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记忆】为何说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转折点

卷首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是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史，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复兴史。

“四史”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增强底气骨气正气，提升党性修养的内生动力。扎实学习“四史”，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方能知来路、明方向，不忘初心，与时俱进，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我们开设《“四史”记忆》专栏，与大家一起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岁月……

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非常必要

1934年4月，中央苏区重镇门户广昌失守之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经不大可能。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这其中，李德是来自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在“三人团”中负责军事指挥。

当时，“三人团”没有作出战略方针转变的决断，即使是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也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地进行。他们对战略转移这样的大事，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不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工作。于是，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式的行动。红军带着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物资，成了庞大而累赘的一支队伍，导致部队行动迟缓，对行军打仗极为不利。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其实，还在中央根据地时，许多指挥员和党政干部，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就逐渐产生不满，有的同志和李德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战士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多次失利，几乎濒于绝境。这与前四次反“围剿”胜利发展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于是不满情绪日益增加，在湘江战役之后达到了顶点。许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深感焦虑，认为不解决军事指挥权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被动困境。

在当时，领导权和指挥权对党和红军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在行军途中，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沟通，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的意见得到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的支持。周恩来和朱德对毛泽东的意见历来比较尊重。这些同志在行军途中和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解决领导权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

遵义会议挽救了党和红军

也挽救了中国革命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将红军的失利归结为敌强我弱，过多强调了客观原因。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针对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所作的辩护，张闻天按照会前同毛泽东、王稼祥商量的意见，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被视为博古报告的“反报告”。

随后，毛泽东发表了长篇讲话，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问题，并指明了今后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王稼祥由于受伤严重，本来可不参加会议，但还是坚持参加了会议，是坐在躺椅上被抬来的。他只讲了三句话：同意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发言；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的人来指挥；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朱德、李富春、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赞成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正确意见。

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然后下发到支部讨论。根据与会多数人发言的内容，张闻天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县（今威信县）境内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最后决策的责任人。随后，在红军转战途中，2月5日前后，在川滇黔三省交界一带，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3月11日，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可以说，在历史危急关头，遵义会议的召开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奠定了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它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先河，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标志着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视察指导，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时强调，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总书记指出：“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这个简称从何而来？

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的伟大事件，它原本只是“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来怎么又简称为“遵义会议”呢？原来，1941年毛泽东建议把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汇编成册，用作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史的材料，并亲自主持了《六大以来》一书的编辑工作。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自然成为其中一份重要文献。毛泽东亲笔在这个文件后面用括号加上了“遵义会议决议”几个字。由此，遵义会议就成为党史上的独特关键词，一直沿用下来。

（原载于2020年7月17日“澎湃新闻”，作者系上海市委党校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