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元年（1662年），对于胶东半岛而言，可谓多事之秋。

当年广为人知的一件大事，就是清廷派遣大军围攻栖霞锯齿山（牙山）上的于七。

康熙元年（康熙元年是公元多少年）

实际上，根据《登州府志》的记载，早在此前一年的年底，清军就已经在牙山脚下摆好阵势。只不过由于牙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双方相持了两月之久，一直到康熙元年的春天，战事才有了分晓——在力不能支的情况下，于七选择突围，其牙山大本营落入了清军的手中。

“牙山之战”，诚然是清初胶东历史上的大事，史志资料对此着墨甚多。不过，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主角”效应，使得当年所发生的另外一件大事，很容易被人们忽视。这件大事，就是康熙元年的登州府疫情。

关于此事，在《登州府志?祥异》以及相应的县志当中有所提及。从目前查到的资料来看，福山县、莱阳县和宁海州，是当时登州府辖区内受影响比较大的三个州县。

其中，福山县的记载是“是年大疫，人死者众，虽亲知不及吊问。”莱阳县的记载是：“康熙元年夏四月，大疫，人死者众。”而宁海州的记载与两者大体相仿。

以上记载虽然都很简略，但字里行间所呈现出的景象，却是相当可怕的。在科技和卫生条件相对发达的今天，人们面对疫情都不敢大意，更何况是在比较落后的古代。因此，这无疑是康熙元年胶东半岛的一件大事。

受时代所限，在发生疫情之后，古人很难追溯它的源头，而只能通过一些伴生现象来概括之。比如“大战之后必有大疫”、“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这两句话。

按照现代的视角，大战和大灾之后之所以容易发生疫情，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大战和大灾都会导致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员在同一地点大量聚集；第二，大战和大灾中都会出现很多死亡的情况，并且尸体难以及时安葬。很显然，在这两种情况下，细菌病毒就变得容易传播，从而导致大的疫情发生。

而结合历史背景来看，康熙元年登州府发生的疫情，很有可能是开头所提到的“牙山之战”的连锁反应。

当时，为了攻打于七，清廷任命济席哈为靖东将军，带领包括八旗军在内的数省兵马进驻胶东半岛，总兵力保守估计也应在万人以上。一下子有这么多外来人口涌入，一待就是好几个月的时间，很容易打破当地原本就脆弱的生活体系，食品供应、医疗保障都会产生很大的压力。

而在战争过程中以及结束之后，也多有死难者。以莱阳县为例，《登州府志》载：“有谓莱阳同恶者众，欲悉诛之。知县邹知新力陈于三大帅，保全甚多，然尤戮数百人。”

莱阳县城在于七第二次反清时期并没有作为战场，死难者就有如此之多。而福山县城和宁海州城中间都曾被围攻过，战场近在城郊，其影响更可想而知。

看到这里，或许有的朋友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如果说康熙元年这次疫情与战争有关，那么栖霞县作为主战场按理受影响会更大，为何上面没有提到？”

其实，这个疑问并不难解答。因为，在康熙元年，大多数栖霞人已经处在“欲哭无泪”的状态下。清代后世修志者在回忆那一年时，而只是写了这样几个字：“康熙元年正月，太白经天。”

在传统观念中，正月的事情可预示着全年的走势，而“太白经天”的天象又意味着“大灾大乱”。或许当年栖霞之惨状，修志者也不忍详细描述，故以此隐晦暗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