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先丽，2003年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毕业，拥有注册会计师、律师执业资格证等。专长于制度经济学、资本市场案例分析、兼并收购、企业运营、管理会计综合性知识方向。曾历任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合作科科长、金桥项目组总经理助理、组干部部长助理、总经理助理、办公室主任、资本运营部执行总监助理等职务；现任多家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等。

结缘经济学

1997年至2003年，方先丽在复旦经济学专业度过了难忘的六年硕博连读生涯。不过，身为一名经济学博士，方先丽的求学道路却起步于理工科。1992年起，她于华中理工大学就读城市供暖与通风专业，经过了大学四年“艰苦的理工训练”。她笑称自己是一个“纯理工女”，“那四年我觉得学得很苦，高等数学和物理都学得很深入、很艰辛”。

暑假，学校会组织本专业学生到各城市的工厂实习。当时，她们专业的就业抉择不多，要么到建筑设计院做供暖、通风设计，要么到生产净水设备的工厂工作，或是到规划院成为一名建筑结构工程师。

在工厂的实习要求同学们学会画管道设备的设计图，那个年代没有电脑，只能靠人工手绘。“像一个画家一样，趴在那幅画上好多天不能动”，方先丽回忆道，要是哪次手一抖画废了，就得再重来。当时，画出这样一张设计图，需要近3个月的时间。读书的时间长了，方先丽不免思考：除了懂这张图外，我对我的生活一无所知。当她关注新闻时，似乎并不明白“世界为什么是这样”。

与此同时，她还担任了班级的班长，负责组织班级集体活动，对接着院系各部门的老师、教授。“班长”这一角色像是班级学生与大学间的中介，她为班级尽可能地争取着各项荣誉与院系支持。“‘理工男’‘理工女’都会有点木讷”，方先丽调侃了当时的自己，“我是木讷的同学中相对活跃的一部分”。和院系老师打交道的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方先丽事后会有所反思，但总是像隔着一层窗户纸，看不真切。

“因为我的兴趣比较广泛，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产生困惑，逐步吸引我去学习经济学知识。”方先丽回忆道。与人打交道的过程、画工图之外的思考等等困惑，促使她寻找理工科知识学习之外的范式，来帮助自己更好地探索人与世界的联系。

抱着这种迷思，她闲暇时买了经济学方面的书籍，渴望借此了解社会的运转规律。直到后来自行学习了经济学理论知识，她才明白评奖评优等各项过程的沟通，其实就是“分配”二字。此后，她便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开始思考人与人、人与物乃至人与世界的关系。

最初，经济学的理论知识仅仅是方先丽闲暇时间阅读的一个选择。有着本科四年的理工学习基础，对建立在数学基础上的经济学，方先丽没有出现过多的学习困难。渐渐地，经济学所提供的观察世界的全新方式令她如痴如醉地沉浸其中。她最终下定决心，要攻读经济学的硕士研究生。

本科毕业后，她成为一名工程师，常需要编绘工图。她白天上班，利用业余时间勤奋学习。晚上8点至午夜0点、凌晨5点至早上7点，这不连贯的6小时就是她学习备考的时间。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后，她成功考入复旦大学，开始六年硕博连读的经济学学习生涯。

最美的回忆

进入复旦后，方先丽决意珍惜时光、好好学习，绝不辜负自己为考入复旦而做出的不懈努力。90年代的五角场并不是如今的模样，它位于人称“下只角”的地区，地处偏远，发展落后。但走进复旦，看着绿树红墙，深厚的文化底蕴自然扑面而来，与外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进入复旦正门，花园中巍然屹立的复旦第一任校长马相伯的雕像，与往前走便能看见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复旦校训，为初来校园的方先丽带来极大的震撼—这是一份身处陋巷仍自得其乐、永远进取的治学精神。

“复旦带给我的是一种精神。”方先丽动情地感慨。她求学时，经济学院设在相辉堂周边，是一幢低矮的二层小楼，看似浑不起眼，但在低调之中自有深厚学养积淀的华美。

尽管她修读的是公费研究生，每月有190元左右的补贴，但要满足生活、学习需要，还有很多不足。晚上从图书馆返回宿舍，大约在十点到十一点之间，她偶尔会到南区门口的小吃摊位买一碗鸭血粉丝汤。她记得很清楚，一碗汤一块钱，是那时穷学生们简单的快乐。方先丽回忆：“虽然那时我们生活条件、物质条件都一般，但精神生活非常丰富。”

