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在得知萧军出轨了好友之妻许粤华后，萧红伤心不已，她带走所有珍贵的物品，去了北平，准备在那定居。

可这时，萧军又写信来示好，萧红又燃起了希望，只是她仍旧不愿回上海那个伤心地。

不久，好友舒群也去了北平。面对旧友，萧红把自己的伤痛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有一天晚上，两人甚至聊天到天亮。

作家萧红的介绍（萧红的介绍50字以内）

萧红与萧军

那时，这段感情对萧军来说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因为担心萧红会爱上舒群，他写信给萧红：

萧红拿到信后，竟真的立马回了上海。看到这里，也许很多人就会说，萧红爱得太卑微了。

但事实上，萧红回上海，并非出自爱，而是害怕萧军的那句“恐旧病复发”，那这“病”究竟是什么病？

萧红在日本期间，许广平曾对萧军说：“萧红看你很苦恼,怕你犯原先那病。”萧军回答：“获得性是容易的，获得爱情是难的。”

由此可见，这里说的“病”就是指“性”，这个“病”和萧军信中说的“旧病”一脉相承。

食色性也，性生活是夫妻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为何萧红要称之为“病”呢？答案或许是萧军的欲望过剩，甚至是泛滥。萧红一听说萧军“旧病复发”，便不管不顾地回到了上海，就是害怕萧军因“病”再次出轨。

作为中国文坛第一批女作家，萧红的成名不仅因为她的作品，更因为她充满悲剧色彩的感情生活，她曾两次怀孕再嫁，甚至在去世前一个月还想着离婚再嫁，其中最让人费解的有两段情。

一段是萧红和萧军的感情，两人一见钟情，认识24小时就确定关系。当时萧红怀着孕被困东兴顺旅馆，萧军将她救出来并与之同居6年，这段感情一度被奉为爱情传奇。

奇怪的是，如果两人的真的感情深厚，为何在同居6年间，萧军或精神或肉体出轨了5个人，两人还因为“性”矛盾重重？

另一段是萧红和端木蕻良的婚姻，两人结婚时，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在萧红生命最后时光，端木竟然抛下病妻离开，被逼无奈的萧红只得把希望寄托在骆宾基身上，临终前一个月还想离婚嫁给骆宾基。

这样看来端木是个渣男，可奇怪的是，端木在萧红去世18年后才再娶，并且每年都在清明节写诗悼念萧红，当被问及和萧红的往事时，他委屈地痛哭流涕，这又是为什么呢？

当我真正走进萧红的情感世界，才发现二萧的结合从来不是因为爱情，而是需求互换；端木也并非渣男，反而是最爱萧红的人。萧红在情感上一直是主动方，她的选择从来是基于现实的需求，并非传言中那样浪漫悲情。

1932年3月，身怀六甲的萧红给《国际协报》的主编裴馨园写信求助，她在信中诉说了自己的悲惨遭遇：

不久前，萧红肚里孩子的父亲，也就是她的未婚夫汪恩甲，以回家拿钱为由离开了，那之后便再也没出现过。而两人欠着旅店老板400元债务，如今萧红无力偿还，不仅被老板关在阁楼里，还随时可能被卖掉抵债。

裴馨园决定帮助萧红，第二天就带着孟希等4人去探望萧红，他曾叫同事萧军同去，但对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称自己是个“一无所有的人。”

萧军并没说谎，他家境贫寒，早年当过几次兵，但都因为性格冲动被开除。1932年，哈尔滨被日军攻陷，萧军把妻女送回老家，全身投入文学抗日中。

可那时发表文章没有稿酬，萧军不仅没实现理想，还过上了三餐不继的生活。好在裴馨园请他为《国际协报》供稿，才得以维持基本生活。

几天后，萧红打电话到报社找裴馨园，对方不在，是萧军接的电话。可萧军并没有继续交谈，而是匆匆挂了电话。

次日，萧红又打电话过来，希望裴馨园借几本书给她，裴馨园当天没空，就写了一封信，让萧军走一趟。

1932年7月13日黄昏，萧军到了哈尔滨的东兴顺旅馆，见到了头发披散，脸色苍白的萧红。借助昏暗的灯光，他看到萧红有明显的白发，浑圆的孕肚也十分扎眼。

萧军径直走进房间，把书和信递给了萧红。裴馨园在信中介绍了萧军，看完信后，萧红激动地说：“原来你就是三郎先生，我刚刚正在读你的文章。”

