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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原申新纱厂窑洞车间旧址(2020年9月1日摄)。本报记者刘潇摄
▲宝鸡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原申新纱厂窑洞车间旧址(2020年9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潇摄
▲宝鸡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原申新纱厂窑洞车间旧址(2020年9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潇摄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记者孙波、刘书云、陈晨)11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宝鸡:“窑洞工厂”里储存的民族精神密码,鲜为人知的抗战工业内迁史,一座西部工业重镇的薪火传承》的报道。
1937年11月初,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岳麓山下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一个月后,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危及衡山湘水,师生们于1938年2月搬迁入滇,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因其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为中国以至世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闻名中外。
然而,抗战期间,我国工业内迁的历史却鲜为人知。当时,在西部地区陕西宝鸡,还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迁厂运动,成就了被著名学者林语堂称为“中国抗战中最伟大的奇迹”的秦宝十里铺工业区。抗战期间,茅盾先生路过宝鸡时,也留下了“水一样流转的山货、山一样堆集的商品和原料”的慨叹,称赞宝鸡为“战时‘景气’的宠儿”。
2015年元月的一天,时任宝鸡市金台区十里铺街道办副主任的王敏,在例行走访慰问贫困户时,发现路边有块石头看上去很特别。她蹲下端详一番,发现上面隐约有字,只是风化严重不好辨认,就让人把这块石头搬回去,放在街道办后院的一个角落里。
令她没有想到的是,一年后,她被抽调参加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博物馆筹建。被她随手带回去的那块石头,后来成了游客进入这个“窑洞博物馆”看到的第一件展品——界碑。
这块申新纱厂的界碑,原本用来分割地理,现在却被用来分割时空:外面是现实,里面是历史。
(小标题)救亡图存的艰难内迁
80多年前,在抗战硝烟弥漫、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一批爱国民族工业企业冲破重重艰难险阻,从武汉等地陆续内迁来到宝鸡,于一片荒滩之上建厂复工、支援前线,书写了一部轰轰烈烈的“实业救国”壮丽史诗。
往事并不如烟。在长乐塬遗址东侧的窑洞前,三五个游客正缓缓推开厚重的木门。吱呀作响声中,一座气势恢宏的“窑洞工厂”映入眼前,一段尘封已久的抗战工业内迁史也由此展开。
步入“窑洞工厂”,长长的巷道纵横交错、连接成网。幽暗灯光下,一件件工业内迁的珍贵文物,将时光拉回到战火纷飞的抗战岁月。6号窑洞内,工作人员轻轻按下电钮,产于1921年的“粗纱头开松机”徐徐转动。这台82年前随内迁企业一同搬迁至宝鸡的“百年设备”,见证了那段可歌可泣的艰辛历程。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近代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和长江流域,广大内陆工业基础十分薄弱。1937年“七七事变”后,位于沿海地区的教育、文物、工业资源陆续内迁,武汉三镇成为工商企业内迁的一个重要落脚点。而沦陷区来不及内迁的许多厂矿,或被毁灭,或被日军以“委托经营”“军事管理”等形式吞并。
1938年武汉会战前夜,面对日军步步紧逼,为保留抗战工业的火种,国民政府被迫做出武汉工业企业向西迁移的决策。一批爱国实业家审时度势,决定内迁。
彼时,荣氏家族建在武汉的申新第四纺织厂和福新第五面粉厂(以下分别简称申新纱厂和福新面粉厂),是国内举足轻重的工厂。
“起初,两家工厂内迁的首选地是重庆。1938年4月,两厂经理、荣德生的大女婿李国伟带队亲赴重庆考察,在猫背沱定下新址。6月起,一批设备和人员开始向重庆转移。”申新纱厂内迁宝鸡职工子弟、长期研究抗战工业内迁史的学者冯驱说。
申新、福新两厂内迁过程中,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业已形成的背景下,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人秦邦宪将武汉企业内迁至宝鸡的建议。1938年8月4日,艾黎陪同宋美龄视察武汉申新纱厂。在他的劝说下,宋美龄告诉申新纱厂厂长章剑慧,去重庆的水路已拥挤不堪,要求纱厂立即改变方向,沿陇海铁路内迁至宝鸡。
8月8日,武汉申新纱厂清纱、停机,启动向宝鸡迁移的工作。一时间,车间内到处都是工人拆卸设备忙碌的身影。可正是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一座规模巨大的工厂要连根拔起向西迁移,谈何容易!
