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月

近期火爆荧屏的两部宫廷热播剧《延禧攻略》和《如懿传》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清代的皇宫内廷。“清宫”一时成为热门话题，故宫里的延禧宫成了很多游人“打卡”之处。当行走在红墙黄瓦之间，电视剧中一幕幕扣人心弦的场景悉数涌入脑海。

很多人会问，这些经过了文学加工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其实，历史上这些“剧中人”的事迹，大部分通过清宫档案、笔记等史料记录下来。阅读史料就会发现，真实生活中的不少情节甚至比电视剧中的还要跌宕起伏。本期通过史料，一起来看看真实的乾隆后宫，感受他们的冷暖人生。

富察皇后

乾隆一直戴着她做的荷包

提及清代皇后，乾隆皇帝的原配皇后富察氏（1727年，弘历与她结婚，1736年乾隆皇帝即位，她被立为中宫皇后，死后被封孝贤纯皇后）绝对名列前茅。成书于乾嘉年间的《啸亭杂录》中，身为亲王的作者昭槤对孝贤纯皇后有非常高的评价：“孝贤纯皇后富察氏，文忠公之姊也。性贤淑节俭，上侍孝圣宪皇后，恪尽妇职。正位中宫，十有三载，珠翠等饰，未尝佩戴，惟插通草织绒等花，以为修饰。又以金银线索缉成佩囊，殊为暴殄用物，故岁时进呈纯皇帝荷包，惟以鹿羔氋（méng）毧缉为佩囊……”

这段记载主要讲了两件事情，其一是大家在电视剧中看到的孝贤纯皇后头饰上的一个细节，即不佩戴“点翠”工艺精工细作的首饰，而采用“通草花”或“绒花”作为点缀之物。关于“通草花”，曹雪芹在其著作《红楼梦》中做过介绍：“上面柳杏诸树，虽无花叶，却用各色绸绫纸绢及通草为花，粘于枝上，每一株悬灯万盏”。不过，《啸亭杂录》提到的通草花，实际上是一种植物，亦称为“通脱木”，这种植物既可以用来制作宣纸，同时也可以入药，当然用来做纸花类的工艺品，也是其重要的功用。这种通草花，无论从制作工艺还是成本上讲，都比“点翠”要低廉许多，因此皇后能够用通草作为饰品，本身就是一种节俭的体现。

另一件事就是皇后为乾隆皇帝制作荷包，这也体现了皇后的“贤淑”。荷包是当时流行在满族统治者之间的一种日常物品。皇帝经常会在一年结束之时赏赐荷包给近臣，里面通常还会有些皇帝赏给他们的宝石或金银等物，这样看来极类似于今日的红包。当时皇后认为用金银线所制作的荷包有些“暴殄天物”，因此她采用了小鹿羔毛这种极具游牧民族特色的材质，为皇帝制作了一个极为特殊的荷包。这个荷包，乾隆皇帝一直保存在身边，其用意大致有二，其一是对自己爱妻的一份怀念，其二则是如上述史料中所述，通过这个荷包提示皇帝不忘关外祖先的游牧岁月。

小小荷包的第二个作用不可小视，严格遵循祖先教诲是乾隆皇帝为政的一个重要方针，为了让满洲八旗子弟不忘记自己的根本，他将木兰秋狝恢复起来并严格执行，除此之外，他还在紫禁城内建设了一座“箭亭”用以演武，他甚至命令在京的王公大臣家中，如有两人以上的男丁，必须送出一位组成“开荒队”，将他们遣送至东北老家屯驻开垦，并勒令他们终身不能回京。因此，皇后用实际行动来支持自己的政策，对于乾隆皇帝来说，难能可贵。

《啸亭杂录》这段史料在民国年间编纂《清史稿》的时候被采用，尤其是其中讲述孝贤纯皇后节俭方面的内容，被后妃列传加以引用。

清末成书的《郎潜纪闻》也有一则对于孝贤纯皇后的记载，当时正值壮年的乾隆皇帝长了疖子（一种毛囊结构化脓性感染）。这种病看似简单，但严重起来也有可能危及生命。因此太医在给皇帝初步诊治之后要求皇帝静养调理百日。皇后得知这件事情后便每天晚上都到皇帝的寝宫侍奉直至皇帝痊愈，夫妻之间的感情可见一斑。