萧红却激动地说：“我们谈一谈……好吗？”

萧军迟疑了一下，说：“好，请您谈吧。”

随后，萧红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这期间，萧军心不在焉地拿起床上的几张信纸看了看，当他看到萧红写的字和诗后，突然激动地问：“这些都是你写的吗？”

萧红不好意思地说：“是的。”

随后，两人开始正式交谈，他们谈到童年，谈到兴趣爱好。萧红问萧军：“你对于爱的哲学是怎样解释的？”

萧军答道：“谈什么哲学。爱便爱，不爱便丢开！”

当谈及男人时，萧红说：“男人梳得光光的发，卖弄着肉麻的廉价温柔。还不如青楼的女人，能使人感到些爱怜！”

离奇的相遇，英雄救美的情节，这些元素都说明两人是一见钟情的真爱。

但仔细一想，总觉得哪里不对。在二萧见面之前，萧军一连3次拒绝帮助萧红，可见他并不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两人见面之后，萧军是准备立马离开的，可见他也没被萧红的外貌所吸引，何况萧红本就不是美女，当时还有孕在身。

直到看到萧红的字和诗，他突然觉得对方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子”。这样看来，萧军似乎是被萧红的文采所打动，我们看看当时的诗：

那边清溪唱着:姑娘啊!

春天到了。

去年在北平,

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

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事实上，这首诗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比较好的习作，绝对不至于让萧军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想要探究真相，不要听当事人怎么说，要看当事人怎么做。

那些描写二萧是因为爱情走到一起的文字，大都出自于1978年萧军写的《我与萧红六年来由相识、相结到诀别简要过程》。在书中，萧军不仅把两人描述成一见钟情，还把自己塑造成拯救萧红的英雄，很显然，这有自我美化的成分。

相对而言，萧军写于1932年12月的纪实性文学《烛心》更有可信度，文中写道：“两人的相爱只花了24小时，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暗示两人在认识第二天就发生了关系。

萧红在两人热恋期间曾写下多首情诗，其中《春曲》的后四首更是充满了性暗示。

后来，萧红逃出旅店，寄居在裴馨园家，萧军天天来探望，两人经常关起门亲密。裴太太看不惯，借故敲打两人，萧军还因此和裴馨园闹翻了。

人的行为是由内在需求决定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的需求分为五大层次，它们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这些需求由低到高排列，只有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人们才会进一步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

按照马斯洛的理论，当时的二萧都处在第一层次，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包括：呼吸、水、食物、睡眠、生理平衡和性。

萧红作为一个弃妇，不仅身怀六甲，还欠了一大笔债，随时面临被卖的危险，这样的她最迫切的需求就是活下去，而萧军就是她活下去的希望。

当时的萧军堪堪温饱，自然也没心情恋爱，对于一个结婚10年且妻子不在身边的男人来说，性无疑是在温饱之后，他最迫切的生理需求。

萧红很聪明，她深知想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就要提供对方需要的价值，即满足对方的需求。

所以，当萧军送完书就准备走时，她主动要求谈一谈。从两人谈的“爱的哲学”和“男人”话题，以及萧红写的情诗，我们可以知道，萧红的言论是大胆的、挑逗的。

女追男隔层纱，仅仅两个晚上，二萧就结合在一起。萧红是为了活下去，萧军则是为了身体的欲望。两人的结合并不是因为爱情，而是需求互换。

只不过，萧红满足了萧军的需求，萧军却无法满足萧红的需求。因为他根本没有能力帮助萧红，更何况400元的欠债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

