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提出了使工农兵代表会的政治制度真正得以实施的两条意见：一是充分显示“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在革命斗争中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这样群众就会真心诚意地拥护和喜欢民主制度。二是必须制订一定的具体制度来保证根本的政治制度的实施。毛泽东提出，必须依据中央的大纲，“制定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以便工农兵代表会的组织有法律依据并逐渐形成制度。在毛泽东看来，工农兵代表会集中代表人民的意志愿望，是真正的权力机关；政府组织则是执行机关，政府的权力是工农兵代表会赋予它的。人们常常把工农兵政府作为权力机关，忽视了权力的来源是代表会代表的广大民众，结果就出现了政府脱离人民，不坚定地领导人民没收及分配土地，不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不廉洁奉公，不坚定地领导人民向反动势力斗争的情况。因此，毛泽东强调，政府必须以代表大会为“依靠”，其处理事情才能真正代表人民。毛泽东不仅提出了代表大会与政府之间是从属和派生关系，而且强调了政府工作应该自觉地实行“民主集中主义”。他以批评的口吻谈到政府的委员会“很少开全体会”，“遇事由主席、秘书、财务或赤卫队长（暴动队长）各自处理决定”是一种错误的作法。

为了保证工农兵政府的工作顺利，除了加强政府的民主制度建设，还要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因为党领导建立了政权，党政关系的密切在所难免。但在井冈山时期，以党代政的现象严重存在，这就影响到政权的工作。毛泽东指出，当时的井冈山，“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情形是很多的。”怎样正确地解决党和政府的关系呢？毛泽东提出了两项重要原则：一是“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这是不可动摇和忽视的原则。二是“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这就是说，既坚持党领导政府的原则，同时又必须通过正常的途径，采取正确的方法，不能图省事而由党完全取代政府。换句话说，党的主张，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来贯彻，必须把党的主张变为政府的法律、政策。毛泽东认为：“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

争取和实现民主政治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对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也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曾指出，井冈山时期“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当时，红军的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红军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毛泽东强调说“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井冈山时期党领导的政权建设，争取民主政治的努力，为以后党领导民主政权提供了基础和经验。

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党重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提供了重要经验。

在大革命失败后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革命力量势单力薄。为了坚持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运用统一战线的法宝，尽可能的团结和争取一切可能团结和争取的力量，同反动派作斗争。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注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争取当地农民武装，从而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使革命武装在井冈山得到休养生息的基地，使秋收起义点燃的星星之火在井冈山上得以保存。可以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也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运用统一战线的法宝，广泛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结果。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实际上就是一支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武装力量。其中，既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没有赶上南昌起义而参加了秋收起义；同时还有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或工农自卫军；还有一支是准备起义的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于1927年9月9日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起义爆发后，5000余人的起义军分别向平江、浏阳、萍乡推进，准备最后进攻湖南省会长沙。战斗进行很不顺利，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果断地放弃了原来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部队停止进攻，火速退兵文家市，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开展斗争，一方面保存、发展武装力量，一方面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在部队到达三湾进行改编的同时，毛泽东派人先后与井冈山上的农民地方武装袁文才、王佐取得了联系。袁文才和王佐都参加过大革命，袁文才还是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他们退到井冈山上坚持斗争。他们对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到井冈山存有疑虑，担心会对他们造成威胁。

当时工农革命军中有人提议解除袁文才、王佐的武装，说是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毛泽东反对这种意见。他说，这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毛泽东站在统一战线的立场，耐心地说服了其他同志。于是，工农革命军对袁文才、王佐采取了积极地争取改造政策并取得成效。由于得到袁文才、王佐的大力帮助和支持，工农革命军得以在井冈山上设立了留守处和后方医院，以后又将部队带上井冈山。所以，争取袁文才、王佐，可以说是毛泽东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

