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OFDI不断创新发展，中国已成为足以影响世界投资趋向的资本输出大国，打破了由发达国家主导的GVC分工格局。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兴起、新冠疫情全面爆发等对GVC分工体系产生巨大冲击，大国之间政治经济博弈愈演愈烈，依托OFDI在全球范围内的布局优化以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似乎大有可为。在此背景下，如何基于国内庞大内需，把握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投资的工作主线，使对外投资成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先锋队和主力军，是新时代发展的重要命题。本文从历史维度和空间维度梳理和剖析中国OFDI演变轨迹和发展潜力，结果表明：

首先，中国OFDI的发展过程也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方位对外开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体现。1978年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制度保证和政策基础。此时，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存在外汇和储蓄“双缺口”、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等问题，导致OFDI规模有限；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中国OFDI兼具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双重特征。由于国内经济过热、资金匮乏等问题，企业“走出去”步伐被迫放缓；2002年“走出去”战略地位的突显，促使对外投资审批程序简化。并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国民经济和生产能力得以显著提升，助推中国OFDI迅猛发展；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和落实，推动中国OFDI进入理性调整期，提质增效成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投资的重点工作。

其次，发达经济体和“一带一路”沿线对中国企业都具有天然的吸引力，中国OFDI还远未达到应有规模。本文通过引入投资引力和投资潜力，考察现阶段中国对不同经济体直接投资水平以及未来投资合作空间。结果发现，尽管不同经济体对中国企业存在较强吸引力，但由于投资结构不合理，中国的实际投资水平与“自然”状态下的投资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具体而言，中国对美国、卢森堡、中国香港等经济体出现“投资过度”现象，对日、韩、冰岛、芬兰等发达经济体和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出现“投资不足”现象。

最后，在秉持差异化优势和规模经济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庞大内需和产业基础进行对外投资布局优化。一方面要依托传统GVC，继续加强对美欧日韩等发达经济体技术寻求型投资和创新合作；另一方面要依托“一带一路”，扩大对沿线国家（地区）多元化战略目标的投资，并加大技术输出和基础设施输出。通过引导“走出去”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布局优化，实现以“内循环”支撑“外循环”、以“外循环”带动“内循环”的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