所以，萧军说的英雄救美在现实生活中也没发生，甚至在两人相恋的第三天，他就开始打退堂鼓，萧军在《烛心》中写道：

可萧红怎么可能同意，毕竟萧军是她最后的救命稻草。就在这场恋情陷入僵局时，一场洪水打破了困境。

1932年8月，哈尔滨突发洪水，所有人陷入了一片汪洋。萧红苦苦等了3天，萧军仍旧没来救她，最后，她只得自己偷偷上一艘运送木材的船逃离。

方未艾回忆，萧军是因为忙着帮生病的老裴发稿费才耽误了去救萧红。萧红在《弃儿》中说，萧军是因为当铺关门，没筹到去救自己的1元经费耽误了时间，因为他仅剩的5毛钱，在去当铺的路上买了一条新皮带。

虽然方未艾和萧红的说法大相径庭，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萧军心里，无论是帮同事发稿费，还是买一条新皮带，都比去救萧红更重要。

可萧红没有选择，在逃离旅馆后，她不得不按照之前萧军留下的地址，找到了裴馨园家。

当看到裴馨园家里的萧红时，萧军也只能接受，更何况，萧红的逃离意味着那400元的巨额债务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多年后，萧军把两人的结合披上了爱情的外衣，甚至还强调自己是拯救萧红的英雄。这无非是想掩饰曾经的懦弱和不负责，更不愿意承认自己曾落魄到要和一个孕妇做交换。

有人说，二萧本来就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合，这样的关系势必难以长久。可事实上，一段婚姻能否长久稳定，和爱情没有太大关系，关键还是看夫妻双方的价值能否对等。

前文提到，人们选择婚恋对象都是基于内在需求做决定，对方的需求就是你能提供的价值。婚姻就像是一桩生意，只有价值对等，各取所需才能长久。纵观二萧6年的同居，两人的关系大概分为三个阶段：

二萧重逢后曾短暂寄居在裴馨园家，不久后萧红生产住院，因为付不起医药费，医生不予理会。萧军提刀威胁，萧红这才在医生的帮助下生下了一个女儿，可当时二萧本就自身难保，只能忍痛把孩子送给别人抚养。

萧军和裴馨园闹翻后，又失去了《国际协报》的工作，两人拿着仅剩的5元钱住进了欧罗巴旅馆。紧接着，他们迎来了难以忍受的寒冬，就在两人濒临崩溃时，萧军找到一个家教的工作,结束了三餐不继的生活，但依旧十分拮据。

后来,裴馨园被革职,萧军应邀再度为《国际协报》撰稿。这期间，萧红也在萧军的鼓励下,开始了文学创作，并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走上了创作之路。

这段时期，萧军以他的野蛮和男人气，让萧红顺利度过了生产的危难，熬过了艰苦的寒冬，甚至还走上文学创造的道路，这极大地满足了萧红的生理需求。因此，萧红非常依赖这段关系，常以萧军妻子自居。

此时的萧军也称萧红为“妻子”，可见这一时期，萧红也满足了萧军对婚姻的生理需求。两人价值对等，互相满意，故而度过了难得的蜜月期。

在哈尔滨同居后期，二萧发布的文章越来越多，生活也慢慢有了转机，可两人的感情却频现危机。

萧军生性多情，在哈尔滨期间,他的感情里至少出现过敏子、玛丽、汪林以及陈涓四个女人的身影。萧红还没想好该如何应对，时代就推着两人继续往前走了。

1933年10月，萧军和萧红发表的《跋涉》揭露了日伪的黑暗统治，为了躲避迫害，二萧南下去了上海。

1935年，萧红在上海写下《生死场》，鲁迅大赞她是最有潜力的女作家，并为之作序，萧红一夜成名。不久前，萧军也凭《八月的乡村》打响了名号，自此，二萧在上海滩立住了脚跟。

1936年春，萧军曾在哈尔滨追求过的玛丽和陈涓先后来到上海，萧军对两人的再次追求深深刺痛了萧红。其中，对二萧的感情影响最深的当属陈涓。

那时，已为人妻的陈涓来上海探亲。萧军经常去看陈涓，并各种示爱。三个月后，陈涓受到丈夫的催促要回家，临行前一晚，萧军妄图做最后的告白，却发现陈涓竟和别的男人有约，这才主动放弃了。

