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30日下午，“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乘坐着最后一架飞机，匆匆逃离沈阳，临行之前他把沈阳防务和指挥权，移交给第八兵团司令兼第53军军长周福成。周军长那是东北军出身，哪里镇得住沈阳城内系统非常复杂的蒋军部队？于是城内立马就乱了套。

（周福成）

廖耀湘“西进兵团”全部就歼后，沈阳城内蒋军的兵力已经非常空虚，正规军还有第53军的两个师、青年军第207师的两个旅（师级单位，另外一个旅跟着廖兵团一起覆灭了）、新一军的一个师、四个守备总队（地方武装，相当于师级），拢共九个师80000人。

焦土抗战什么意思（长沙焦土抗战）

当然还有乱七八糟的特种兵科单位和保安武装，总兵力虽有10余万人，但是建制不全士气低落。卫立煌逃走的当天晚上，周福成主持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并且还首先表了态：“固守待援”，要说这个东北军将领还挺顽固，长春、锦州的蒋军已全部被歼，哪里来的援？

连第53军的副军长赵国屏、第130师师长王理圜都觉得滑稽，当场提出反对意见，说这个仗根本打不了啦，周福成大怒，扬言要“法办”他们。敌军将领们正争吵间，东野猛将钟伟的第12纵队已逼近沈阳。

（钟伟少将）

一、杀鸡得用小牛刀

攻克沈阳，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核心战术思想就一个字：快！那就是趁着廖兵团刚刚覆灭，沈阳之敌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机，以最快的速度实施奔袭，如此则沈阳的敌人根本来不及组织防御。

而此时距离沈阳最近的东野部队，便是从长春南下的第12纵队，该纵队自公主岭下火车后，以三天三夜的急行军，于10月28日进至开原地区。

这支部队最初的任务，是由101首长直接下达的：“以主力向巨流河前进，坚决堵住廖兵团回沈阳的退路”！

钟伟率部按时完成了任务，10月31日凌晨抵达了沈阳城郊的苏家屯，但此时廖兵团已经灰飞烟灭，再也回不来沈阳了，不需要什么拦截了。

（卫立煌和周福成）

于是第12纵队的新任务，当然是顺势攻城，钟伟毫不迟疑，当晚就组织了对苏家屯的攻击，第12纵队各部刚刚完成攻击准备，就发现有兄弟部队兼程到来。

负责警戒的战士一问，原来是东野第2纵队的前锋第5师，要知道，钟伟被提拔为纵队司令之前，担任的职务就是2纵5师的师长，所以两军会师后，高兴得不行。

钟伟司令员统一指挥四个师的兵力，集中10多个炮兵连的火力，于11月1日凌晨对苏家屯之敌发起攻击。

守敌207师一部只坚持了一个多小时就崩溃了，东野攻击部队通过浑河铁路桥，当天从沈阳的西南方向突入铁西区。

“东总”对于沈阳的10余万守敌，仍然采取了“杀鸡也要用牛刀”的战法，以求尽快解放这座大城市，因此除第12纵队外，又命令刘震的第2纵队、李天佑的第1纵队，自辽西围歼战的战场火速北上。

也就是说，东北野战军在战役的第一波次，就调动了三个主力纵队九个师奔袭沈阳，虽然我军也是九个师的番号，但均是建制庞大齐装满员。

当时东野一个野战纵队在5万人左右，三个纵队那就是15万大军，后续还有正在赶来的第一兵团所属部队。

其中第2纵队率先出动，刘震司令员以第5师为前卫直驱沈阳，另外两个师扫荡完新民、巨流河一线残敌后，随后跟进。而李天佑司令员的第1纵队稍后出发，以急行军速度向沈阳兼程赶来。

1948年11月1日中午，第2纵队主力进至预定区域，纵队副司令员吴信泉亲自率领先头团，从沈阳的西北方向也杀入铁西区。

前卫团一路上所向披靡，根本未遇到像样的抵抗，把吴副司令都弄懵了：我这一个团这么厉害吗？

（刘震司令员）

二、李天佑积极请战

当然不是一个团有多么无敌，而是大部分沈阳之敌失去了抵抗的意志，看见解放军部队后，要么联系“起义”或者“投诚”，要么就干脆缴械投降。

因此2纵主力的进展非常顺利，甚至超越了12纵的攻击线，前进途中，吴副司令遇到了12纵一个师的前线指挥所，师长急忙向友军首长询问战况。

吴信泉急三火四地告诉他：“敌人没有抵抗，你们赶快进去缴敌人的枪吧”！于是这个师也开始猛冲，铁西区各条路上顿时飘满红旗。

临近黄昏时分，东野王牌第1纵队气喘吁吁抵达城外，1纵主力（欠一个师）在锦州战役中担任总预备队，根本没捞着仗打。

（李天佑和101在苏联）

又由于该纵所处的位置是在锦州以南的高桥，因此北上围歼廖耀湘时，也是较晚到达战场的部队，去晚了自然没什么肉吃，所以1纵不仅伤亡轻微，干部战士也是憋着一股劲。

满打算在攻克沈阳时多歼灭一些敌人、多缴获些战利品，不仅指战员们求战心切，司令员李天佑也着急得不行。

跟2纵司令部的电话接通后，李天佑擦着汗水要通了刘震（在四大兵团全部成立前，野司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统一指挥员）：“我们的部队已经到齐，东总命令由你统一指挥，赶紧部署赶紧下命令吧”！