“我们那时没有什么娱乐手段，就只有多跟老师们交流。”在信息获取相对闭塞的年代里，大学生获取知识的最直接来源便是学校里的教师。90年代末的复旦经济学院，蒋学模、张薰华等大师仍在课堂教学的前线，如今声名显赫的张军、石磊等教授也于年富力强的年纪在学院授课。这群星光璀璨的复旦教授们，思路敏捷，视野开阔，能迅速地将外界的新理论、新知识学深悟透，并讲授给学生们，用严谨的科学态度不断引导学生们求学治学。

方先丽的导师是经济学院的徐桂华教授。徐桂华教授有着深厚的学术造诣，常为政府的经济发展建言献策。他曾在《解放日报》从事多年编辑工作，因此对文字要求颇高。方先丽进入复旦后，便跟着徐教授做经济学课题研究。

方先丽至今犹记得彼时的经历。她在图书馆一册一册地翻刊物，一本一本地找资料。第一次给导师提交初稿时，方先丽看到返回的文稿上有着密密麻麻的批注，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以传统编辑的形式做了修改，写满了稿纸上的所有空间。看着导师花费大量精力修改的文稿，方先丽最初“又难过又惭愧，感觉自己有很多不及格的地方，不敢去见导师”。

之后，她把导师修改后的文章反复阅读了十多遍，仔细揣摩经济学论文的写作风格，在如此训练下，她的写作功底飞速提升，甚至到工作以后，她完成的工作报告等文书几乎不用第二次修改。徐教授对方先丽要求严格，但并不苛刻，“他从不骂人，以身作则来让你明白自己的差距有多大”，方先丽回忆起导师此前的教诲，满是敬仰。

“一想到复旦的老师们，我就觉得我还是少年，还是一个学生。”方先丽有着如此心声。这是一份纯粹与天真，但其并非孩童般的稚嫩，而是阅尽千帆、洗尽铅华后的觉知。师生和睦、共同进步，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复旦的这种精神能容纳家乡、性格、爱好各异的学生，学生们也能在校园中自由地探索自己的未来。对方先丽而言，复旦求学过着“最苦的日子”，同样也是“最美的回忆”。

投身企业收购一线

毕业时，方先丽已考取了注册会计师、注册律师、注册证券分析师等几个资格证书，在就业市场上很有竞争力，也收到许多券商、投行的邀请。不过，在博士期间，方先丽结婚成家，有了孩子。为了照顾孩子成长，2003年7月，她选择进入上海最大的国企上海汽车集团，进入了上海汽车自主品牌的项目工作小组，“从此就跟中国汽车品牌建立了牢不可分的关系”，她笑道。

2004年，上汽、南汽（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同时对即将破产的英国老牌车企MG罗孚收购，双方成为竞争对手，这是中国两大汽车集团在国外竞标同一个项目的首次案例。本次竞购以上汽、南汽对罗孚资产的分而治之告终：上汽买到了罗孚的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而南汽则拿到了罗孚的生产线。

此后两年，上汽、南汽分别推出了上汽荣威和南汽名爵两款自主品牌产品，被业内视为最直接的竞争对手。如果拿到核心知识产权“软件”的上汽与拿到生产设备“硬件”的南汽能够携手，可以使资产更为高效地运作。

2007年，上汽公开表示希望与南汽联合。上汽内部从集团各部门临时抽调了近200人，组成了专门负责兼并收购的工作组，方先丽便是资本运作部的兼并收购负责人。尽管绝大多数人员没有企业收购的专业基础，每一天“过得战战兢兢”，但最终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成果。当年12月26日，双方在人民大会堂签约，上汽以约合近108亿元收购南汽集团的全部股权。

兼并之中历经的种种艰辛，方先丽回想起来一时都有些“不知从何说起”。她花了半年时间进行调研和设计整个项目的收购方式，并得以领导的支持和全力推动：先是两大国有集团换股，然后对南汽集团整体进行拆分成整车和零部件两大业务板块以及安置冗余职工的地产管理公司。资产进行合规化梳理后分别出售给上海汽车（整车上市公司）和华域汽车（关键零部件上市公司）。整个过程过渡平稳，在两大集团合并、裁员的情况，稳妥的安置冗余员工，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实现了平稳过渡与企业可持续增长，成为汽车行业成功整合的案例。

最初预估中这样大型的企业兼并收购项目要耗时三年左右，但她们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在辉煌的成果背后，是无穷的艰辛付出。整合方案涉及30多万平方米大规模的厂房合规化登记工作，光是为拿到房产证，就花了整整10个月，之后人员裁减的成本核算整合也花了足足四个半月，可以说每一步都是浩大的工程。这份工作责任重大，工作层次高，不能有一丝松懈与疏忽。在这一年半时间里，方先丽饮食不规范已是常态，甚至有时忙到一天只有空吃午餐，“总是在路上，总是在看材料，总是在开会”。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回想起在上汽集团工作的点点滴滴，方先丽总是有些心潮澎湃，“每次说到中国汽车行业的自主品牌，我心里就有一种自豪感，我有幸参与了这个起点与一部分的过程”。

