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城邑起源于五帝，成形于东周，繁盛于明清，一直是汉水中上游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中心。但由于各方面原因，“自汉以来或郡或州［1］”，名称和城址多次发生变化，史志资料记载亦语焉不详，相互抵牾，难以为据。本文从相关史料入手，结合当前最新的考古发现与成果，分析、探讨安康城市历史演变脉络，为进一步研究安康城市作引玉之石。

一、姚墟

今安康中心城市位于月河川道与汉江交汇处，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气候湿润，交通便利，非常适合人类早期“逐水而居”和“临水筑城”。据目前考古调查发现，今安康城周边河流二、三级阶台地具有石器时期文化遗址10多处，面积从几百平米至数万平方米不等，但由于多数没有考古发掘，很难确定它们是否具备古代城邑性质。至今，关于安康城的最早文字记载，始见于应邵《汉书注》，且名为“姚墟”，属梁州。然而，近二千多年来，对“姚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山东荷泽说、淅江绍兴说、河南濮阳说等。清代著名学者张澍查阅各类史书，综合各种观点，于嘉庆十四年（1809）精心撰写了《姚墟考》一文，认为姚墟在今安康，收录于咸丰《安康县志·文微丙集》。全文如下：

《括地志》云：姚墟在濮州雷泽县东。《孝经援神契》云：舜生于姚墟，即东郡也。今按《元和志》云：“妫汭水出河东，县南雷首山者，即《书》所谓历降之所”。而《括地志》亦云：“妫州有妫水，源出城中”。《耆旧传》云：“舜历降二女于妫汭之所”。即《水经注》所云：“干桥东北有虞城，亦尧以女嫔于虞之地也”。又《会稽旧记》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些（丘），即舜所生也”。然越州馀姚顾野王以为：“舜后支庶所封。舜姚姓，故曰馀姚”。郦道元云：“虞滨西三十里有虞山。馀姚县西七十里有汉上虞故县”。《太康地记》谓：帝避丹朱于此。故县北有百官桥，一曰舜桥也”。是濮州、河东、妫州、越州，皆非舜所生之区矣。《世本》云：“饶内，舜所居。一作妫墟”。《帝王世纪》作姚墟，杜歧公曰：“饶内，即国语之嬴内，音妫墟也”。《汉书·地理志》汉中郡西城下注应邵曰：“世本妫虚在西北，舜之所居”。路史引世本云，妫虚在西城西，舜之居。《颖容释例》亦谓，舜居西城西。《初学记》云：“西城故城内有虞舜祠，葢舜母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虚。因以为姓”。故《世本》又曰：“帝舜姚姓也”。至胡公满周乃赐姓妫，或谓瞽叟已姓妫，非也。虞思犹姓姚矣。然姚虚在西城西，今安康有姚虚者。西城本魏之安阳县，晋太康初改为安康。故皇甫谧云：“安康谓之妫虚，或谓之姚虚也”。若泗水之妫亭，乃谢息所迁之姚虚，长沙之妫水，又因巡狩驻跸而名；下雒潘城之妫，实元王契所受封，俱无于与有鳏矣。后汉郑安上书云，舜生于姚虚，信为确说。彼司马子长以舜为冀州人，得毋据，其所迁者而称之乎。

由于舜为上古五帝和易学五圣之一，故历代统治者为其修祠建庙，安康也不例外。据《水经注·沔水》记载：“氏略汉川梁州，移治于此城（西城）。内有舜祠、汉高帝庙，置民九户，岁时奉祠焉”，足见至迟东晋时期，安康城内就有舜帝庙（祠）。后屡次毁败，至“明隆庆已巳岁（1569），土人耕田得琉璃脊兽、甬道、剥落残碣，依稀记‘大舜陶渔河滨处’……当事者闻于朝，创建崇祀，春秋享献［2］”，于是明万历、清嘉庆年间兴安知州许尔忠、叶世倬先后分别倡议大规模重修。1990年，江北中学在汉江北岸中渡台基建施工时，发现“舜帝陶渔河滨处”石碑一道，落款“万历四十六年（1618）岁在戊午仲春吉日”。

至于姚墟在何地，由《水经注·沔水》记载“《世本》曰：舜居妫汭，在汉中西城县，或言妫墟在西北，舜所居也。或作姚虚，故后或姓姚，或姓妫，妫姚之异，是妄未知所从。余按应劭之言，是地于西城为西北也”可知，姚墟或在西城，或在西城西北，如辅以虞帝庙所在地，很容易得出姚墟在今安康江北中渡台的结论。但据《后汉书·郡国五》记载：“汉中郡秦置┄┄成固，妫墟在西北”、《水经注·沔水》记载：“汉水又东径小成固南。州治大成固，移县北，故曰小成固┄┄汉水又东径妫虚（墟）滩（守敬按：滩在今洋县东）┄┄汉水又东径长利谷南，入谷有长利故城，旧县也。汉水又东历姚方，盖舜后枝居是处，故地留姚称也”可知，笔者认为“姚墟”为泛地理名称，应在今汉水中上游沿线一带，不能简单地将姚墟与虞帝庙、西城混为一谈。

二、西城

西城，即西成，始见于《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等史籍，迄今西安北郊相家巷、旬阳县黄坡岭各出土一枚秦“西成丞印”、汉“西成丞印”封泥。