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奉皇太后东巡至山东，富察皇后随驾出巡。不幸的是，龙舟行至山东德州的舟次时，皇后病逝，年仅37岁。《啸亭杂录》讲述了皇后去世后，乾隆皇帝对她的怀念：皇后生命最后时刻所乘坐的御舟，乾隆皇帝命人运回北京城，但因为船体过大，即便拆掉城门也无法让船进城。礼部尚书海望提出在城墙两侧搭起木架，形成两段坡路，之后在木板上铺了满满一层菜叶，利用菜叶的光滑使得大船最终顺利进城。

不仅皇后坐过的船，就连皇后用过的物品，乾隆皇帝都令人保留，在紫禁城皇后居住过的长春宫，办起了富察皇后“纪念馆”。乾隆皇帝甚至还在长春宫内悬挂起了皇后的画像，每年腊月二十五日以及皇后忌日这一天，他都会到长春宫里面独坐来怀念皇后。这些画像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皇太后去世，考虑到宫内并没有一处宫殿专门用来供奉皇太后御容，才将皇后画像从长春宫撤下。但“皇后纪念馆”一直存在至乾隆皇帝退位。乾隆退位后，将陈列了四十余年的皇后专用东珠交由新即位的嘉庆皇帝的皇后使用。

富察皇后去世后，乾隆为她写了很多诗。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第四次南巡，此次路过济南，乾隆皇帝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表达了他对于已故皇后的思念：“济南四度不入城，恐防一入百悲生。春三月昔分偏剧，十七年过恨未平。”十七年间四过济南而不入城，正是因为当年皇后于济南偶感风寒，回京途中不幸病逝，乾隆皇帝自己明白，一旦入城一定会悲从百处生。之后三十多年，乾隆路经济南，同样是不入城。

乾隆五十五年（1790），已经八十岁的乾隆皇帝来到富察皇后的陵寝清裕陵（后来也是乾隆皇帝的陵寝），写下了追忆和怀念孝贤纯皇后的诗：“平生难尽述，百岁妄希延。夏日冬之夜，远期只廿年”。在这首诗里他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对富察皇后的思念：如果自己真的有幸活到一百岁，那么距离他们夫妻两个人“团聚”的日子，也不过只剩下二十年了。

嘉庆元年（1796）三月初九，已经“退休”的乾隆皇帝最后一次来祭奠皇后，此时他的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这一年他已经与皇后阴阳两隔四十八年，当年安葬皇后时所种下的松树此时都已经高耸入云了，感慨于眼前这一切，乾隆皇帝不禁赋诗曰：“吉地临旋跸，种松茂入云。暮春中浣忆，四十八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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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遵化裕陵妃园寝中纯惠皇贵妃的方城明楼，此地宫安葬有纯惠皇贵妃苏氏和皇后那拉氏（那拉氏安葬时待遇仅相当于嫔）

贵妃高佳氏

自己老爹

被皇帝的“玩笑”吓死

《清史稿》中对于高贵妃记述并不多，只有如下片言只语：“慧贤皇贵妃，高佳氏。事高宗潜邸，为侧室福晋。乾隆初，封贵妃。薨，谥慧贤皇贵妃。葬胜水峪。”但是从这三十余字中，却能读到很多信息。

首先是她的姓氏为高佳氏，这是一个“造”出来的满姓。追根溯源，这位高贵妃祖籍辽阳，最早属于关外的汉族，在努尔哈赤起兵期间归顺后金政权，当时被划入镶黄旗包衣。包衣是满语的音译，翻译成汉语是“奴隶”或“家奴”，再加上镶黄旗隶属于皇帝，因此可以说高贵妃先祖的身份相当于是皇帝的“御用家奴”。后来由于高氏成为了乾隆皇帝的贵妃，因此她的家族也跟着沾光而被“抬旗”，即从原来的内务府包衣身份转而成为正式拥有上三旗旗籍的旗人。