枕边人变了心，另一半不可能没察觉，萧红的痛苦无处排解，只能写下一首首失恋的诗。

7月，在黄源等朋友的建议下，二萧决定暂时分开一年，重新审视两人的关系，于是萧红远赴日本，投靠黄源的妻子许粤华，萧军则去青岛暂住。

到日本后，萧红和许粤华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一个月后，许粤华因家中有事，先行回了上海。三个月后，萧军回上海为鲁迅治丧。就是在这期间，萧军和许粤华走到了一起，并珠胎暗结。

二萧与黄源

萧军深知这次的恋情不好收场，常常借酒消愁。恰好萧红的弟弟张秀珂来了上海，他写信暗示姐姐：“萧军好像为了一件感情所激动。”

萧红立即意识到事情不对，1937年1月，萧红赶回上海，只不过她并没有找萧军算账，她以为这次又是精神出轨。

直到有一次，她去找许粤华，却碰到萧军在和许粤华夫妇在说话，她才知道萧军的恋爱对象竟是许粤华，且对方已经怀孕了。如今，三人正在讨论打胎事宜。

回家后，萧红什么都没说，她在等着萧军的真诚道歉。可萧军不仅没忏悔，反而天天跑去照顾刚做了人流手术的许粤华。

萧红忍不住和他吵了起来，萧军竟然暴力相向，有一次甚至把萧红的眼睛都打紫了。这之后，萧红先是离家出走，后又在1937年4月跑去北平住了一个月。

萧红在北平期间，就出现了文章开头那一幕，萧军为了让女友回上海，写信称“恐旧病复发”，结合当年许广平和萧军的谈话可知，这个“病”指的就是萧军过剩的欲望。

人们常常把二萧的分手归咎于性格不合，或责怪萧军太过滥情，又或认为是女强男弱的悲剧。其实，两人分崩离析，说到底还是因为萧军对婚姻、对妻子的需求没有被满足。

二萧分手40年后，年近70的萧军说：萧红没有妻性。所谓“妻性”无非就是：满足丈夫的身体需求、勤俭持家，生儿育女。

勤俭持家方面，萧红一直做得非常出色。萧红擅长缝制衣服，她曾缝制了一件俄式礼服，萧军穿上后格外帅气。不仅如此，萧红的厨艺也很不错，她做的饺子、油饼、俄式红汤格外好吃。

二萧分手时，萧军明知道萧红已经怀孕了，可还是同意了分手，可见这也不是萧军说的没有“妻性”。结合上文的“旧病复发”说，二人最大的矛盾或许在于身体需求，换句话说，两人的性生活不和谐。

二萧在鲁迅墓前

萧军会功夫,身体强健,好友形容他是“身散发着阳气和热力”。在萧军的人生中，他一共养育了8个子女。可他和萧红同居6年，也没采取任何避孕措施，萧红也只在分手前夕怀孕一次。

从萧红的诗和文字中可知，她对性的态度一贯都开放，不可能主观拒绝萧军，唯一的解释就是客观条件不允许。

萧红第一次怀孕时，长期饥寒交迫，生产后也没能好好修复身体，甚至烟酒无度，以至于留下许多隐疾，包括头痛、痛经、肺病。

鲁迅妻子许广平就曾表示萧红长期受妇科病的困扰，作家丁玲则曾预言：“萧红绝对不会长寿。”

萧红第一次受情伤远走日本时，就曾写过一份信，感叹自己和萧军在身体上的差异，大概的意思是：

当时萧军刚刚热烈追求过陈涓，可萧红不仅没指责男友，反而还“惭愧”。可见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成了两人感情的负担。

此外，在这段感情中，萧军明明屡次背叛萧红，可他却表现地满腹委屈：“六年中,我所付出的代价与辛苦,我所经受的苦痛与牺牲,又有谁能知道?!"

