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和“文化”是内涵丰富但意思含糊的两个概念。历史学家钱穆认为，“‘文明’、‘文化’两辞，皆自西方迻译而来”，两辞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虽应用不同，但意思相通。“文化”一词可能最早源于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但此词到18世纪中叶才开始流行，并于1756年出现“文明”一词。自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代表作《原始文化》出版至1952年，西方流行有关“文化”的定义至少有164种，分六种类型。钱穆认为，“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积累而产生”。根据近代工业机构皆由欧美人发明这一事实，他认为，“当知产生此项机械者是文化，应用此项机械而造成人生的形形色色是文明。文化可以产出文明来，文明却不一定能产生文化来”，这一陈述分析了两者的关系及特点。

利奥波德二世（利奥波德二世刚果）

人类社会的特征之一本是文明多样。无奈“文明”概念在近代被殖民主义者政治化，人类被分为“文明”和“野蛮”两类：欧洲/西方人成为“文明的”和“开化的”，所有他者被划为“野蛮的”和“未开化”一类。非洲哲学家姆丁贝认为，文化上的我族中心主义（culturalethnocentrism）解释了社会科学学科历史和实践中的意识形态变化和斗争。“文明”概念成为欧洲/西方殖民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征服和剥削他者的工具。

1996年，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文明”讨论又起。然而，夸大“文化差异”“文明冲突”抑或重视“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强调的是不同文明的关系。非洲作家艾美·塞萨尔认为，“一种被证明无法解决它所造成的问题的文明是颓废的文明。一种选择对其最关键问题视而不见的文明是病态的文明。一种利用其原则进行欺骗和欺诈的文明是垂死的文明。事实上，由两个世纪的资产阶级统治形成的所谓欧洲文明——‘西方’文明无法解决其存在所导致的两大问题：无产阶级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欧洲无法在‘理性’或‘良知’面前为自己辩护；而且，它越来越置身于伪善之中……”有鉴于此，学术界实有必要反思西方的“文明”概念。一是文明不由环境决定，但受环境制约，用物化标识（如轮子、驯养、建筑、武器、冶炼、语言、宗教等）当作文明定义的普适性是存疑的。二是用西方“文明”概念解释人类历史发展存在三个悖论，即“文明”国家破坏环境的力度较大、自相残杀的手段更残忍以及自杀率相对较高。

第一，“文明”国家对自然与环境的破坏。不论工业化发生在哪个国家，总是会造成生态破坏、粗制滥造、环境污染等问题。二战后，贸易自由化导致全球财富分配的南北失衡，产业链分布不平等带给南方国家巨大的环境破坏。危险废弃物的越境转移、国际木材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的森林滥伐、野生动物贸易与生物多样性逐渐丧失、有毒化学品在全球扩散以及污染密集型产业向南方转移等，这些环境问题的实质是长期存在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及南北秩序不平等。英国环境史专家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认为，“文明变成不值得维护的东西。这是因为20世纪的经验太自相矛盾……20世纪产生的创造力、行动力、科技智谋、计划、自主性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成就。但是这也是战争毁灭力最强、杀戮最惨、暴政最凶残、贫富差距最大、环境破坏最严重、废物制造得最多、希望破灭得最彻底的一个世纪”。1992年以来，联合国各种有关环境与发展的大会，从根本上否定了工业革命以来“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发展模式，致力于为人类创建一个可持续的未来，这是明智的决定。

世界银行统计数据表明，发达国家人口占世界的16%，却制造了全球34%的垃圾。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一直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数量惊人的“洋垃圾”。从2018年起，中国及东南亚部分国家陆续立法，实施“洋垃圾”禁令。2019年5月，马来西亚宣布将450吨进口垃圾送回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美国等地。2019年6月，菲律宾将69个装有违规进口垃圾的集装箱送回加拿大。这些西方文明国家作为“洋垃圾”的主要生产国应在本土处理垃圾，而非将其倾销到发展中国家以推卸责任。

第二，“文明”国家伤害生命的手段。有史以来，人类争夺资源的战争不时兴起。武器从长矛弓箭发展到今天的核弹，手段不断改进，杀伤力大增。15世纪，最先进的武器是几分钟打一发子弹的火枪，随后出现了火炮。17世纪，燧石发火装置提高了火枪的发射率。18世纪，插座式刺刀的出现使火枪手兼顾射手和长矛手的作用。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以及对殖民地原料、市场和劳力的需求，使得种族主义应运而生。自称文明使者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将刚果划为自己领地并称之为“刚果自由邦”，强迫劳动导致成千上万刚果人死于其暴政。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用暴力在殖民地传播“文明”的同时，对当地兴起的初始抵抗和后起的民族独立运动进行了残酷镇压。

仅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到最近结束的美国入侵阿富汗战争这段时间看，20世纪以来至少发生约20余次大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武器装备形成了海陆空一体化，死亡人数达1000多万。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为惨烈，二战使用了一些非常规武器，例如，侵华日军进行炭疽攻击等细菌战，德军使用焚尸炉消灭犹太人，二战伤亡人数约为1.3亿。

第三，“文明”国家的自杀率。自杀是一个涉及全球社会、心理、生物因素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2021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19年世界自杀状况》（SuicideWorldwidein2019）报告表明，从年龄标准化自杀率（age-standardizedsuiciderate）看，虽然大量自杀发生在人口占多数的中低收入国家（77%），而那些“文明”的发达国家，自杀率也不低。例如，南北美洲33个国家中自杀率每10万人中高于10人的有六个国家，其中就有美国（16.1）和加拿大（11.8）。在欧洲国家中，自杀率高的国家除俄罗斯（25.1）和几个东欧国家外，几乎包括了所有的西欧和北欧国家。在东亚国家中，韩国（28.6）、日本（15.3）和新加坡（11.2）的自杀率较高。另外，澳大利亚（12.5）、新西兰（11）的自杀率也偏高。

一般认为自杀者多患精神病，但统计表明超过一半的自杀者无精神病，而是由于人际关系、药物使用、身体健康、工作、金钱、法律、住房压力等原因，即社会和经济问题。以日本为例，日本的自杀率一直很高，1998年急剧上升，2003年达到峰值。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停滞导致终身雇佣制崩溃，资历工资制变为绩效薪酬制，依赖非正规员工，40—50岁男性员工情绪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成为自杀主因。由此可见，西方文明国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有关“文明”的三个悖论表明，西方有关“文明”的含义并不适用于全人类，因此，有必要对其概念进行重新阐释。笔者认为，“文明”指人类的生存发展方式或处理三种矛盾的能力，即人类解决人与自然之矛盾的方式或能力、处理人与人之矛盾或与他人共处的方式和能力、调解人自身矛盾的方式或能力。“文明”具有多样和整体、延续和调整、稳定和嬗变的特性，交流互鉴是使文明和平延续的最佳选择。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和合”概念，将为促进人类文明和文明互鉴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电子科技大学协议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荣休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李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