，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也有的学者认为，2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宋代是巅峰时期。中国人口第一次超过一个亿，是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宋代工商业极为发达，最早的职业经理人，最早的期货贸易，最早的纸币都出现在那个时候。当年宋代的钢产量就已经相当于600年之后工业革命的英国了。

大宋为何要变法？

宋政权能够绵延300年超过盛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彻底解决了四大基本制度的第一项，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问题，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赵匡胤自己就是“陈桥兵变”在将领们拥戴下黄袍加身，代后周而得天下的。皇位坐稳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宴请所有将领们，酒过三巡之后问他们：“如果你们的手下也贪图荣华富贵，将黄袍加于你们身上怎么办呢？”大家都明白赵匡胤的意思，于是纷纷把兵权交了上去，赵匡胤用和平的方式一改此前的“兵在藩镇”，将兵权全部收归中央。

历代政权都在探索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方式，从商鞅的郡县制到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中国从此告别分封制，进入中央集权时代。但是从秦汉魏晋南北朝到唐，地方割据对中央的威胁从未消失，“安史之乱”之后，中央对割据根本无能为力。唐之后的五代十国，群雄逐鹿天下，百姓愁苦。

直到公元960年，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这个老大难问题才得以解决，在政治上彻底保证了中央集权的稳定性。从此之后，有宋一代300年，乃至此后的明清两代，再也没有出现过地方挑战中央成功的例子。

晚清时候，藩镇势力再度崛起，是因为要镇压天平天国，清朝中央军乏力，需要依靠曾国藩、李鸿章的湘军、淮军这些地方武装，并且自行筹集军费，地方才又变得有兵有钱。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听我之前解读的《曾国藩传》非常精彩。

赵匡胤手上的大宋，兵在中央，藩镇对中央的威胁是解除了，但是中央要掏钱养兵这又变成了一个天大的问题。宋代面临极大的北部压力，金、辽、西夏、蒙古，因此宋代是历朝历代养兵最多的。有80万禁军布防在首都卞梁，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水浒传里豹子头林冲曾是80万禁军教头，这可不是一个虚数，当时真的就有禁军80万。还有60万，在北部边境驻守，加起来就是有140万兵马。整个大宋财政收入的80%都用来养兵了，可以想见负担极重。

宋朝是出了名的温和执政，对民间宽松仁厚，税收很低，在朝堂之上也开言纳谏，100多年都没杀过一位大臣。但是要养这么多的军队，国家需要这么多的钱，这是大宋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国家的高压线就设在这个地方。

因此宋代的国有专营制度就比此前任何一个朝代都要严酷，除了盐、铁、酒、钱之外，还有茶、醋、矾以及外贸，像是香料、象牙，可以说只要是资源性的，必须的，暴利的商品都被国家垄断专营。而且对私自生产贩运的惩处极重，基本上就是沾边就杀。

除了这些关键性产业民间不允许触碰之外，其他的还是自由开放的。因此我们看到国家与民间在产业上形成“楚河汉界、泾渭分明”的景象。国营体系在宋代完全成型，并作为一个传统，顽强的延续到了今天。

宋代虽然民间生产和贸易都空前发达，但是商人都只活跃在产业的中下游，因为上游被官府用高压电网给拦起来了。所以民间商人的财富规模都不大，都是小商人，翻遍整个两宋财政史，都找不到一个有名有姓的大商人，为什么？因为那些最能赚钱的产业都被国家把持。

赵匡胤对官员相当宽容，他放纵乃至是鼓励官员们经商，其实让他们经商赚钱就是赵匡胤拉拢和控制各路将领的一个手段，很多高官大将都是大商人。举个例子，其中有位将领开了个运输公司，直接调6000名士兵来帮自己搞运输，宋代官员利用国有专营制度，中饱私囊竟然到如此地步。

宋代对土地兼并也放任不管，天灾人祸土地歉收，农民没饭吃怎么办？手上值钱的只有土地，于是就把土地抵押给大户人家换些口粮，然后再向地主租种土地。结果天下一半的土地都集中在了少数的官宦家族手里。