接下来是“事高宗潜邸，为侧室福晋”这句，由此可以看出，高佳氏在乾隆皇帝即位前，即已经伴随在他左右。当时她是宝亲王（乾隆皇帝即位前的封号）的一位使女，而雍正十二年（1734），雍正帝将高佳氏封为宝亲王的侧福晋。这个地位是仅次于宝亲王的原配妻子，即后来的富察皇后（孝贤纯皇后）。说来有趣，册封背后的原因是雍正帝非常看重高佳氏的父亲，即当时著名的水利专家高斌。这位高大人的一个长项，便是善于治理水患。从雍正皇帝提拔他那一天起，他几乎不是在衙门里办公，便是在治水现场，可谓尽职尽责。然而即便是这样的一位工作狂，在乾隆年间也曾经犯过错误，甚至差一点被自己的姑爷砍头。

这事儿发生在乾隆十八年（1753），这一年的九月，黄河铜山段（今徐州附近，当时黄河于连云港南侧入海）决口，殃及灵璧、泗洪诸地，最终黄河水注入洪泽湖而夺淮河河道入海。这次黄河改道的灾难，经调查是由于铜山同知李敦、守备张宾贪赃枉法而致，盛怒之下的乾隆皇帝命斩李敦和张宾，并要求自己的岳丈“陪斩”。不过乾隆皇帝使了个心眼，即事先不通知自己的老丈人，结果可怜的高斌自以为大限将至，被以死囚的身份押解到法场，直到刽子手举起屠刀的那一刻，监斩官才将真相告诉了高斌。这位高大人经此一吓，当时瘫软昏厥在地，此后不久便一命呜呼，亲姑爷跟自己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儿大。

“乾隆初，封贵妃”，仅这一句话便点明了高贵妃当时的地位。从《心写治平图》中，可以看到乾隆即位之初后宫各主位的封号，当时仅有高佳氏的画像旁写有“贵妃”字样，其余除了皇后之外，则基本为“妃”或“嫔”。而从清宫档案来看，高贵妃的地位也的确不可低估。高贵妃的册封礼是在乾隆二年的十二月举行的，其原因是清代帝王即位之后，要度过二十七个月的“守孝期”，这期间不得有任何册封典礼举行，所以从雍正十三年九月到乾隆二年十二月，正好满二十七个月，因此高贵妃的“合法”贵妃身份，应该是从此时算起（富察皇后也在此时举行册封礼）。虽然乾隆皇帝的妃嫔中，后来获得贵妃乃至皇贵妃身份的人不在少数，如皇贵妃就有五位，慧贤皇贵妃高佳氏、哲悯皇贵妃富察氏、纯惠皇贵妃苏佳氏、淑嘉皇贵妃金氏和庆恭皇贵妃陆氏，但这些“后来者”都不享有公主、王妃、命妇等见面行礼的特殊待遇。

需要指出的是，哲悯皇贵妃富察氏与富察皇后不是同一人，哲悯皇贵妃富察氏在乾隆即位前为他生下长子永璜。由于这位富察氏在乾隆称帝前两个月病逝，因此生前没有获封妃的位号，乾隆即位后才追封为哲妃。

乾隆十年（1745）高贵妃去世，她去世的日期正逢民间传统节年中的“填仓节”，即正月二十五日。在她去世前几天，乾隆皇帝将她晋封为皇贵妃，但这一做法并没有能挽回她的生命。死后她的谥号为“慧贤”，当时还在世的富察皇后见到了这个谥号，便和乾隆皇帝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很喜欢这个“贤”字，希望自己百年之后，谥号可以使用“孝贤”，不想这个玩笑竟然一语成谶，三年后富察皇后病逝。乾隆皇帝便用皇后自己拟的这“贤”作为富察皇后的最终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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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那拉氏