刘震听完哈哈大笑，对着电话说：“用不着了，现在已经不需要统一部署了，你们赶快进城肃清残敌抓俘虏吧”！

李天佑听得一头雾水，像沈阳这样坚固设防的大城市，2纵和12纵这么轻易就打下来了吗？及至刘震详细介绍完情况，啥也不用说了，1纵各师立即向城内杀去，

几乎同一时间，东野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萧华率领的五个独立师，也赶到了沈阳的城北和城东。

东北野战军十几个师的大军一涌而入，最快的部队仅用20分钟就突破了沈阳城垣防御线，可谓是摧枯拉朽一般。

稍微激烈点的战斗发生在铁西工业区，我军包围了青年军207师的两个旅，东野摆开一溜大口径火炮，207师的一个连长立马带着两个班前来投降，同时报告了阵地全部情况。

在投诚官兵的指引下，东野2纵一举突破中央阵地，后续部队迅速涌入突破口，第207师全线动摇，大部被歼后残部溃散。

（李天佑司令员）

三、争先恐后地“起义”

无论是最先到达沈阳城下的12纵司令员钟伟，还是后续到来的2纵司令员刘震、1纵司令员李天佑，都有些感到奇怪，作为东北蒋军的最后一个大据点，怎么沈阳的敌人战斗力这么稀松？

几位司令员还都以为，肯定要历经一番恶战呢，结果是除207师略作抵抗外，其余敌人的部队干脆没有一点作战的样子，完全是开着营房的大门、阵地的入口等待解放军前来接收的。

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不是表现得很顽固吗？其实周福成的色厉内荏没啥用，早在东野部队迫近沈阳之前，第53军的中高级军官们，已经纷纷在私下里联系解放军，要求起义。

其中态度最积极的，便是第53军第130师的师长王理寰少将。东北军系统的第53军时辖三个师，分别是第116师、第130师和暂编第30师。

前面两个当然是主力师，而116师此前驻防铁岭，已被我12纵全部歼灭，因此王理寰的第130师，已成为第53军的骨干部队。

东北讲武堂北平分校毕业的王理寰，算是东北军的老人了，厌战思想久矣，早在1948年初，同样是东北军出身的吕正操将军，就托53军被俘军官捎信给王理寰，劝他在合适的机会毅然战场起义。

在廖兵团被歼的消息传来后，沈阳守军的人心大乱，王理寰师长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立即组织一批可靠军官开会，商量举行起义，10月29日该师就派出一名参谋，联系到了解放军独立2师，得到了管松涛师长的肯定和欢迎。

于是在钟伟纵队、刘震纵队兵临城下的10月31日，第130师就在城内开始张贴起义标语，王理寰下令各团布置好市区警戒，维持好市面秩序，保护工厂和物资，只能解放军前来接收，因此第53军的这个主力师未放一枪。

而隶属于新一军的暂编第53师，同样也在寻求起义的机会，该师虽然名义上是精锐新一军的部队，其实是以辽宁地区的保安纵队升格而来，妥妥的杂牌，师长许赓扬也是东北军出身，早就打定主意不再做无谓的抵抗。

因此暂53师也在10月29日，派出代表出城联系解放军，找到的恰巧也是我辽北军区独立2师，于是汇报情况并要求起义，第二天辽北军区即派出干部随暂53师代表入城，讨论起义细节并进行接收工作。

也就是说，辽北军区一下子就接受了敌人两个主力师的起义，为顺利解放沈阳做出了很大贡献，辽北军区政委陶铸，为此曾专电林罗刘首长，汇报了第130师和暂53师要求起义的情况，请野司核准。

不料野司对此却并不满意。林罗刘首长认为，在东北野战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沈阳守敌很快就会土崩瓦解，此时不赞成接受什么起义，而应通通以“投诚”或者“反正”来对待。

为此，野战军司令部还专电西柏坡请示，军委亦持同样意见，然而前线的局势发展太快，野司刚刚收到西柏坡的回电，辽北军区接受起义和接收城市工作已经开始，再下达不准起义的命令，显然来不及了。

林罗刘哭笑不得，只好回电军委表示：“辽北军区不待我们批准，已经答应，造成既成事实”。

四、其他守敌的缴械浪潮

正规军第130师和暂53师宣布起义后，自然也影响到了其他守军部队，四个杂牌的“守备总队”不甘落后，把人员武器集中起来拒不参战，而是派员上街，联系进入沈阳城的解放军要求投诚。