再看国有专营制度，从前管仲的方法是官山海管控资源，民间生产，国家统购统销；桑弘羊是直接成立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刘宴是把生产和销售这两头放给民间，政府掌控资源和定价权，获取部分利润。

宋代在刘宴的基础进一步完善了特许经营制度，发放“钞引”，相当于经营牌照。比方说拿到“盐钞”就可以向政府支取食盐，然后拿到指定地点去销售。那谁能拿到特许经营牌照呢？其中巨大的寻租空间不言自明。牌照的持有者都与官府权贵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直接就是高官的家里人，权贵经济模式形成。

上述三条，允许官员经商，不抑制土地兼并，对垄断资源进行授权经营，结果便是社会贫富差距巨大，权贵资产阶级横行。

说到这里，王安石变法之前的背景逻辑已经很清楚了：

因为要杜绝地方挑战中央的可能性，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从此兵在中央。要养兵就要增加财政收入，必然就要壮大国有专营事业，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此长彼消，民间经济势必遭受挤压，结果就是贫富差距拉大，权贵经济泛滥。宋代开国100年之后，这些矛盾已经相当突出，改革迫在眉睫。

天命不足畏

发动改革皇帝是宋神宗，登记时才20岁，非常年轻。我们看到历代激进变法的皇帝大多都是年轻人，秦孝公、汉武帝，宋神宗以及之后的光绪皇帝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敢于大破大立。

宋神宗上来之后，看到中央的大儒们年高权重，暮气沉沉，都是当下权贵经济的既得利益者。他就是想找一个年轻的，有担当的，有勇气打破所有陋习的人来主导变法，于是就找到了王安石操刀改革。

王安石曾经讲过一句话：“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命都不足以害怕，老祖宗的古制都不足以效法，人们的评论根本不必在乎。在当时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古代，这是不是胆大包天，狂妄至极吗？但是宋神宗要的就是这个。

公元1069年，宋神宗上台之后，在朝廷的延和殿里举行了一次关于国有专营制度的政策大辩论。一千年之前的盐铁会议，桑弘羊和群儒们有过一次大辩论。一千年之后是在延和殿，而第三次则又发生在又一千年后的1945年。这个问题每过1000年就要大讨论一次。

延和殿辩论双方是宋朝最名的两位知识分子、政治家——王安石、司马光。当今天下，工商经济发达，可是中央财政如此紧张，民间贫富差距巨大，土地兼并严重，怎么办？

王安石认为，要学习商鞅，学习汉武帝，进行高度集权的国家主义改革，把经济权利收起来。而司马光主张是中央财政用度节俭，是经典儒家的主张：以农为本，轻徭薄赋，仁义施政。

在司马光看来，天下财富是一个零和博弈，财富总量不变。政府多拿拿百姓就少拿，此长彼消，把天下财富聚集到国家口袋里，这不就是横征暴敛祸害老百姓吗？

在王安石看来，天下财富是一个正和博弈，只要管理手段实施得当，财富总量是可以增加的，他说：“我能做到民不益富而国用饶”，民间不用多缴税，国家财政就能充裕。

司马光听到这句话立马翻脸：“你这句话是当年桑弘羊说给汉武帝听的，他搞的汉武帝晚年天下盗贼蜂起，国家差点灭亡，被迫轮台罪己。”

我们有现代经济学常识当然知道王安石说的是对的，但是1000年前的儒生们并没有上过经济学课。

最后，宋神宗选择了王安石，任命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推行熙宁变法。后来，变法造成了巨大恶果，这口大黑锅只能王安石一个人背，不能玷污了皇帝的圣名，所以此后都叫“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气魄极大，格局空前，是一次涉及产业，财政，物价以及流动领域的全方位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全面改革。