结合以上种种，这里说的痛苦与牺牲，或许就是指两人夫妻生活质量不高。

二萧在上海期间，虽然条件有所改善，但贫穷依旧是生活的底色。不管是萧红还是萧军，他们最迫切的需求一直停留在第一和第二层次，即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

很显然，萧红在这方面得到了很好满足，可萧军却没有被满足，特别是“身体上的需求”没有被满足，因此他才不断地向外求，以至于屡次出轨。

萧红接到萧军的信就回了上海，但两人的关系早已问题重重。萧军在日记中写道“我和吟的爱情如今是建筑在工作关系上了。”

不仅如此，萧军仍放不下许粤华，经常为她提供情感帮助。萧红当然无法忍受，萧军却理直气壮地指责她“小心眼，没有同情心。”

两人的矛盾扩散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连对写作的认知、作品的评价都截然不同，经常为此争得面红耳赤，萧军还打击萧红，批评她的作品。

萧红在西安

1937年8月，淞沪抗战开始，二萧从上海转至武汉。1938年1月,山西民族大学到武汉来招聘教师人才，萧军、萧红、端木、艾青、聂绀弩等人热烈响应，一行人于2月坐火车抵达临汾,准备在民大执教。

可战局迅速变化，众人只在临汾住了20天就不得不转移，可在这个节骨眼，萧军却决定要留下打游击战。

萧红非常反对，一方面她觉得萧军应该当作家而非战士，另一方面她已经怀孕了，不想萧军去犯险。

可萧军一意孤行，甚至还对萧红说：“还是各走各的路吧,如果再见面,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乐意在一起就永远分开。”

事已至此，萧红只能平静地说了句“好”。

两人就此分别，4月初，萧军跟随丁玲去了西安，萧红和端木蕻良正好也在西安。经过一个月的相处，萧红对端木好感加深，再见萧军时，萧红郑重地说：“三郎，我们永远分开吧。”至此，二萧彻底分手。

前文提到，当人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后，就会开始追求爱和归属、尊重以及自我价值。在二萧同居后期，两人的物质生活和安全感得到了满足，萧红就开始有了更高层次的需求。

可萧军无法满足萧红更高层次的需求，他不仅经常出轨，让萧红在情感上没有归属感，还经常在文学上故意批评萧红，萧军晚年的时候都说自己对萧红的批评近乎“精神虐待”。

由此可见，二萧的感情并没有世人想象中那样浪漫。两人因需求互换而结合，又因不能满足对方的需求而分开，所有选择都是现实所迫。

1936年，端木蕻良在上海发表了《爷爷为什么不吃高梁粥》、《嘴鹭湖的忧郁》等小说，同为东北作家，二萧很快就和端木成了朋友。

在武汉时期，端木蕻良应萧军的邀请来到武汉,与二萧住在一起。此时，萧军经常打击贬低萧红的作品,而端木却对萧红的作品赞誉有加，三人关系微妙。

后来，萧军为了去打游击而丢下已经怀孕的萧红，这让萧红彻底失望，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端木。

二萧正式分手一个月后，萧军热烈追求18岁的王德芬，两人火速走到一起，并在一个月后就订婚了。1938年5月下旬，萧红和端木在汉口也举行了婚礼。

萧红和端木

婚礼上，萧红说：我对端木没有太高的要求，只希望我们能不吵架，没有不忠和讥笑，能够互相谅解和爱护。

许多人因为这番话，断定萧红嫁给端木是不得已的选择，毕竟她当时有孕在身。事实上，这段话恰好证明端木是符合萧红对婚姻的需求的，她说的“没有不忠和讥笑”、“互相谅解爱护”，正是她渴望的归属感和尊重。

早在1936年第一次见到萧红时，端木就已经对她一见钟情。端木晚年曾这样评价萧红：

“她从不做作，她的文章和做人都有魅力。”

端木蕻良

如果不是真心喜欢，断然说不出这么多真诚的赞美之词。由此可见，端木的出现，满足了萧红长期没有归属感的情感需求。

不仅如此，端木总是大胆赞美萧红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相对于在萧军那里得到的贬低和批评，端木让萧红得到了尊重和认可，自我价值得以实现。

