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国

（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与陪同人员的谈话中，提出了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革命精神。毛泽东重提井冈山革命精神，意在批评党内出现的脱离群众的不良倾向，重在警示要防止党内出现“特权阶层”。虽然毛泽东此时的看法不乏偏颇之处，但瑕不掩瑜，他所提出的告诫至今依然有深刻的历史警惕意义。

一

1965年3月，毛泽东乘专列沿京广线南下。经鄂入湘，后入赣，并于5月21日，启程重上井冈山，5月30日离开，共呆了9天时间。从《汪东兴日记》记载看，在这9天时间里，毛泽东主要是在24日、25日两天和随行人员的谈话中回顾了井冈山斗争的历史。5月24日，“毛泽东兴致勃勃，一口气讲了当年井冈山红军的来历与组成的情况”。［1］（P221）5月25日，“毛主席一讲就讲了两个多小时，没有人打断他的讲话”，“主席滔滔不绝地讲述当年井冈山的斗争生活、战斗情景”。［1］（P229）也就是在5月25日的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井冈山革命精神。5月25日，在和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副省长王卓超的谈话中，毛泽东先谈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历史，然后联系实际，阐述了井冈山革命精神。据参加谈话的王卓超回忆：记得那天下午主席像老师考学生一样问我们井冈山精神是什么。我们回答说艰苦奋斗。他笑了，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面，只是一点，还差两点，要从制度方面想。汪东兴加了一条支部建在连上。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2］（P23）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的视野中，井冈山革命精神的内涵包括了三个方面，即艰苦奋斗、支部建立在连上、士兵委员会。但是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建立后，这三个支点的发展极不平衡，艰苦奋斗一直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支部建在连上即党的领导也得到加强，但士兵委员会代表着的民主、平等作风却是政治生活的薄弱之处。

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是1927年9月底毛泽东和前委在“三湾改编”时确定的。关于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斗争历史经验时，曾写到：“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3］（P65）井冈山时期红军民主主义制度化的具体运作形式，就是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就意味着民主、平等。但是此次故地重游，毛泽东又强调士兵委员会的历史作用，随行人员大都不解。刘俊秀困惑地问：“现在工厂都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毛泽东回答说：“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最后他又强调：“我早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由于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要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意义一样深远。它们都是井冈山革命精神。”［2］（P24）

从毛泽东的领导方式和讲话特点看，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事情，他轻易不发表意见。毛泽东之所以强调士兵委员会的重要意义，主要是基于两点：一是党内缺乏政治民主，二是党内出现了脱离群众的特权阶层，而后者又是毛泽东考虑的重中之重。

二

新中国建立后，分配上的供给制逐步向等级职务工资制过渡，党政工作人员因职务与级别不同而收入各异。到1956年工资改革完成后，高、低工资之间相差25倍，并且行政10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虽然不再同时享受供给制的待遇，但他们依旧享受着供给制残留下来的紧俏和质优商品的特殊供应，并且多因工作关系，分别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等其他中低级干部所不能享受到的各种特殊待遇。［4］（P135）高工资、特殊待遇，使党内一些干部逐步脱离了人民群众，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深忧思。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对供给制中的等级趋向表示担忧。1947年4月胡宗南占领延安，毛泽东明确表示这是好事，至少“打碎了庞大机构、官僚腐化”，逼得过去那种“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供给制标准也改了。他甚至讲：“供给制标准就这样好，打到南京上海都不要提高。”［5］（P1167）建国后的1952年，他又针对干部子女教育所享有的特权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6］（P232）

1956年11月，处理波匈事件回国的刘少奇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借鉴两国的教训，向党提出“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工农劳动群众，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在工人阶级执政的国家里，就是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面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也有一种条件，产生工人贵族这种阶层？如果我们不注意，让其放任自流的话，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在工人阶级里可以产生，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以产生。……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种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7］（P643－644）刘少奇的讲话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在随后批评党内官僚主义的谈话中，毛泽东就警示全党：“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8］（P325－326）1958年毛泽东又一次警告党的领导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并指出：“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绝不可以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气。”［9］（P355）1960年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在谈话中又提出了这种担心：“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10］（P130）1965年毛泽东在《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中写到：“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11］（P266）

虽然毛泽东一再对全党提出警告，但是现状并不能让毛泽东满意。这次重上井冈山，毛泽东多次谈话中都表示了这种倾向。5月23日上午毛泽东散步时，边回忆井冈山时期的历史边对随行人员说：“井冈山时官兵生活一个样，除了作战指挥权以外，不分上下。现在我们官兵待遇区别比较大。”“上将的工资是上士的17倍多，1964年后有所下降，仍有10倍以上，苏联上将工资是上士的30多倍，美国是20多倍。我们比苏联、美国好一些，但比战争年代区别大多了。我们高级干部有小车、秘书、小楼，还有站岗的。官做大了，钱挣多了，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还愿不愿意下去当普通人”，［12］（P119）毛泽东认为是个未知数。下午在和刘俊秀、王卓超等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又说：“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军工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12］（P156－157）其担扰之心，跃然而出。