目前，普遍认为西城始建于秦惠文王时期，因西城山而得名，“岂不知西城山本是因西城而名［3］”。笔者认为，西城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因地处其西部而得名。商、西周时期，西城属庸地。公元前611年，庸趁楚国遭遇大饥荒，率百濮攻楚，然终因势单力薄，“楚人、秦人、巴人灭庸。庸，小国，附楚，楚有灾不救，举群蛮以叛，故灭之以为县，属汉中郡［4］”。自此，庸成为楚的附属，并入汉中郡，更名“上庸”。然而，“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5］”，加之秦国日益强大，势力范围越过秦岭，窥视今汉中、商丹盆地，楚国极有可能迫于“内忧外患”，在今汉滨江北设西城县，以加强西部边境的统治和防御。后因政区“秦因楚”、“汉因秦”，西城名称便延续了下来。

西城自设立后，“或县或郡”，陆续延至元至元八年（1271），共计1800多年。秦代，西城为县制，隶属汉中郡，辖约今汉滨、岚皋、平利、镇坪、紫阳、石泉、汉阴及宁陕县南部地区。西汉，西城沿袭秦制，属益州，由于新设长利县（今平利、镇坪），辖区面积有所缩减。按照古代史志郡下首为治所的惯例，由《汉书·地理志》可知，至迟汉成帝元延、绥和年间，西城为汉中郡治所。之所以设在此，很可能是为加强其东部地区的统治。因为自汉武帝时期，大量犯罪宗室贵胄“废迁”上庸、房陵等地，社会极不稳定。东汉，西城建制不变，仍为汉中郡治所，直至建武年间。《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六年（30）“遣前将军李通二将军，与公孙述将战于西城，破之”。此后，极有可能为加强对陇蜀地区的控制，汉中郡治由西城迁往南郑。《后汉书·郡国志》汉中郡首县亦由西城变为南郑。至建安二十年（215），“巴、汉皆降。复汉宁郡为汉中；分汉中之安阳、西城为西城郡［6］”，西城即此由县升郡。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城为各个政权反复争夺，先改为魏兴郡，后并入吉安县，治所亦屡次变迁。隋代，西城最初归吉安县，后归金川县，再后又复郡，“郡治金川，领安康、洵阳、黄土、丰利、石泉［7］”。唐代，西城郡虽屡次更名，先是唐武德元年（618）改为金州郡，后是天宝元年（742）改为安康郡，至德二年（757）改为汉南郡，接着乾元元年（758）复改金州郡，西城但始终为郡治所在。五代以后，西城县沿袭唐制，仍属金州，皆为治所，直至元至元八年（1271），因连年战祸与灾荒，地旷人稀，金州降为散州，下不辖县，西城名称自此始废。

关于西城所在地，《水经注·沔水》记载：“汉水右对月谷口……汉水又东径西城县故城南……内有舜祠、汉高帝庙，置民九户，岁时奉祠焉。”《太平寰宇记》记载：“今州西北四里，汉江之北，西城山之东，魏兴郡故城是也。当义谷口路南，与州城相对。其西城山在州西北五里，盖后魏时移今理”。也就是说，西城县址至迟北魏之前位于汉江北岸，即西城山之东，与后来的金州城对望，城内有舜祠、汉高帝庙。综合判断，今江北中渡台，即江北中学一带最符合上述条件。首先，从地理方位上，中渡台即符合汉江之北，离月谷口不远，又符合西城山之东，金州城之北。西城山，即梅花山，极可有为今张岭和长岭一带。《元和郡图志》记载：“西城山，在州北五里”。《兴安州志》记载：“梅花山，《州志》：在州西北五里，首枕汉江是为姚墟”；金州城，即今江南老城，因为其参照物赵台山极有可能为今文昌梁和曾家梁一带。《元和郡图志》记载：“赵台山，在县南二里。梁代汉水泛溢，人皆走北山上”。《陕西通志》记载：“州南三里曰欢喜岭，山色皆赭，有巨冢，名太子坟（今汉滨区新城办高井村太子坟坡唐墓）”。其次，从出土遗物上，证明中渡台秦汉时曾修建过大型城镇。中渡台现有一处大型城镇遗址，面积约2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2米，暴露有秦汉时期灰坑、钱币窖藏、筒状绳纹陶水管、菱纹砖地面等，出土有铜剑、蒺藜、磨光石斧及云纹瓦当、带字泥封、绳纹板瓦、筒瓦等。

由于受《太平寰宇记》记载：“后周天和四年（569）省西城县，仍移吉安县理，西城废县廨”和咸丰《安康县志》记载：“天和四年（569）省西城并吉安，入金州，治吉安，今平利”等影响，普遍认为西城于后周天中四年（569）迁往江南。但细考史料，笔者认为西城县至迟南北朝时齐代已从江北迁往江南。《梁书·柳庆远传》记载：“柳庆远……齐初为尚书都官郎、大司马中兵参军、建武将军、魏兴太守。郡遭暴水，流漂居民，吏请徙民祀城。庆远曰：‘天降雨水，岂城之所知。吾闻江河长不过三日，斯亦何虑。’命筑土而已。俄而水过，百姓服之。”之所以迁往江南，主要是城址离汉水太近，加之位于河道反“弓”部，受冲蚀较为严重，故《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志》云：州初治汉水北，去水不过百步，后移水南”。

（未完待续）

注释：

［1］［10］咸丰《安康县志·舆地沿革表第一》。

［2］许尔忠：《重建虞帝庙》，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

［3］李启良：《石螺斋谈丛》，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4］《尚书·牧誓》。

［5］《春秋左传·宣公十二年（前597）》。

［6］《魏志·武帝纪》。

［7］乾隆《兴安府志·地理志·兴安府沿革考》。

（作者单位：安康市文化文物广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