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我们看见过太多政敌之间你死我活的倾轧。为了上位，为了把持朝政，为了获得利益最大化，阳奉阴违，阴谋诡计，残忍冷血，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在北宋的时候，有两个大臣，他们可以称得上是千古的死对头。但是他们竟然惺惺相惜，传出千古佳话。这两个人，就是王安石和司马光。

惺惺相惜（惺惺相惜什么意思）

在宋神宗“熙宁变法”中，王安石是改革派的盟主，司马光是守旧派的主将，他们两人之间的斗争，代表着改革派和守旧派最殊死的搏斗。当年宋神宗想重用司马光，王安石就坚决反对，表示他和司马光不可能兼容，两者只能取其一。你想用我，那就不准用司马光；你要用司马光，好，我走！神宗是一个锐意改革的人，他当然离不开王安石。因此，终神宗一生，司马光都未能获用，只一直在洛阳修撰他的《资治通鉴》。而哲宗时期，司马光上台后，又旗帜鲜明地尽废新法，不管有人如何告诉他，新法中也有许多可取之处，应该保留下来，他都一概不听，表现出比当年王安石更固执更偏激的一面。

在没有变法以前，王安石和司马光原本是互相欣赏，互相仰慕的好朋友。他们是“嘉祐四友”中的两个，王安石曾作《明妃曲》，司马光便和了一首《和王介甫明妃曲》，诗酒唱和，盛传于京都。变法开始的时候，司马光虽然极力反对，但当王安石提拔吕惠卿时，司马光却忠告王安石：“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也就是说，吕惠卿是个小人，不可重用。王安石不听。结果最后王安石果然被他亲手提拔起来的部下打了翻天印。如果司马光有私心，他大可让王安石重用吕惠卿，让变法派内部自乱，自己坐收渔翁之利。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给予了自己的政敌极高的评价：“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并积极建议朝廷追赠安石为正一品太傅。

以上是司马光对王安石。王安石又怎么对司马光的呢？在变法期间，虽然王安石反对重用司马光，但他从来没有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贬谪打击过司马光，而是让他安安静静地在洛阳修史。一个反对新法的官员去世，司马光在给他写的墓志铭中，有讽刺变法的话。有个变法派官员把墓志铭抄给王安石。王安石如果想搞司马光，正好以此为口实。可是王安石没有，反而把铭文挂于墙上，有客人来，王安石就和客人同欣赏，并由衷赞叹道：“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曾有变法派向王安石建议说，变法之所以困难重重，就是因为有司马光、富弼、韩琦这样的老头子在那里碍手碍脚，只要把他们杀上一两个，以儆效尤，反对派就不会那么猖狂了。但是王安石严厉批评阻止了这种极端的行为，绝不轻易杀人。变法期间，反对之声风起云涌，不绝入耳。王安石为应付这种声音经常搞得手忙脚乱，疲于奔命。他用手中的笔，声嘶力竭地和他们争论，辩驳，耗费了太大的经历。其实，他有那么大的权利，又有神宗亲密如一人的支持，他完全可以搞得轻松一点，可以做一些快刀斩乱麻的事情，杀鸡骇猴杀猴骇鸡都可以。当年孔子上台的时候，为了正风气，还亲手杀掉少正卯呢。至圣先师尚且如此，他为什么不可以学学？但是他没有。他贬谪过很多人，但那都是因为政见，从来没有因为私怨或者为个人利益把别人踩在脚下的。而且他的贬谪政敌，也不像后来，贬往岭南海南等瘴疠之地，对异见者进行肉体折磨。

这两个大政敌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实在要归功于北宋良好的政治生态。这种政治生态，在整个中国古代，还真找不到有哪个时期，能够像北宋仁、神时期那样的正气，开明，广阔，健康。其实，不只是王安石和司马光，任随找两个政敌出来，他们也都这样。比如范仲淹和韩琦。在宋夏战争中，两人因为主攻还是主守的问题，观点截然相反。但是当韩琦主攻战略失败后，照一般的情形，他该嫉妒范仲淹，处处给范设置障碍才是。可他没有，他及时调整观念，改变策略附和范仲淹。在庆历新政中，两人也尽释前嫌，携手共谋大计。真是君子之风。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句话是范仲淹用来形容严子陵的，后来其他人也用这句话来形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而现在，我们感觉把这句话送给北宋仁宗、神宗年间的众多才俊贤人，也是非常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