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居民物质生活保障水平将得到大幅提升，全面提升社会发展质量，建设幸福社会，是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选择。幸福社会是比小康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分析了建设幸福社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针对性地提出了建设幸福社会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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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社会是比小康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形态

幸福社会的内涵

幸福社会是一个描述社会形态的概念，其核心是十分关注人们的幸福体验，是社会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后的产物。1972年，不丹王国的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最早提出国民幸福指数，指出人生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构建了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文化发展、政府善治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1990年，联合国公布了人类发展指数，提出从经济增长、居民人均寿命、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多个维度推动人的全面发展。2010年前后，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开始出现“幸福广东”、“幸福江阴”、“和谐杭州”等与幸福社会相关联的概念。目前，关于幸福社会的内涵尚未出现清晰的描述和公认的定论。

幸福社会是动态的、多维的、分层次的概念，主要包括以下三层内涵。第一层内涵是个体性快乐（Happiness），主要指感受到爱情、健康、安全后的良好情绪反应，具有个体性特点，幸福提升更多依赖个人努力和修养提升。第二层内涵是集体性福利（Welfare），主要指幸福和利益，既包含收入、住房、医疗等物质内容，也包含自由、公平、正义等精神内容，具有集体性特点，幸福提升需要政府确保公民享有与文明程度相匹配的生活水准。第三层内涵是社会性福祉（Wel-being），主要指高水平的生活质量，不只是物质层面的极大满足，还包括参与社会生活、表达利益诉求，具有社会性特点，幸福提升需要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和构建完善的公民社会。

幸福社会与小康社会的差异

小康社会是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为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而提出的。小康社会对应着我国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核心目标是提升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关注重点是物质财富宽裕，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方式，发展主要以人口、土地、资本等要素投入驱动为主，以民众基本生存权利的保障水平不断提升为特征。

幸福社会是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后，由农业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幸福社会对应的是工业化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阶段，核心目标是全面提升民众生活质量，关注重点是物质和精神双重层面，采取注重效率、维护公平的分配方式，发展动力逐步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表现为民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的特征。

总体看，小康社会更多关注物质生活资料发展，幸福社会不仅要求物质宽裕，而且对公民权益保障、生态环境、社会公平正义、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社会管理水平等方面都提出更高要求。从根本上说，幸福社会是比小康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见表1）。

表1 幸福社会与小康社会的差异对比

建设幸福社会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虽然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经济增速下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问题明显，居民感受到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强

居民收入水平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分配是否合理已经成为影响幸福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进程不断加快，居民收入水平多年保持连续增长态势，已经进入了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近年来，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居民收入增速加速下滑。2013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后实际增长8.1%，此后连续三年增速分别下滑了0.1、0.6和1.1个百分点，2016年6.3%的收入增速已低于6.7%的经济增速，是2012年以来收入弹性首次降至1以下，居民收入增长步伐慢于经济增长步伐。特别是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不畅、传统动力式微而新动力接续乏力，经济增速区间不断下移，转移劳动力找工难、工资性收入增幅降低等问题日益凸显，居民收入弹性很可能继续下降，居民收入增速有可能进一步下滑。

与此同时，测量收入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指标2016年为0.465，已经结束自2009年以来连续7年的下降态势。近些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降幅相比城镇更大，如持续下去，城乡差距可能会逆转上扬，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将进一步扩大。经济增速下滑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居民收入增速下滑，以居民收入的平均水平为标准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普遍偏低，低收入人群比重太大，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导致激励机制扭曲、打击生产积极性、影响社会稳定，不利于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的提升。

虽然居民社会服务能力不断增强，但社会治理现代化滞后，现代市民社会尚未形成，居民幸福指数攀升缓慢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推动了居民社会服务能力的增强。2000-2015年，教育经费投入增长了7.5倍，卫生总费用增长了7.9倍，社区服务机构增长了0.9倍，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增长了0.6倍。随着城镇化率迈入50%大关，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由农业型社会向现代市民型社会的转型，城镇居民社会服务需求也将不断增长，居民社会服务能力仍将呈现不断增强的态势。

在居民社会服务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社会治理现代化严重滞后于社会转型的内在需求。表现出社会治理重“维稳”、轻“维权”，政府主导替代多元协同，社会风险控制重于社会建设，应急式举措多于社会制度建设等问题。而具有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健全的公民权利保障体系、发育的社会组织体系、基础性社区治理体系、社会风险预警和应对体系等特征的现代市民社会尚未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市民群体对自身利益诉求、财产保护、社会建设参与等需求日趋强烈。当前，社会治理体系难以满足现代市民社会的需求，社会治理体系滞后，面临艰难漫长的社会转型期，居民幸福指数攀升缓慢。

虽然居民精神文化产品不断丰富，但多种文化之间融合与对抗复杂交织，居民幸福价值观面临冲击、摇摆不定

幸福社会建设既需要高度的物质文明，也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没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不是完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随着经济高速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需求呈现多样化。我国居民精神文化产品不断丰富，各类文化产品层出不穷，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逐步由意识形态转移到修身、娱乐、审美等精神文化需求上来，更加关注精神文化产品的质量。

与此同时，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等多种文化之间呈现融合与冲突交织的复杂局面，精神文化产品在结构上尚未充分反映我国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居民幸福价值观也面临一定冲击，部分出现摇摆不定的特征，注重物质生活和注重眼前利益的世俗化幸福观、个体主义价值观、享乐主义价值观、相对主义价值观等多样化价值观并存，贪污腐败、炫富闹剧、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等多种乱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和影响人民的价值观取向，造成民众被剥夺感增强、社会心理浮躁，幸福感不强。