善的初衷，恶的结果

王安石颁布了大大小小十几条法令，其中最重要的是均输法，市易法和青苗法。

均输法，国家成立物资部和物价管理委员会，接手重要生产资料的产销，效法汉代桑弘羊。之前搞特许经营制度，搞得官商勾结甚至官商一体，你们中饱私囊，权贵经济横行。现在统统废除，由政府直接接手，统购统销，国营专卖，所得收入归进国库。

市易法，国家全面干预市场经济，什么商品价格低了，政府收储，等价格高了再抛售，削峰填谷，平抑物价，同时政府还可以从大宗货物买卖中获利。

青苗法，之前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用土地作为抵押向富户借钱，一来二去的土地全部都成大地主的了，因此才会造成土地兼并严重。现在国家成立平民银行，需要钱来找国家借小额低息贷款，保证农民的耕作生计能正常进行。

我们看到，王安石的这些法令哪怕放在今天看都是先进有效的，他的初衷非常良善，都是为了国家百姓考虑。一是尽可能多的增加财政收入，二是打击富豪，缩小贫富差距。变法刚推行效果奇好，国库立刻就充盈了起来。

但是这些看上去都挺好的法令，经过长时间的执行之后，完全背离了当时王安石制度设计的初衷。

均输法造就了权利空前膨胀的政府型公司，处处与民争利，官方的采购价格与市场波动背道而驰，要么大大低于市场价格几近于抢劫，要么就是远高于市场价格收受回扣，成了官员中饱私囊的大好机会。

市易法发展成“尽收天下之货”，政府成了最大的商店，银行和物流中心。政府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广，甚至小到水果芝麻这些商品都被政府给了垄断了，城市商业秩序彻底崩坏。后来商人们都不敢到首都汴梁来做生意，因为一进城门商品就会被官府定价收走，纷纷绕城而走。

最要命的是青苗法，本来是国家提供小额低息贷款，以免穷人遭受高利贷的剥削。可是评估、放贷、收债，是一套非常复杂琐碎的商业行为。当时的基层政府完全没有能力进行如此精细的管理操作。中央把钱拨下来，并下达贷款指标，地方官员只能强行摊牌到老百姓头上，管你要不要，都得拿着，官员从中还要加点利息，动点手脚，到时间了连本带利必须全还回来。遇到天灾人祸没钱还不上怎么办？官府到处抓人，百姓苦不堪言，只能卖地卖女。

现在我们总结来看结果当然是非常清晰，但都是后见之明，改革者在之前是难以看清的。变法新政搞到最后，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复存在，自由工商业者遭受毁灭性打击。

在宋神宗的鼎力支持之下，王安石对于变法之事极度强硬，容不得任何质疑声音。虽然他并没有像商鞅那样，杀人杀得“渭水尽赤”，但他也把反对变法的人全部都逐出了京城。司马光也被驱逐到洛阳赋闲，他就是在这段时间著成了《资治通鉴》。

在这个过程中，像是司马光这样有道德操守，顾全大局，一心为国但是反对变法的忠臣都被驱赶到了权力中枢之外。而大量见风使舵，以权谋私的官员借着改革的机会，政治投机扶摇直上，直接造成了王安石之后整个北宋官僚队伍的堕落与失效，也为日后朝堂之上残酷党争埋下了祸根。

17年之后，宋神宗驾崩，宋哲宗继位，新上台的皇帝很反感王安石，于是废弃了新法，重新启用司马光。

而司马光上台之后却任命了一个研究古学，完全不懂财政的人做户部尚书，相当于今天去北大考古系抓个教授来当财政部长。司马光就是以此宣告天下，新法的那一套彻底终结了。

吴晓波评价说：由此可见儒家在经济治理上的无能，自孔孟以来，儒家一直找不见理财办法，翻来覆去的都是轻徭薄赋，仁义治国。儒家激烈反对集权变法，但是当他们自己掌权，又拿不出有建设性的财政方案，这是中国历代经济治理的一个巨大冲突点。儒家君君臣臣的思想确实是古代帝制的基石，可是在经济思想体系上却又无法匹配。