比如第二守备总队的少将总队长秦祥征，就亲自在街头迎候解放军的到来，一见到我军干部就说：

“你们今天来缴（枪）也行，明天来缴也行，反正我们等着就是”，所以到了11月1日的中午以后，大街上再也听不到一声枪响。

纷纷投诚的还包括“东北剿总”直辖的特种兵部队，比如重炮第11团全体官兵，将18门美式155毫米榴炮保护看管好。

解放军一到就报告说：“这是国家的财产，现在要交给国家了，美国送给老蒋最大的炮，就这36门，那18门在辽西已被你们缴获了”。

（解放军攻入沈阳南站）

解放军某部的几名战士，冲进了“剿总”直属的战车团大院里，端枪大喝不许动，却惊讶地发现全团官兵已列队完毕，站在坦克和装甲车旁边齐声回答：“我们早就不动了，车子、武器都在这里啦”。

起义的起义，投诚的投诚，因此沈阳的解放非常顺利，这也是刘震、钟伟等司令员感到意外的真实原因所在。最后唯一不肯放下武器的，则是沈阳守军的最高指挥官：第八兵团司令兼53军军长周福成。

1948年10月31日的傍晚，王理寰、秦征祥等人组织了“和平解放沈阳委员会”，并赶到兵团司令部，也劝说周福成一起起义。

周的态度非常顽固，公然叫嚣要搞什么“焦土抗战”，王理圜急了，怒斥说：“今天沈阳市内全体百姓和军队、警察，连你自己掌握的部队在内，完全同意解放军入城，你个人能起多大作用”？

周福成兀自大喊：谁敢？王理寰正色道：“大势已去，不能再打，我这一师不愿当替死鬼，决定放下武器”。

（远征军时期的周福成）

副军长和其他几位高级军官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周福成眼见众叛亲离，像泄气的皮球一样颓坐下去，但是仍然不肯参加起义。为了防止周福成捣乱，王理寰命人将其带离司令部大楼，送到一座银行的楼里看管起来。

周福成曾在最后时刻的10月30日晚上，给南京发了一封急电：“大总统亲鉴：王理寰已叛乱，现正解决中，如何再陈，53A周福成”，之后就再无音信了，据说被押送到银行大楼后“卧床蒙头大哭”。

死硬就死硬到底呗？还真不是，11月2日上午，东野2纵6师16团的一连长黄达宜，率全连搜索前进中，到达这座名为“世合公”的银行大楼前。

指战员们发现银行门外坐着许多溃兵，手枪步枪扔了一地，黄连长问当官的在哪？这些兵指指楼上。

解放军战士冲进大楼，一个中等个头的高级军官走出来说：“我是周福成，我们正在跟你们商量投诚事宜”。

黄连长也不知道周福成是干嘛的，只是觉得很可笑：“都什么时候了，还联系投诚，你还是先当俘虏吧”！

周福成因此被作为战俘收押，送往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改造学习，1953年3月9日获释，同年在哈尔滨去世。

（缴获的装甲车）

五、东北全境解放

解放军全面控制沈阳以后，由于参加起义和投诚的军官实在太多，并且这些军官还都要求我军予以保护，于是征用了四家旅馆临时开辟为“解放军官招待所”，以安置大批的将校级军官。

东总非常重视这项工作，特命随后赶到的3纵政委罗舜初专门处理，罗政委经过认真调查，宣布了我军的政策：

除周福成等少数人移送哈尔滨外，其他人在半个月时间里先后就地释放，发放路费允许回家。

至于放下武器的第53军、新一军暂53师等部队，处理方法跟长春的新七军相同：各部队开出沈阳市区，在指定地点接受我军的整编和改造，清洗掉一批不良官兵后，大部分补入东野各部。

林罗刘首长还专电沈阳前线，要求坚决消灭拒绝放下武器的第207师，同时缉拿师长戴朴，电文指出：“查207师师长戴朴极端反动，已令其部署焚烧物资，望各部注意清查逮捕，以便在战后依法处办”！

可惜的是，戴朴发现大势已去后，已经化装潜逃，没有抓住。而207师的两个旅基本就歼，残部逃到苏家屯，企图以假投降的方式继续逃跑，被12纵发现后全部歼灭，至此，东北战场最顽固的一股敌人灰飞烟灭。

沈阳之战，只持续到1948年11月2日的晚上，东北野战军仅用不到48小时，即全部解放沈阳，总计歼灭敌军一个“剿总”总司令部、一个兵团部、两个军部、7个师又3个骑兵旅，以及大批保安部队和警察共134500余人。

战场缴获各种火炮1685门、轻重机枪4811挺、各类长短枪71383支、坦克43辆、装甲车114辆、汽车841辆以及大批军用物资，俘虏和接受起义的将级军官，计有周福成以下106人，沈阳之战取得完胜。

而沈阳的解放，也标志着东北全境的敌人已经肃清，东北解放战争历经三年多，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