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读完《水浒传》的读者，看完《水浒传》电视剧的观众，心里总是惋惜不已。梁山108将，兵强马壮，自己单干不行，为什么要招安？

数百年来，无数读者都想不通，作者为什么要安排这么个结局。

包括弹幕大神、键盘侠金圣叹先生都认为：水浒里的好汉们，不应该招安，更不能被剿灭，而是应该快活地啸聚山林，替天行道。他认为应该是这种结局，于是他点评的《水浒传》以梁山好汉排座次结尾。

宋江为何要招安（水浒传中宋江为何要招安）

数百年来，无数人对宋江的招安行为进行过解读，给出了很多理由。

例如，鲍鹏山老师在《百家讲坛》品读《水浒传》时，给出了他的理解：

首先，梁山没有政治资本。他们没有坚强的组织，不具备发动群众的能力，不代表农民阶层的利益，连“均田地、开粮仓、废徭役”之类的口号都没有，更何谈政治主张和政治目标，因此起义不可能取得成功。

其次，梁山没有道德资本。众位好汉的出身，大多是流氓、罪犯、拦路抢劫的、杀人越货的、朝廷战败的降将，这些人经不起道德的检验。梁山发家靠打家劫舍，发展壮大靠招降纳叛，是不道德的积累。

最后，梁山缺少文化能力。梁山好汉大多数都是文盲，不会宣传更拿不出像样的制度；宋江、吴用都属于团队的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做一个反对派，都很勉强。

因此，他得出结论：梁山不可能管理一个国家，宋江不可能做皇帝。

随着越来越多的朝廷降将、地方豪强、地主名流加入梁山，众好汉有了更高的追求：好汉们有了自我实现的需求，不可能一辈子做强盗。事业若无发展，梁山若无目标，躲在一洼之水，坐吃山空，必然走向灭亡。

于是，只剩下了招安一条路。

鲍老师的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是细一分析，其实也有站不住脚的地方。

历史上，陈胜吴广，张角张宝，翟让李密，王仙芝黄巢……这些人起义，他们一开始也没有政治资本、道德资本。这些人有的是罪犯，有的是神棍，有的是朝廷的叛徒，谈不上道德有多高尚，文化水平有多高明。和《水浒传》中的宋江比起来，他们也没有强到哪里去。就连宋江自己也是这么觉得的，因此在浔阳楼上写下“敢笑黄巢不丈夫。”

而从宋江这句诗，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想要比黄巢做得更大、更强的。那为什么他又会“莫名其妙”地选择招安，而后心甘情愿地受蔡京、高俅、童贯、杨戬“四贼”的驱使，没有一丁点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意思，反而舍命替朝廷征战辽国、征讨方腊，兄弟们伤亡殆尽，最后自己也被朝廷赐毒酒，全伙统统覆灭呢？

一群血性方刚的英雄好汉，进入体制内，转瞬就奴性大爆发，在奸臣“以寇制寇，以贼灭贼”的计策里，充当炮灰，一次又一次，居然没有一个好汉跳出来反对。他们每一次“领任务”，都是大喜，很乐意接受贪官污吏们的支配与迫害。这与他们上梁山之前的鲜明个性，天差地别，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因此，关于《水浒传》一书的主旨，也让人十分迷茫。它既不是反抗封建压迫，又不是行侠仗义，更不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于是，鲍鹏山老师说，《水浒传》的主旨是“安身立命”，宋江要带着兄弟们找一个适合生存的归宿。

而在当时皇帝昏庸、“四贼”秉政、吏治腐败的社会中，黑暗腐朽的朝廷显然不是一个好的去处。“安身立命”最好的地方就是水泊梁山。

基于这么多的矛盾、悖论，所以“招安”这个答案，只能从作者施耐庵身上去找寻。

施耐庵生活在元末明初，做过三年元朝的官，因为受不了元朝森严的等级制度，以及上司达鲁花赤的欺凌，愤而辞官，隐居乡里，专心写书。

当时的社会里，蒙古人统治汉人。习惯于农耕生活的汉人，就像是绵阳一样，被游牧民族压迫，饿殍千里，民不聊生。

施耐庵预感到大乱将至，于是拿起笔来，呼吁人们起身反抗；哪怕是激起汉人心里那已经被程朱理学、封建礼教几乎消磨殆尽的那一丁点的血性和反抗意识。

因此，《水浒传》原著里，有很多地方渲染暴力，赞美阳刚、野蛮、血性。施耐庵想要黎民以梁山好汉的暴力、血性、尚武，代替赵宋以来柔弱无骨、恪守纲常、扭捏奴性的现状。

书中的武松、林冲、李逵……一个个敢跳起来杀人的，就是好汉，哪怕是柔弱书生宋江，杀阎婆惜也是狠辣歹毒，眼睛都不眨一下。

梁启超曾说：“施耐庵之著《水浒传》，因外族闯入中原，痛切陆沉之祸，以雄大笔，作壮伟文，鼓吹武德，提振侠风，以为排外之起点。”

这一点从《水浒传》的原名《江湖豪客传》就可以看出。施耐庵是尚侠的，他期望唤醒民众以牙还牙，以暴制暴。实际上，他本人还参加了元末农民起义，做过张士诚的幕僚。

相传，当时有人看了《江湖豪客传》的书稿，就预言：“足以亡元矣。”可见原书的煽动性。

朱元璋统一天下，建立明朝之后，社会逐渐安定。时代变了，《江湖豪客传》的问题也就来了。

自古治世都是“侠以武犯禁”。相传朱元璋看了《江湖豪客传》的抄本后，很生气，不和谐的内容让他大为恼火，当即下诏：“此倡乱之书也。此人胸中定有逆谋，不除之，贻患”。于是下令逮捕了施耐庵，将他关进天牢一年之久。

后经多方周旋，施耐庵免于一死，于洪武三年出狱。回乡途中，不幸染病而亡。

施耐庵死后，其弟子罗贯中不甘心老师一辈子的心血，沦为“禁书”，湮没在历史尘埃中，因此他将施耐庵的遗作加以整理、增删成书。故后人曰：“《水浒传》是施耐庵本，罗贯中编次。”

罗贯中在《江湖豪客传》原稿上生硬地植入了与原文风格大相径庭的几十回，对原稿中的“反动”文字进行了删减，再冠以“忠义”的主题，并更换了名字，改作《水浒传》，才使著作得以出版。虽然破坏了原作，但是书终归是保留了下来。否则，便没了今天的《水浒传》。

因此，《水浒传》后半部分的招安、忠义部分，其实是被当局“和谐”了的结果。

中国古典名著的通病就是“半部精彩”，其原因也就在此，因为名著的后半部分，往往说的是封建专制社会里最现实、最敏感、最为统治阶级忌讳的东西，为了出版，只能阉割、修改。

这里面有着太多的心酸和无奈。

因此许多人读罢《水浒传》，了解到施耐庵本人一生的经历后，难免心生感慨：宋江在宋江的江湖里，身不由己；施耐庵在施耐庵的江湖里，也是身不由已；而我们在我们的江湖里，又何尝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