决定在重庆、宝鸡等多地办厂后,李国伟派遣瞿冠英到宝鸡考察。彼时的宝鸡只是一座仅有六七千人的农业小县,几乎没有近代工业,只有百数十家手工业作坊,经济十分落后。随着黄河花园口决堤,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3万多难民沿陇海铁路涌入这里,饿殍遍地、惨象连天。艰难的环境下,瞿冠英发现,位于宝鸡县城以东的十里铺陈仓峪塬下有一片荒滩,东西长约2里、南北宽约1里,紧邻着陇海铁路的斗鸡台火车站,便于装卸货物,遂决定选址于此。
在申新纱厂内迁老员工的回忆文章中,许多人都清楚地记得这一天:1938年8月16日,工厂内迁宝鸡的第一批机器设备从武汉徐家棚火车站装车出发。此后,申新、福新两厂的设备陆续向宝鸡搬运,前后共发出20批车次。内迁之路,困难重重。当第21批货物运至河南信阳时,遭到日军袭击,不得已退回武汉。还有一批设备在短途转运中,在汉江上遭遇大风,200多箱纱机和一台发电机沉入江底。
但纵使荆棘密布、骇浪滔天,也阻挡不住救亡图存的脚步。正是从那时起,艾黎与中国共产党人成功从武汉动员64家企业内迁。而从武汉、河南漯河、山西等地迁入宝鸡的工厂共计15家,汇聚在以十里铺为中心、沿陇海铁路分布的区域内。
(小标题)国内现存最大的抗战时期地下窑洞车间
这条从清朝末期就开工建设的铁路,在民国时期断断续续修到了宝鸡,成为抗战时期工业内迁的大动脉。
站在今天的长乐塬南望,百米之遥的陇海线上列车往来不息,几分钟就有一列火车隆隆驶过,一派勃勃生机。申新纱厂已故老职工曾回忆,内迁初期,这条铁路每天只有2列客车、4列货车往来。靠着特殊时期这极为紧张的运力,一家家民族工业企业内迁至此,浴火重生。
到1938年底,申新、福新两厂的2万纱锭、400台织布机及日产3000袋面粉的制粉机等2万多箱设备,陆续运达宝鸡斗鸡台。随母厂而来的,还有不愿做亡国奴的240多名工人和技术人员。
“听父亲讲,当时有4名工人沿着平汉铁路、陇海铁路,徒步近千公里来到宝鸡,还有1名工人从重庆翻山越岭而来。他们高喊‘抗战救国、誓与工厂共存亡’的口号,一路风餐露宿,令人闻之落泪。”申新纱厂内迁元老龚一鸥之子、81岁的龚平回忆说。
这批以江南人为主体的申新、福新两厂职工,在一片荒原之中,开启了艰难的建厂复工历程。
在一次厂务会上,总经理李国伟曾这样鼓励大家:“环视西北半壁,纱厂寥寥无几家。无论前方将士,无论后方民众,均有赖吾等接济。在这紧急时刻,多增加一分生产就是多增加一分国力,我们应从速完成建厂任务,努力增加生产。”
据冯驱的外公、申新纱厂内迁元老之一王阿庭生前回忆,当时没有电源,瞿冠英等人便从陇海铁路局租来一辆蒸汽机车头,修建专用线到厂区,以火车头发电带动纱锭运转。没有水源,工人自发打井取水。没有厂房,又陆续建起14间平房。1939年8月9日,2000个纱锭开始试生产,申新纱厂在宝鸡复工。
然而,在日寇气焰最为嚣张的时候,位于大后方的宝鸡也难于幸免。据宝鸡县志记载,抗战期间,日军曾出动334架次飞机轰炸宝鸡32次,位于十里铺的内迁工厂是重点攻击对象。
为抵御空袭,1940年1月,章剑慧提出利用陈仓峪的地形特点修筑“窑洞工厂”,以保存生产和人员力量。
“修建‘窑洞工厂’时非常困难,宝鸡当地砖头供应不足,厂方就从咸阳、西安等地购买砖头,沿铁路运到斗鸡台。没有水泥,只能用石灰和黄沙和成沙浆,石灰还要到数百公里之外的耀县拉运。”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管委会办公室主任王敏介绍说。
到1941年2月底,全长1.75公里、洞内面积达4831平方米的“窑洞工厂”竣工。24孔窑洞中,长度在64米以上的有7孔,最长的达109米。7孔长洞被6条横洞贯通连接,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地下网络。申新纱厂将前纺车间全部设备和1.2万锭细纱机转移到这里, 4月19日,“窑洞工厂”正式运转。
时过境迁,当年的“窑洞工厂”,已是国内现存最大的抗战时期地下窑洞车间。现在的游客参观路线,在窑洞内曲里拐弯,长度已然接近1公里。
今天,行走在窑洞巷道内,已然没有战时的紧张气息,但展示屏上循环播放的一段日机空袭的影像资料,仍在诉说着侵华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
“父亲回忆,日军空袭时,在窑洞内也能听到飞机轰鸣。但工厂平时多次进行防空演习,组织了工程队、灭火队、抢险队等,预案充分,保证了设备安全生产和上千名员工的安全。”申新纱厂内迁职工子弟于瑞宝说。