遍历职场风云

上汽与南汽的兼并重组无疑是21世纪国内汽车行业的重大经济事件。经历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方先丽对企业收购兼并工作充满激情与感情，醉心于此。“现在通过企业的相关报表，就能及时读出报表的大致结构和它的问题所在，读出企业的发展状态，”方先丽笑着说，“这是上汽集团给我最好的一堂兼并与收购的实战课程，我充满了深深的感恩。”

结束上汽与南汽的收购工作后，方先丽又带领着专门的工作小组，结合日本的精益生产、以色列的《目标》企业管理理念，建立了根植于中国本土特色的汽车行业价值链管理体系。这花费了她两年多的时光。这个价值链管理是把企业按照价值链分段，在每一段内找出关键指标，用指标变动的系统性来显示出企业的治理瓶颈，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把资源花在有效的刀刃上，节省大量的企业成本。

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使方先丽的健康状况变得不甚乐观，不规律的饮食和作息导致她患上了重度的胃窦炎，不得不辞职以调理健康，从上汽离开后休息了两三年才逐渐缓回来。随后，方先丽决定开始转型做投资兼做上市公司治理，以及辅导企业上市，帮助上市公司科学化运营建立管理体系。

方先丽第一次当独立董事时，是在一家一年亏损近18亿的企业，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亲自参与上市公司破产重整过程。在此过程中，她感受到，相比于国企，民企“一言堂”的治理模式给企业发展带来效率的优势以外，也隐藏了巨大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不完善带来的治理风险问题。一家企业在经历“野蛮成长”后，如何建立相对规范的企业治理模式是民营企业面临第二次快速成长的所需解决的艰巨任务，因为企业发展惯性让企业实现自我转型主要的阻力来自前一阶段的成功带来的路径依赖以及创始人管理认知再提升的困难。目前，方先丽已担任多家公司的独立董事，更希望自己在企业第二阶段大发展的过程中为企业提供一定的合规建议。

纵观自己的职业工作生涯，方先丽归纳了自己的工作原则—尊重科学，不能盲从盲信，认真对待决策中的数据基础，认真地与相关部门参与可行性报告的论证研究，将决策的预期成效、未来风险等讨论清楚，形成一份系统化的执行方案，并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参与过程管理并解决方案的运作过程中反馈的问题，及时调整。系统性决策和执行，是企业发展过程中容易忽视并带来风险的重要原因之一。

天道酬勤是职业工作的不二法门，但同时也要善于总结，善于提升。在方先丽看来，企业发展永远是一本教科书，永远可以在其中学到新东西。“要活到老学到老，一定要有这样的智慧，不断在经历中学习、总结、提升自我。”

爱情、婚姻与家庭

或许是冥冥中的缘分，本科报道的第一天，方先丽就遇到了现在的爱人。

直到军训后，两人才逐渐熟悉起来。一门专业课上，他们加入了同一个测量小组，在学生活动中也有所接触，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因着相契的价值观，大三、大四时，他们水到渠成地走到了一块。

毕业后，方先丽的另一半进入了苏州建筑设计院工作，两人在这座江南水城生活了一段时间。但得知女友准备备考复旦大学经济学研究生后，他不仅表示支持，更选择考取复旦大学的“邻居”—同济大学建筑系。各自攻读硕士、博士的过程中，他们的爱情越发坚韧。最终，他们决定迈入了婚姻的神圣殿堂。

七年爱情长跑造就了几十年相濡以沫，“我们结婚的时候对相互的优缺点早已了解得一清二楚”。在方先丽的眼中，他们能够一路相伴走来，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彼此拥有共同的价值观、相似的背景和一样的上进心。

在方先丽读博期间，夫妻二人迎来了一个新的生命，从此成为三口之家。在教育孩子方面，她一直秉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念，从小就开始陪儿子一起读了很多历史故事，每一年都陪孩子去各地旅游，足迹几乎遍布世界各大洲。方先丽希望孩子不仅能够身心健康，而且有主见、对世界有好奇心和探索欲，从内到外地丰富起来，“这便是一种体验式的成长”。

从学海步入职场，在职场拼搏兼顾家庭陪伴，方先丽在不同的场域转圜自如。不论是备考时的挑灯夜读、昼夜精进，漫步复旦校园时的思想浸润、自在求索，还是遍历商场风云的披荆斩棘、破浪前行，过往种种都是方先丽人生中璀璨的珍珠，不思量、自难忘。“往事很累，但往事很欣慰，它确实让我觉得这一生我经历了我想经历的事。”方先丽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