因为毛泽东主张对袁文才、王佐进行争取和团结工作，并送了他们最看重的枪支，所以有人向上级告状，说毛泽东不执行中央打长沙城市的指示，逃避斗争，到山区同绿林为伍，并送了大批枪支。实际上毛泽东决不是什么逃避斗争，而是从实际出发，通过争取袁文才、王佐，请他们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面临的具体困难如伤病员的安置等等。毛泽东非常重视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工作，还派人帮助他们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毛泽东多次同袁文才、王佐交谈，既肯定他们反对土豪劣绅的革命精神，又指出他们受封建帮会影响、政治目标不明、阶级界线不清，循循善诱，帮助提高政治思想觉悟。袁文才对此很受感动。王佐也逢人便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同他谈上一次话，真是胜读十年书！”

在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导下，袁文才、王佐的部队逐步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和士兵委员会，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有很大提高。王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支农民武装，变成了工农革命军的一部分。党的统战工作大见成效，袁文才、王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立下了功劳。可以说，对袁文才、王佐统战工作的成功，是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关键一环。如果没有袁文才、王佐的支持，工农革命军不可能在井冈山上站稳脚跟，其处境会更加困难。

井冈山时期，党的统一战线的工作包括对国民党军队的争取。毛泽东重视对敌军的瓦解，特别是重视优待俘虏。在1928年2月进行的宁冈战斗中，工农革命军取得了歼灭敌人一个营又一个团的胜利，俘虏敌人近300名。在把这些俘虏押回驻地途中，出现了打骂俘虏、搜俘虏腰包等不良行为。毛泽东发现后，立即提出了优待俘虏的政策。他向工农革命军的官兵们说明：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士兵是被作为壮丁抓来的穷人，不应该打骂他们，而要进行说服，教育他们反戈一击。毛泽东明确宣布：工农革命军不杀、不打、不骂俘虏，不搜俘虏腰包，对伤病俘虏给以治疗；经过教育、治疗后留去自由，留者开欢迎会做革命军战士，去者开欢送会并发路费。工农革命军优待俘虏的事实，戳穿了国民党散布的“共匪见人就杀”的宣传。国民党赣军杨池生部出版的《九师旬刊》惊叹：这种做法“毒矣哉”！放回去的俘虏本身就是红军最好的宣传员。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中，还提出和实行了团结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一起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决议；11月25日又向中共中央报告井冈山斗争的情况。在这些文件中，毛泽东总结了上井冈山一年来革命斗争实践，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他指出：“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面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遍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毛泽东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受了很大的打击，非买办豪绅阶级的资产阶级也受了打击。“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要转入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 这就是说，只要采取正确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可能回到统一战线中来的。

应该采取的正确政策是什么？毛泽东提出并阐述了争取中小商人，实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他认为，在1928年2月以前，工农革命军对小资产阶级政策是比较执行得好的。 但后来被上级批评为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政策，“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很厉害的”。毛泽东指出，“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这种“左”的错误政策以后在实践中碰了壁，才逐渐改变，使情况有所好转，红军同小商人的关系也有了改善。毛泽东还报告说：对中小商人实行保护的正确政策，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商人不再害怕红军，而且说红军的好话，根据地的集市贸易也发展起来了。红军还帮助农民和小商人，打掉了横征暴敛的靖卫团，取消了不合理的税收，这些都得到农民和中小商人的拥护 ，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毛泽东还提出了要重视农民中的中间阶级问题。他认为，农村中可略分为三种阶级，即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富农的中间阶级，中农、贫农阶级。有一段时间，因为边界对土地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所以对豪绅阶级和中间阶级同样的打击，使中间阶级成为土改的障碍，有时甚至投靠敌人。对中间阶级的过重打击，使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毛泽东认为：“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段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 毛泽东指出了“左”倾机会主义政策对革命根据地建设所造成的不良作用，说明加强对中间阶级统战工作的必要性、迫切性。贫农阶级要摆脱孤军奋战的境地，就必须放弃对中间阶级打击过重的政策。除了政治上的考虑，怎样有利于经济上的发展，也是毛泽东考虑的一个因素。