在长乐塬遗址区,一座重建的烟囱上,覆盖着巨大的防空伪装网,还原了当年的另一座防空设备。“发电厂建成后,成了日军空袭的主要目标。先辈们用铁轨代替钢筋,在屋面上铺黄沙,伪装成土丘迷惑敌机,再用防空伪装网遮盖烟囱与厂房。”研究抗战工业内迁史的宝鸡日报社退休记者袁智强说。
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宝鸡十里铺保存并壮大了民族工业的火种。据统计,抗战时期内迁到宝鸡的工厂有陇海铁路管理局宝鸡机厂、申新纱厂、福新面粉厂、大新面粉厂、泰华毛纺厂、秦昌火柴厂等15家。加上陆续发展起的民族工业,到1941年,宝鸡形成了沿陇海铁路,西到县城、东到岐山蔡家坡,汇聚有工合合作社和工厂达200多家的“秦宝十里铺工业区”。《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显示,到1942年时,西北建立的工厂已达到546家,占全国工厂总数的20.56%。
(小标题)“三八工作制”
工人操作梳棉机、搬运花包,青年浇灌花木、上演话剧……在“窑洞工厂”里,一张张摄于上世纪40年代的老照片,记录了抗战时期“秦宝十里铺工业区”内各家工厂生产生活的画面。
全面复工后,申新纱厂、福新面粉厂陆续建起发电厂、机械厂、造纸厂、煤矿、陶器厂等企业,李国伟还组织起汽车队和嘉陵江水上运输队,保障了从重庆到宝鸡的生产物资水陆运输。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申新纱厂生产了6.2万吨棉纱、43.2万匹棉布,为抗战前后方供应了大量军需和民用物资。
申新纱厂老一辈职工及子弟口口相传,通过工合西北区办事处,工厂还为陕甘宁边区转运了大量棉纱、棉布和纸张,有力支援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
在当年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宝鸡,“秦宝十里铺工业区”的内迁工厂推行先进的生产和管理理念,积极改善工人工作环境,一时引领西北地区风气之先。
“迁厂元老中不少都是留过洋的,理念非常先进。经过计算,给机器使用的润滑油可以精确到滴。工厂农林股栽树种菜,还在厂区周边遍植臭椿树用以吸附粉尘。可以说,那时候就有了最初的环保意识。”75岁的申新纱厂内迁职工子弟张乐荪说。
1941年6月,申新重庆分厂在全国首倡八小时工作制,1942年2月2日,宝鸡申新纱厂在窑洞车间正式推行“三八工作制”,即每天八小时工作、八小时学习、八小时休息的制度。当日20时,“三八工作制”第一班工人上班的汽笛声,在十里铺上空响起。
在保留至今的一张“窑洞工厂”内外景平面图上,除了生产车间布局外,还标注着洗衣房、邮局、浴室等生活设施的位置。当时,申新纱厂有专人为单身职工理发、洗衣、叫早,厂里还建起上下两层观众席、1266座的大礼堂,定期为工人放映电影。
随着工厂在宝鸡落地生根,职工人数不断增加。1941年起,申新纱厂对工人免费开展文化补习,设立阅览室、组织评剧团,发展出篮球、排球等多支运动队。青年工友创作歌曲、编演舞剧,定期演出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在“窑洞工厂”内的一张老照片里,工人学习文化的课堂上,“抗战救国”的标语清晰可见。
受到战时艰苦奋斗精神的感染,李国伟将陈仓峪更名为“长乐园”,寄托了长久安乐的美好愿望。由于恰好处在渭北台塬地区,长乐园被后人误称为长乐塬,如今反而广为流传。
(小标题)轰轰烈烈的“工合城”
抗战时期,除了工厂内迁,在宝鸡这片厚重的土地上,还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工合运动。
抗战爆发后,国际友人路易·艾黎与斯诺夫妇同情中国抗战,也对被日本掠夺走的资源痛心不已。为了保存中国的工业生产火种,他们与中外进步人士一起发起了中国工业合作运动。
“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于武汉。8月26日,工合的第一个派出机构西北区办事处在宝鸡挂牌成立,此后组织创办工业合作社进行生产自救,陆续在陕甘晋豫鄂5省设立了16个事务所,是全国工合办事处中规模最大、机构最健全的一个。”身兼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的冯驱说。
受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1938年8月末,作为工合运动发起者和重要领导者之一,艾黎从汉口来到宝鸡,与卢广绵一起指导刚刚成立的工合西北区办事处。