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营造了官兵平等的民主环境；支部建立在连上，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加强了党同群众的关系。但是毛泽东在上文中所言及的军队中的不平等待遇、高干子女特殊化问题、医疗卫生制度问题，都存在着脱离群众的危险，这和井冈山精神是背道而驰的。虽然毛泽东一再强调要警惕党内出现特权阶层，但是在他看来，这种情况已经在党内出现。所以毛泽东提出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三个支点，虽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但更深层次上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

三

党内出现“特权阶层”，其危害性在毛泽东看来，是相当严重的。一方面，将会影响国家稳定。毛泽东认为，如果党内出现了“特权阶层”，“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8］（P324）他借鉴匈牙利群众闹事的教训说：“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匈牙利的领导人，没有调查研究，不了解群众情况，等到大乱子出来了，还不晓得原因在什么地方。”［8］（P358）另一方面，将会使党变修、国变色。毛泽东认为，苏联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正是因为党内有了个特权阶层。“经过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13］（P39）在剖析了苏联“特权阶层”的种种表现之后，毛泽东明确表示：“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特权。”［13］（P68）

在重上井冈山的谈话中，毛泽东也不时表示了这种担心和忧虑。“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他联系我国的现实说：“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12］（P156－157）毛泽东的这种担心和忧虑可以说是久久萦绕

在脑海中。上井冈山之前，毛泽东针对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就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14］（P1389）下井冈山后的1965年8月3日，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来访，毛泽东对他讲：“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阶层。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14］（P1393）

而要避免中国走修正主义道路，就需要一套好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社会主义旗帜不倒。井冈山斗争时期，正是因为有了一套好的制度、好的作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才能发展和壮大。所以毛泽东在对未来的忧虑中，联系井冈山斗争的历史，着重指出井冈山革命精神中的好制度、好作风。可以说，希冀建立如井冈山斗争时期时的一套好的制度以避免中国出现党变修、国变色，是毛泽东强调不要丢了井冈山革命精神的落脚点和最终目的。

总之，秋收起义后的38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真可谓思绪万千。有对旧梦的追寻，有对战友的缅怀，有对国家未来的忧虑。他希望以井冈山革命精神建设我们的党、军队；以井冈山革命精神支撑中华民族的胸膛和脊梁，彻底改变中国、影响世界，正可谓是“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虽然此时毛泽东对党脱离群众的倾向估计的有点严重，但他的告诫仍然是警钟长鸣。

改革伊始，邓小平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中尖锐指出：人民群众当中主要议论之一，就是反对干部特殊化。人民群众对干部特殊化是很不满意的。有的人房子越住越宽畅、越漂亮、越高级。有些人为了自己方便，可以做出各种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这使我们脱离群众、脱离干部，把风气搞坏了。人们对这些现象很敏感。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没有讲话的权利，人们会问：你们自己怎样呢？［15］（P216）邓小平还认为：要讲特殊化，恐怕首先表现在高级干部身上。当然，不是说所有的高级干部都是这样，我们的许多高级干部是很艰苦朴素的，但确实有些人特殊化比较厉害。这种情况，在中下层干部中也有。［15］（P216）2000年12月，江泽民在中纪委第五次全会上提出：“由于我们党处在执政地位并长期执政，党内有一些人逐渐产生了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他们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把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工作条件，看成是自己所谓既得利益，不是用这些职权和条件来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用来为自己捞取不合理的、非法的私利。他们甚至把这些东西看成谁也碰不得、动不得的私有财产，想方设法地要去维护和扩大这种所谓既得利益。这是十分危险的”，如任其发展，必然形成“一个欺压人民，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16］（P1558－1559）从“特权阶层”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提出，虽然时空赋予它们不同的历史背景，但两者的内涵却有不可分割的一致性。2010年1月，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十七届五次全会的讲话中特别强调：要着力在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中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意识。［17］

要有效地反对特权，从根本上讲，要着力于法治及制度建设，着力于政治体制改革，着力于大力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反对特权上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不容忽视那就是在执政党内尤其是在党员领导干部中大力进行反对特权的思想教育，因此，在新时期继续保持和发扬井冈山革命精神，依然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汪东兴．汪东兴日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马社香．王卓超回忆1965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期间的一次谈话[J]．党的文献，2006（3）．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杨奎松．新中国建立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J]．历史研究，2007（4）．

［5］谢觉哉日记（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8］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9］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12］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1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九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4］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6］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17］胡锦涛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0738545．html，2010－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