萧红去世后不久，有一次，端木和骆宾基吵了起来，孙陵去劝架，骆宾基怒斥端木无情冷漠，不仅在萧红病重时抛下她，还在追求周鲸文的小姨子。说到激动时，骆宾基又道：“萧红和端木离婚了，萧红答应病好了后就嫁给我。”

孙陵不信，骆宾基还补充道：“是真的，她说她爱我。”面对骆宾基爆料，端木却不愿承认，还称“一个肺病四期的人怎么谈恋爱，又不能拥抱，又不能接吻”。事实究竟如何呢？

萧红和端木婚后不久，武汉局势恶化，1938年8月，两人先后前往重庆。不久后，萧红生下一个男孩，只是3天后就夭折了。

端木在重庆找了一份大学教授的兼职，两人过了一段幸福快乐的日子。当时的萧红脸色白里透红，十分漂亮。爱情是女人最好的护肤品，想必是真的很幸福，萧红的状态才会这么好。

萧红在重庆

1939年12月，日军开始轰炸重庆，萧红的病情也显现出来了。朋友形容她“瘦了很多，抬着肩膀缩着脖子，不像个28岁的少妇。”为了让萧红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写作及疗养，两人去了香港。

1940年1月，萧红和端木抵达香港，之后，两人在港生活了两年，直至萧红去世。端木欲丢下萧红独自突围回内地，出自骆宾基的《萧红小传》，骆宾基在书中这样回忆：

1941年12月，珍珠港战役爆发，香港岌岌可危。当时端木正在主持《时代文学》的编务，无暇照顾病弱的萧红，因此请来萧红弟弟的好友骆宾基暂时照顾萧红。

12月8日，因为战争爆发，萧红十分恐惧，紧拉着端木的手不让他离开。为了躲避战乱，端木和萧红在骆宾基的帮助下连夜搬家。

骆宾基

途中，端木有事先行离开了，最后由骆宾基把萧红送到了思豪酒店，骆宾基完成任务后，准备就此告别。这时端木还没回来，萧红却平静地说：“他是不会再来了，我们从此分手，各走各的了。”

萧红解释道：“他要突围，小包都收拾好了。”

骆宾基虽然对萧红的遭遇十分同情，但他还是坚持要回九龙取稿子。这时，萧红哽咽着说：“难道一个病重的朋友,她的性命还不及你的那些衣物珍贵?”

“当然不是这样的!”骆宾基低声辩解着。

接下来，萧红先是以为文坛做过贡献的作家身份，请求骆宾基送自己回上海，随后又把自己悲惨的身世和感情生活和盘托出。在这之前，萧红从来都忌讳谈论自己的隐私，这样做无疑是在向骆宾基示好。

也许是真的爱上了萧红，也许是被她的才华所倾倒，总之骆宾基留了下来。

按照骆宾基的说法，端木不辞而别后就再也没出现过，那之后，一直是骆宾基陪在萧红身边，直至她去世。

可事实上，端木并没有“突围”回内地，只是“失踪”了几天。随后又回来和骆宾基一起照顾萧红，直到处理好萧红的后事才离开香港。端木的好友周鲸文表示，当时端木确实有突围的打算，但却因为萧红的病放弃了。

影视剧中病重的萧红

其次，萧红的态度也很奇怪。当时她已经半年不良于行了，又缝战乱时期，前一天，她还拉着端木的手恋恋不舍。后一天，她却对端木的离开非常淡漠，甚至连最基本的愤怒也没有，这既不合常理，也不符合萧红的个性。

1980年，美国学者曾采访端木，当被问及这段经历时，端木竟放声痛哭，由此可见，这件事对他的伤害颇大。

直到2009年，端木去世十几年后，其妻钟耀群才说出了真相：12月9日那天，端木先行离开是为了去探望好友柳亚子重伤的妻子，柳亚子还给了端木40美金，以备不时之需。

12月10日，端木去酒店找过萧红，只因他发现了骆宾基和萧红的私情，这才愤然离去。不过，端木终究还是放不下病重的妻子，一周后又回到酒店，继续照顾萧红。

这样看来，萧红所谓和端木已经分手，并称端木要“突围”，就都是谎言了。可病重的萧红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她真的爱上了骆宾基？