虽然居民物质生活保障不断提高，但食品安全、水安全和空气质量等居民基本生存环境问题突出，居民幸福根基遭到侵蚀

快速工业化进程导致食品安全、水安全、空气质量等居民基本生存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毒食品、工业废水、雾霾等生态环境事件频发，人民群众对改善生存环境质量的需求更加强烈。伴随着公众对生态环境权益意识觉醒，生存环境恶化正在侵蚀居民幸福感，一方面，因生存环境不满意移民国外的案例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因生态安全不满意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居民幸福感下降。特别是现代信息社会的快速传播特征，使得生态环境问题时常成为社会舆情的焦点。身体健康是幸福社会的重要基础，而优良的生存环境是幸福社会建设的根基，因此，建设幸福社会必须尽快提升居民基本生存环境质量。

建设幸福社会、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对策

构建一套由主客观指标构成的幸福社会指数，实现幸福社会建设动态监测，破解幸福社会发展难题、弥补幸福社会发展短板

幸福社会的建设既要注重人本导向的社会经济客观发展，又要关注居民个体幸福度的主观感受。为衡量幸福社会建设进展，构建了由社会经济发展评价（权重：50%）的客观评价和由居民满意度评价（权重：50%）的主观评价组成的幸福社会指数评价体系（见表2）。客观评价体系选取就业与收入（权重：30%）、社会服务（权重：30%）、权益保障（权重：20%）和人居环境（权重：20%）4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构成的评价体系。主观评价体系选取了个人发展（权重：30%）、生活质量（权重：25%）、社会环境（权重：25%）、生态环境（权重：20%）4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构成的评价体系。通过幸福社会指数测度体系，可以实现对幸福社会建设的动态监测，及时发现幸福社会指数提升的关键制约因素，破解幸福社会发展难题、补上幸福社会发展短板，确保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到来之时，实现全面建成幸福社会的奋斗目标。

表2 幸福社会指数测度体系

发展实体经济、实施创新驱动，构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结构，保障居民实现充分就业，夯实幸福社会基础支撑

幸福社会的建设从根本上说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依赖于从事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生产、销售及提供相关服务的实体经济的发展。警惕产业高级化后出现的虚拟经济过旺和“脱实向虚”现象，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改变以往高投入、高产出、高排放的要素驱动的传统发展模式，顺应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积极发展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推动产业融合和转型升级，构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结构。高度重视城镇化快速发展期城镇就业的重要性，加强对虚拟经济的引导和管控，不断降低实体经济要素成本和制度成本，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增强实体经济对资本投资的吸引力，发挥实体经济对居民就业的强大功能，保障居民实现充分就业，夯实幸福社会基础支撑。

改革劳动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热情，破除幸福社会建设的关键束缚

完善的劳动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财富分配机制是构建幸福社会的基石。积极构建初次收入分配效率为先、再分配以公平为主的劳动收入分配机制，努力提升劳动收入在收入分配结构中的占比，避免资本市场大幅波动对社会财富分配机制的剧烈冲击，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对于维护公平正义、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热情具有重要意义。发挥社会保障制度在收入再分配和促进社会公平领域的重要功能，增强社会保障的托底功能和可持续性，努力提升低收入群体能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获得感和幸福感受。

顺应社会治理新特征、新趋势，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元协同的社会治理体系，全面提升幸福社会建设质量

构建现代社会治理能力，是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提升幸福社会建设质量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引发社会结构快速改变，社会各阶层利益结构不断分化、重组，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价值冲突和规则冲突，引发了多种社会问题，传统社会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顺应转型社会、信息社会时期社会治理呈现的新特征、新趋势，构建个人、家庭、社区、社会组织、政府多元协同的社会治理体系，实施精细化管理与服务，推动社会治理向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方向发展。立足于有效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提升公民自我服务与管理能力，提升运用大数据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加强涉及到民生领域重大项目论证的公众参与和监督，构建立体的社会公共安全体系，全面提升幸福社会的建设质量。

树立正确文化价值取向，推动多元文化融合，构建社会主义特色文化体系，引导居民形成健康的幸福价值观

价值观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期，我国面临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等多元文化冲突与融合，居民幸福价值观出现迷失现象，树立正确文化价值取向，引导居民形成健康的幸福价值观，能够为幸福社会建设提供精神支撑。高强度、快节奏、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期，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遵循以人为本、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原则，推动多元文化融合，处理好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先进性与广泛性、理论引导与行为践履之间的关系，构建社会主义特色的文化体系，引导居民形成健康的价值追求、精神境界、文明修养和道德情操等幸福价值观，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取向，可以有效推动幸福社会的建设。

加快实施“健康中国2030”战略，普及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新理念，健全居民健康服务体系，以居民健康为突破口建设幸福社会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实现国民健康长寿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也是幸福社会建设的基础条件。居民健康水平不高，直接影响建设幸福社会必需的人力资源质量，更会降低居民生活质量，削弱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进而影响幸福社会的建设。以居民健康为突破口建设幸福社会显得尤为重要。加快实施“健康中国2030”战略，普及共建共享、全民健康的健康中国新理念，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加快转变健康领域发展方式，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大幅提高健康水平，显著改善健康公平，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健康基础。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王利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