宝鸡文理学院特聘教授王恭说,从工合西北区办事处最早在宝鸡成立的大华打铁合作社开始,宝鸡陆续创办起百余个生产合作社,涵盖织布、织毯、打铁、纺织机械制造等多个领域,宝鸡也因此被称为“工合城”。到1940年4月,工合西北区办事处已发展工业合作社557个。
“抗战期间,工合西北区办事处组织7万多名群众生产112万条军用毛毯,有力支援了抗战前线。”冯驱说,工合西北区办事处还承担起国际社会援助陕甘宁边区的重要职责。据卢广绵生前统计,从1939年到1943年,西北区办事处累计把工合国际委员会的250万元捐款送到延安事务所。
工合运动和工厂内迁几乎同时发生在宝鸡,二者彼此联络、相互影响。“譬如,王阿庭是申新纱厂与艾黎及工合西北区办事处之间的联络人;兴建‘窑洞工厂’时,艾黎曾提出过积极建议;申新纱厂生产的大部分棉纱,都直接销售给了工合。”冯驱说。
王恭说,工厂内迁和工合运动一道,使宝鸡成为抗战时期重要的战略后方基地。他们艰苦卓绝地坚持生产,为抗击日寇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支持,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朽功勋。
在长乐塬遗址,落成于1943年的福新申新办公大楼,虽历经沧桑,仍风采不减。时至今日,这座见证了抗战工业内迁历史的大楼,以其中西合璧的精美设计和背后所蕴含的峥嵘往事,吸引着诸多游客前来参观。
站在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大楼前,于瑞宝忆起先辈,难掩激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不断鼓动工厂向南迁,但响应者寥寥。许多中共地下党员也受到申新纱厂领导者的保护。”
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司令员彭德怀进驻福新申新大楼,在这里指挥了扶眉战役的后续战斗。此后,申新纱厂为一野加工了棉衣、棉被里的棉胎,17名工人还跟随一野进军,为解放西北贡献了一份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公私合营,申新公司改制为“新秦企业有限公司”,在1966年成为国有企业。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人民政府陆续从新秦公司各工厂中考察选调出200多名优秀人员,选派到大西北各地企业担任领导职务。紧接着,又从新秦公司各厂选拔2000多名技术骨干支援各地,壮大了西北工业企业的力量。此后,经过多次改制,新秦公司演变为“陕棉十二厂”直至今天的宝鸡大荣纺织有限公司。
播撒至宝鸡的这颗民族工业的火种,栉风沐雨,薪火不绝。包括大荣纺织在内,15家内迁工厂中,绵延至今的仍有5家。作为我国石油钻采装备研发制造骨干企业的中国石油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便是其中之一。
可歌可泣的抗战工业内迁,塑造了宝鸡作为现代工业城市的雏形。新中国成立后,经过70多年发展,如今的宝鸡已是陕西省第二大城市和西部地区的工业重镇,一大批“大国重器”诞生于此。
随着时代发展和更多文物史料被整理发现,这段鲜为人知的史实也逐渐被挖掘出来。
陕西省副省长、宝鸡市委书记徐启方介绍,近年来,宝鸡启动长乐塬片区保护开发,被不同单位租赁、占用的办公楼和厂房被陆续收回,一度灰头土脸的“窑洞工厂”也重现天日。曾经破败荒凉的长乐塬,如今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工业内迁所蕴含的伟大民族精神,至今鼓舞和启迪着后人。在长乐塬所在的宝鸡市金台区,区委书记宁怀彬在一篇日记中如此感怀:“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这里曾是最热烈、最有激情、最有活力的地方。置身于此,我强烈感受到神经的震颤。长乐塬见证了中国人自强不息、勇敢智慧的历史,也孕育了宝鸡这座美丽的城市。”
2020年10月20日晚间,宝鸡工人文化宫剧院内座无虚席,根据抗战工业内迁宝鸡史实创作的话剧《追赶太阳的人》在此上演。数十次热烈的掌声,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
观众席内,土生土长的王敏暗暗垂泪。“气壮山河的抗战工业内迁,彰显了在国家危亡之际,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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