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泽东与黄炎培亲切交谈。

黄炎培是民建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卓越领导人，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黄炎培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一起提出了要求国民党早日结束一党专制、实施宪政的提案。1938年5月，黄炎培在武汉出席国民参政会期间，第一次和周恩来见面，畅谈抗战形势。在那次参政会上，他还结识了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博古）、邓颖超等共产党参议员。从此他们经常往来，深切长谈，建立了诚挚的友谊。

黄培炎（黄炎培的人生简介）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共产党与国民党究竟“谁得国人信仰”，是黄炎培和一些人想弄清楚的问题。1945年6月，黄炎培等人联合致电毛泽东，表示愿意促成国共两党恢复商谈，解决国内团结问题。中共欢迎他们来延安商谈国事，1945年7月初，黄炎培与国民参政员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一行，从重庆飞抵延安访问。黄炎培目睹延安的施政措施和大生产成就，广泛会见了中共领导人，又与毛泽东促膝长谈。

在谈到中国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时，黄炎培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毛泽东的一席话，让黄炎培为之精神振奋，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就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黄炎培与毛泽东关于“周期律”和民主的对话，至今仍脍炙人口，引人深思。回重庆后，黄炎培写了《延安归来》一书，真实地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方针政策和大生产成就，揭穿了国民党的种种谣言。

在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前5天，即1946年1月26日，正当黄炎培参加和平建国纲领组的第八次会议讨论时，国民党军警宪特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黄炎培的寓所“菁园”，控制了电话，封锁了通道，捆绑了寓所的工作人员，翻箱倒柜，大肆搜查。黄炎培寓所被搜查的事件发生后，中共代表团首先向黄表示慰问和支持。第二天《新华日报》以《军警宪兵特务竟搜查黄炎培住宅》的大字标题，详细报道暴行真相；同时发表《实现人民身体和居住自由》的社论，严正抨击国民党政府违背“四项诺言”的行径。终于，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正式向黄炎培道歉。政协会议后，黄炎培往来沪宁间，协助国共两党继续进行和谈，维护政协五项协议，抵制国民党一党召集非法国民大会。

1949年2月，黄炎培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潜走香港，转道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而就在这个时刻，他的次子黄竞武于5月12日在上海被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逮捕，并于18日凌晨惨遭杀害。黄炎培对此感觉悲痛难当，但他立场坚定，顾全大局，向对他表示慰问的中共领导人陈毅等表示：“儿子竞武遭难，赐电齿及，不胜哀感。竞武仅一专门技术人员，只因为民主服务，惨遭杀害，亦可云求仁得仁。炎培虽老未衰，尤愿随诸先生后，对人民革命更加努力，以补诸先生对此儿已绝之期望，敬此道谢！”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黄炎培代表民主建国会出席新政协，被推为负责草拟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小组副组长。其后，黄炎培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后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时担任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

民建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候补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合影。

黄炎培在《为参加行政工作一封公开信》中说：“我自从参加人民政协，就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了政务院工作。三十三年来给我官不做的我，现在怎么做起来呢？这点愿向诸位说明一下：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