上文提到，萧红之所以选择端木，是因为端木能给她爱和归属感以及尊重和自我实现。

可此时的萧红不仅遇到了战争，身体还非常弱，任何行动都要依靠外人，她更需要的是身体上的安全感。因此她对另一半的需求降低到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的第二层次，即安全需要，包括人身安全、健康保障等。

端木是公子哥出生,并不懂如何照顾人，此外他的身体也很弱，还患有风湿腿。虽然端木爱萧红，但却无法照顾好她。

骆宾基不仅年轻，还身强力壮。那次搬家，所有搬动萧红的体力活都由骆宾基承担，端木只负责拿一些随身的包裹。这让萧红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转变，她认为年轻力壮的骆宾基更能给自己安全感，所以便想方设法留下他。

女人想要留下一个男人，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示弱，从而博取同情或者获得爱情。所以骆宾基才会在萧红去世后称“萧红说要嫁给我”，而端木的否认，不过是想维护作为男性的尊严。至于端木和周鲸文小姨子的绯闻，至今都没有任何资料记录。

当然，写到这里并不是为了替端木平反，更不是为了指责萧红。在那样的情况下，萧红的行为就像当年在东兴顺旅馆一样，只是为了自救，这是人性使然。

端木爱萧红，也懂萧红，所以，他到死都没承认萧红和骆宾基的私情。1941年1月22日10点，萧红病逝。端木把萧红的后事处理得井井有条。他特意为司炉工准备了小费，令其精心火化萧红。随后又买了两个古董瓶，将骨灰装在两个瓶子里，并分别葬在丽都花园附近和圣士提反女校后山。

此外，端木在萧红死了18年后才再娶，并且每年清明节都会写诗悼念萧红，如果不爱萧红，又何必这样呢？

端木和妻子

面对外界的质疑，端木从没正面回应，只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天天吵架，萧红能在两年内写出那么多作品吗？

事实上，萧红在香港期间，确实完成人生中最重要的三部作品《呼兰河传》、(马伯乐》和《小城三月》。

萧红的情感悲剧，或许从她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

萧红的父亲张廷举12岁被祖父收养，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张廷举十分缺爱，成年后变得严肃冷漠。祖母去世时，年少的萧红爬到后院墙根玩耍，父亲觉得女儿没规矩，一脚把她踢了下来。

萧红生在农历五月初五，旧时代认定这个日子出生的女孩会克母亲。因此，母亲对萧红也亲近不起来，母亲还重男轻女，不让萧红读书，让她待在家里照顾弟弟。

童年萧红

好在祖父非常疼爱萧红，这成了她童年唯一的温暖。祖父去世后，萧红说“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

父母的疏离冷漠，导致萧红不知道如何去爱，更不懂如何处理亲密关系，一旦在情感上遇到问题，她想到的就是逃离。面对萧军的出轨，她两次出走，当和端木的婚姻出问题时，她想到的也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换个对象。

祖父的宠爱，又让萧红极度渴望被爱、被保护。当她深陷困境时，总是把能拯救自己作为找伴侣的标准。当年没钱读书时，她委身给未婚夫汪恩甲，希望对方资助自己；后来被困东兴顺旅馆，她又希望萧军能救自己；最后在香港病危，她又把希望寄托在骆宾基身上。

可到头来，汪恩甲抛弃她，萧军背叛了她，骆宾基在萧红去世后就立马为她立传，靠着出卖萧红的隐私走红。

影视剧中的萧红

萧红却感叹：“我是个女性，我的天空太低，羽翼太稀薄，身边的累赘又太笨重。”

这句话或许就是萧红悲剧的根源，她从来不认为靠自己能获得幸福，甚至对自己的性别都没有认同感，当一个人无法自我认同时，她就失去了获得幸福的能力。

萧红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哀，也是出生于那个特定时代女性的悲哀。她们接受了先进的思想，知道女人要独立，却没有习得独立的能力，永远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