自行剪发结局悲惨

如今承德避暑山庄宫廷区中路建筑的最后一进，是一座二层小楼，名为“云山胜地”，这座小楼是乾隆皇帝中秋节赏月的场所。当年在小楼的二层墙壁上曾悬挂有一张反映木兰秋狝之后乾隆皇帝举行盛大集会的《塞宴四事图》。所谓“四事”，即“诈马（赛马）”、“宴饮”、“布库（摔跤）”和“教跳（驯马）”这四个环节。这幅画左下角画的是乾隆皇帝的几位后妃。很少人会注意到，如果放大图片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中有几位妃嫔的面部细节有些异样，其中，一位女子的面部有比较明显的改动，画面的风格与其他几位明显不同。这是乾隆皇帝在画上做了“手脚”。这都与一位女子有关，她就是乾隆皇帝的第二任皇后那拉氏。

乾隆十三年（1748）三月，富察皇后病逝，此时皇后位置出现了空缺。七月，乾隆皇帝发出上谕，皇后二十七个月丧期结束后施行册立新皇后的大典。在此期间，暂册封那拉氏为皇贵妃，统领六宫事。乾隆十五年（1750）八月初二，在乾隆皇帝四十大寿前十天，册封那拉氏为皇后。至此，那拉氏的人生步入了巅峰时期。

不过，乾隆三十年（1765），那拉氏的命运急转直下。这一年的正月，乾隆皇帝开始了他的第四次南巡。南巡开始之时，帝后之间的关系仍然正常。二月初十，南巡途中，乾隆皇帝还为那拉氏庆祝了四十八岁的生日。闰二月十八日这一天，乾隆皇帝南巡一行抵达杭州，当天的早膳，皇帝仍然赏赐了皇后不少菜肴，但到了晚膳时，皇后的名字突然从宴会的名单中消失了。原来，在乾隆皇帝的授意之下，皇后由福隆安护送，由水路先行回京了。

那么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那拉氏从二月十八日之后又遭遇了怎样的待遇？最近南京博物院展出的一份馆藏《十五阿哥请安折》透露了一些讯息，在这份奏折中乾隆皇帝以近乎白话文的批示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还原：

“皇后疯了！送到宫时在翊坤宫后殿养病，不许见一人。阿哥、公主请安只许向潘凤等打听。此旨俟他到宫前一日再传，不可预先传出。屋里只许跟去的两个女子扶侍，也不许出门。”

“皇后此事甚属乖张。如此看来，他平日恨我必深。宫中、圆明园他住处、净房，你同毛团细细密看，不可令别人知道，若有邪道踪迹，等朕回宫再奏。”

通过档案，能够看出帝后的感情至此已经彻底破裂。乾隆皇帝甚至专门派人到圆明园以及大内皇后居所处进行彻底搜查，以防有“邪道踪迹”，说白了，就是担心皇后会使用“巫蛊之术”来诅咒皇帝。而且此后皇帝还断绝了皇后一切外界联系，令她在翊坤宫养病，不许见一人，并将侍候皇后的宫女减少到两个人，这基本上是后宫最低标准了。

之所以会发生上述一系列事件，用乾隆皇帝自己的话说，是因为“皇后疯了”：那拉氏剪掉了自己的长发。自行断发在有清一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就皇室来讲，这种情况只有在帝后去世的时候才会发生，皇后此举，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对太后以及皇帝的诅咒，这是大孝子乾隆皇帝所不能容忍的。

乾隆皇帝让那拉氏居住于翊坤宫后殿，然后专门找了一个太监负责看管，每天进茶饭，只留下两个宫女以及十名太监侍候。此时的那拉氏，已经与囚徒无大区别。因为剪发事件，在《塞宴四事图》中，乾隆重新为那拉氏画了像，以示惩戒，这也是画像有改动的原因。

回到京城仅仅一年多，那拉氏的生命便走到了尽头。她去世后不享受任何祭祀，其葬地也一直是一个谜团。直到清朝灭亡，盗墓贼盗掘了裕陵妃园寝中纯惠皇贵妃的地宫，真相才大白天下，原来她的棺椁被放在了纯惠皇贵妃苏氏的地宫里，而且级别仅仅相当于嫔，那拉氏若知道自己身后也遭受了如此待遇，又会作何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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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妃魏佳氏