宋哲宗登基一年后，王安石郁郁而终，4个月后司马光也死了。反对新法的人拿不出有效的经济治理方案。9年之后，朝廷重启以蔡卞、蔡京为首的新党继任者，而蔡卞正是王安石的女婿。蔡京历史上出了名的大奸臣，蔡卞的哥哥。

在蔡京的手上，王安石变法中的国家主义被推到了极致，并毫无悬念成了为权贵服务的工具，人性的贪婪是需要制度基础的，好的制度会遏制人的恶，反之则将人性恶催化放大。

公忠体国，志虑忠纯的王安石，为了推行变法设置了一个部门制置三司条例司，完全凌驾于其他中央部门之上，大权独揽。王安石在位的时候，并没有用权力满足自己的私欲，但是他的后继者，却利用这样的集权制度，让自己的贪欲得到了最大化的满足，人性中的贪婪被伸展到了极致。

从王安石开始变法的1069年，到蔡京被罢官的1126年，极端的国有专营制度前后实施了长达57年。而这就是北宋帝国由衰而亡的57年。随后，大金攻破汴梁，北宋灭亡。

令人惋惜的王安石

我们再回到王安石这个人。

他才华横溢，诗文独步天下，位列唐宋八大家。

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官员，精通财经之道。科举出身从县级一直干到中央，各级行政公务烂熟于心。

他道德完美，视富贵如浮云，不贪财，不爱色，终生没有纳妾，在风流开放的宋代文人中绝无仅有。他从不拉帮结派贪恋权势，生活简朴，甚至不修边幅，穿什么吃什么从不在意。

他心里面就只揣着一件大事：以变法图国富民强。

而就是这样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却勤勤恳恳，日以继夜的把国家搞得最终灭亡，我们只能充满惋惜的长叹一声。

此后明清两代数百年，王安石成为了政治上的失踪者，大家都只讨论他的诗词歌赋，文学造诣。一直到20世纪，他的政治作为才重回大众视野。梁启超写了本书《王安石传》为其翻案，这与当时的代背景息息相关。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东亚病夫，为寻求救亡图存之道，推行国家主义成为了当时政坛与知识界的共识，无论是保皇党还是革命党，都是如此。

放眼世界，苏联、德国、日本、美国的相继崛起，都被看作是国家主义的胜利。从此之后，王安石就成为了无可争议的大改革家，进入民国之后，他的声望越来越高，郭沫若也认为王安石是秦汉之后第一大政治家。

我们把王安石变法放在历代经济变革中进行观察，可以看到他与之前的管仲变法，商鞅变法，汉武帝变法，王莽变法和刘宴变法一脉相承，是历代治国者在经济集权政策上的一次大试验。

如同桑弘羊欣赏管仲，刘宴欣赏桑弘羊一样，王安石也把桑弘羊和刘宴视为遥远时空的先行者与知音，而晚清梁启超对王安石也是一样的。

王安石的激进程度与王莽相近，前者试图兴周礼，复井田，后者试图用计划经济之手掌控国民经济的所有角落。他们同样激烈且充满理想主义的气质，可也遭遇了相同的惨败，并直接导致了一个帝国的灭亡。

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来看，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性远超此前任何一次。它是最后一次建设性探险，是历史上整体配套体制改革的最后绝响。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给之后的治国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一位如此杰出的财经大师，在工商经济高度发达的宏观经济中，在皇帝无以复加的鼎力支持下，进行一场全方位的配套改革，竟然造成如此惨烈的失败结局，这令所有后来者都对激进变革望而却步。

它的失败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表明基于法家战略和儒家理论的治国手段在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无路可走，进退维谷。自北宋之后，南宋、明、清的历代治国者都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开始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方式来维持统治，在经济方面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路。

王安石变法之后的中国，发展与稳定的经济主题只剩下了一个，那就是绝对的追求稳定。之后便是数百年的明清大停滞，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说。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我用跨越山海的一路相伴，希望得到您用金钱的称赞。我是晓书童，我在晓书童频道与您，不见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