中共中央很重视毛泽东在领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中提出的问题和经验，曾要求毛泽东发布一个包括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纲。毛泽东则将小资产阶级问题放在民主革命这个大的背景下，希望中央制订一个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的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这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全局观念和统一战线思想。他不是孤立的强调争取中小商人，实行保护工商业，而是把政策的制定和实现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团结争取更多的革命力量紧密地联系起来。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对农民武装的统战工作，细致周到而富有成效；对国民党军队的瓦解工作也初见成效；对中小商人的争取和对工商业的保护；对农民中的中间阶级的重视，等等，都是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的实际运用。正是革命斗争的实践提出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时期才重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革命团结争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并积累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宝贵经验。

五、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经济问题、关心和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实践的空间。

中国共产党人一贯重视中国人民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但在井冈山时期，实际工作中遇到的经济问题，使中国共产党把关心和改善人民生活提上了议程，变成了现实。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各级政府，适时发布发展农业生产和号召和布告，引导督促农民耕种，并发动农民整修圳坝，搭桥铺路，一些县还制订了封山植树的规定。为解决劳力、农具和耕牛不足等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还组织红军指战员积极参加农业生产；组织发动妇女和政府工作人员参加生产，保证了农业产量的提高。同时，还积极发展创建军需工业，以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在商业贸易方面，井冈山根据地采取了开办贸易圩场、公卖处、自行铸造银元等措施，还废除了反动派设置的苛捐杂税，没收大土豪、大奸商的烟馆、赌行及其商号，组织力量进行对外贸易，缓解了根据地供应的不足，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还在深入进行社会调查特别是对土地占有状况调查的基础上，领导割据地区深入开展了土地革命，发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开展分田斗争。毛泽东指出，“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是中国的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各级政府均成立土地委员会负责领导土地革命运动，以乡为分配土地的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毛泽东还于1928年12月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明确规定了土地的归属和分配办法。井冈山地区土地革命的实施，动摇了封建统治基础，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热情，加速了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

但是，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井冈山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仍然是极大的问题。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困难难免。但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改善生活条件也是应该的。这就是共产党的领导责任所在。所以，毛泽东强调：“这种困难，在全国总政权没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但是这种困难的比较地获得解决，使生活比较地好一点，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地充足一点，则是迫切地需要的。”党组织和每个党员都要注意经济问题的解决。因为经济问题能否得到相当的解决，直接关系到革命根据地的生存，也关系到革命的成败。“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

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也是保证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还在上井冈山前，毛泽东就要求部队遵守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三条纪律虽然是从做好群众工作的角度提出，但有两条和经济问题紧密联系。一是打土豪款子要归公，这对于保证部队的经费给养十分重要；二是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是坚决维护群众利益，关心群众生活。如果没有纪律要求，不能和井冈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得不到群众的大力支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不可能建立。

为了保证经济的发展，毛泽东还提出了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1928年1月4日，工农革命军攻下了遂川县城。部队派人下乡，动员和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但也有些人把商人、小贩的货物没收了，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了。毛泽东进城后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的反映，从中发现了问题。他很快集合部队，提出在城市中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并宣布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形成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又发展为“八项注意”。这些行动准则虽然是作为组织纪律来要求，对中小商人的保护虽然不排除政治上的考虑，但同时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当时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可见，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买卖讲公平”的纪律，加上促进农业生产，繁荣商贸易金融的政策，使党和红军得到了老百姓的衷心拥护，同时也推动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为改善群众的生活提供了可能，为党以后领导经济建设提供了初步的经验。

六、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党在战争和农村条件下进行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就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重视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的过程。毛泽东曾说，湘赣边界的工作，从1927年年10月做起。开头，各县完全没有了党的组织。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初步立足之后，及时召开当时党组织负责人会议，把重新建立党组织作为重要任务。同时，毛泽东还提出加强对边界斗争的领导，建立中共湘赣特委的意见。1928年5月2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发展党的组织、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红军、革命根据地等项任务，选举了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会，有利地加强了湘赣边界党的组织力量，使井冈山的斗争出现了新的气象。毛泽东清楚的认识到：“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其他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如果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即使以“乡村为中心”，也难免要失败。事实上也是有许多地方是失败了的。如周恩来曾讲到海陆丰的情况。当时海陆丰的力量比井冈山大，各种条件都比井冈山好，但结果还是失败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那里无产阶级领导的思想没有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