三千宠爱集一身

那拉氏做出“剪发”这一行为的原因与后宫另一位妃子的受宠有关，她就是令妃魏佳氏。乾隆三十年五月初九，即皇帝缴回皇后那拉氏所有册宝之前一天，皇帝册封令妃魏佳氏为皇贵妃。一个月后的六月十一日行册封礼。皇后健在时，能晋封为皇贵妃的，有清一代非常稀少。从这也能看出，这一阶段皇帝对于令妃魏佳氏的恩宠逐日上升。其实，自乾隆二十一年至三十一年短短十年间，令妃魏佳氏共为皇帝生育四位皇子和两位皇女。可见魏佳氏逐渐赢得了皇帝的宠爱，成为后宫的“新生力量”。那拉氏的压力便是由此而来，因为对令妃“专宠”的嫉妒以及顾全自己和已经逐渐长大的儿子——皇室儿子永璂的地位，在各种压力之下，那拉氏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令妃魏佳氏的出身并不是很高，他的父亲只是一名内管领，家族原属正黄旗满洲包衣。魏佳氏入宫的时间也并不算早，乾隆十年（1745）经过选秀进宫，当时魏佳氏被封为贵人，但同年即晋升为令嫔。三年后，魏佳氏被晋封为令妃。自乾隆二十年起，令妃的命运基本上可以算是“逆袭”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她被晋封为令贵妃，这次典礼由乾隆皇帝的小舅子傅恒为正使，刘墉的父亲刘统勋为副使持节册封，足见皇帝对于此事的重视。

乾隆二十五年（1760）九月，身怀六甲的令贵妃随驾前往热河参加木兰秋狝，皇帝还为她举办了盛大的生日庆贺活动（九月初九）。活动结束后皇帝马上派人护送皇贵妃返回圆明园，十月初六，令贵妃生下皇十五子永琰（也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

按照清宫的规定，年幼皇子并不能由自己的生母抚养，所以令贵妃并没有和自己的儿子相处太长的时间，幼年时的永琰居住在紫禁城的乾东五所，由乾隆皇帝的宠妃庆妃抚养。成年后的永琰移居到了南三所。

乾隆六十年（1795）乾隆皇帝退位在即，宣布永琰为皇太子，此时永琰从南三所移居到了奉先殿西侧的毓庆宫中。因为永琰的养母和生母已经先后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和四十年（1775）去世，即位后的嘉庆皇帝，在父亲的授意下追封自己的母亲魏佳氏为孝仪纯皇后。嘉庆四年（1799年），太上皇乾隆驾崩，嘉庆皇帝正式亲政，在太上皇去世后的第二天，他追封养母庆贵妃为庆恭皇贵妃，以感激她对自己的养育之恩。

在众多贵妃中，嘉贵妃金佳氏比较特别。金佳氏的出身也不算高贵，和高贵妃一样，同样为内务府包衣的后代。但金佳氏的先祖是朝鲜人，于天聪年间归顺后金政权后充当翻译。金佳氏在乾隆帝还是皇子时即入侍潜邸，乾隆皇帝登基后封她为贵人，次年晋封嘉嫔。此后颇受皇帝宠爱，乾隆十四年（1749）晋封为嘉贵妃。

乾隆二十年（1755），嘉贵妃去世，两天后她被皇帝追谥为淑嘉皇贵妃，并享有入葬裕陵地宫的殊荣。乾隆皇帝还责成朝鲜国王为贵妃家族修葺在义州的祖茔，竖立神道碑，并设置石像生。据二十世纪初出使朝鲜的清朝官员记述，当时还能见到这些石构件，如今不知还能否找到遗存。

除了以上这些贵妃，乾隆皇帝还有一位纯惠皇贵妃苏氏。苏氏早年入侍弘历藩邸，乾隆二年（1737）晋封为纯妃。乾隆二十五年（1760）晋封为皇贵妃，这也是除了慧贤皇贵妃（高佳氏）外第二位生前即得到皇贵妃封号的女子（五年后，令妃魏佳氏在生前也被封为皇贵妃）。同年苏氏去世，乾隆皇帝将她安葬在妃园寝中，并在园寝后院正中央她的地宫之上为她专门修建了一座方城明楼，以示其地位的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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