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知名冤家

王安石与司马光

北宋历史的基本线索

——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为首的新旧党争1067-1126

新党

旧党

王安石吕惠卿曾布章惇韩绛 等

蔡京

司马光韩琦欧阳修文彦博吕大防苏辙等

关键词：庆历新政 熙宁变法元丰改制 元祐更化 绍圣绍述 崇宁复制

3个引子

·1.北宋得国不正

梁启超先生在《王安石传》中这样评价北宋政权的建立：欺负孤儿寡母，得国不正。在文中，梁先生列举了历史上很多王朝的建立历程，有藩封，草泽，征诛，或者篡禅四种。其中刘邦李渊之类的乱世英杰建立天下非常艰苦，而且是征讨暴政者，师出有名，可以说是得国之正了；曹丕、刘裕虽然是篡位，但确是时代枭雄，为天下创造功业，而且做到了“天下归心”；至于萧道成、萧衍之徒是看似更不光彩的篡位，也是权谋的体现，它至少历经了数十年的经营和政治斗争的腥风血雨。与这些相比，北宋的建立令任公十分不齿，因为赵匡胤只是一个刚刚上任的殿前都检点，没有骁勇的战功，也没有政治的势力，完全是在武力压迫下靠欺负小皇帝柴宗训孤儿寡母而上位的。

·2.重文轻武，后天畸形

人越害怕什么，就越强调什么。赵匡胤的不光彩的夺权历程，和唐朝灭亡至北宋建立的这几十年间“所谓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局况，让他对军事势力极其不自信。杯酒释兵权只是其初，对这个刚刚建立的王朝后期发展影响最大的，就是赵匡胤赵光义兄弟对国家军事的大力削弱。于是，士大夫成为了国家的肥差，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现象应运而生。这难道不会使宋朝国力衰弱吗？“而有宋积弱之大原，皆基于是矣。”

·3.庆历新政的失败与王安石变法

宋太祖赵匡胤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然而把床边的人赶走，就能实现自己的安全了吗？殊不知卧榻之外，有更多的人想害皇上呢。北宋自建立之初，就开始着力于扫除南方十国的分裂局面，直至其完成局部统一之后，边患问题又称为困扰北宋政府的一个超级问题，北方的契丹王朝对宋频繁用兵，宋太宗因此中了一箭，宋真宗则在澶渊之战差点被迫南迁。除此之外，西夏政权也在河西对宋产生了巨大的威胁。随着宋仁宗的“仁”政策，使北宋数十年来累计的疲敝完全暴露出来，勇敢的改革家范仲淹挺身而出，进行了庆历新政。然而庆历新政中涉及官制的改革触及到了北宋的统治基础——士大夫，范仲淹的改革失败了。需要强调的是，范仲淹的改革绝对不是对现有秩序的颠覆，它和王安石变法的强力是完全不具有比较性的。

宋仁宗在庆历新政失败不久后驾崩，继位的宋英宗任用韩琦、欧阳修等改革派人士，进行了在范仲淹改革基础上的小修小补。然而宋英宗在位时间很短，随着其子宋神宗的继位，掀起了更加激进的王安石变法。

PART1 熙宁变法

新旧两党的第一次斗争：宋神宗·王安石vs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等

宋神宗即位后，立即任用王安石开始着力变法，此次变法可以说是对旧秩序的颠覆。王安石如此评价：“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

王安石在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后，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包括：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募役法，三舍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他还进行了对贡举法的改革，废除了制置三司条例司。

然而大刀阔斧的改革必将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司马光聚集众保守势力，形成了“旧党”，与王安石主导的新党相抗衡。司马光虽在朝廷上数次与王安石争辩，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与“祖宗不足法”针锋相对。然而因为宋神宗非常喜欢王安石，司马光屡次受挫，甚至宋神宗任命其为枢密副使都被其拒绝了。王安石和司马光本来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也因为变法的事情完全决裂了。

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厚！

司马光说王安石势力是南方蛮人，开地图炮

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

司马光喷王安石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王安石回司马光

司马光在政治斗争失败之后，退居陕西任地方官，专心撰写《资治通鉴》。然而王安石变法因为效果不力已经招来了众怒，王安石自己也在1074年辞官，改任江宁知府。至于为什么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会效果不力，大家可以在司马光的党羽，旧党大佬文彦博的话中找到答案：

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文彦博

还是触及到了士大夫的利益啊！有关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内容及其失败的原因，本文不做过多涉及，有空将为大家带来更详细的内容。

王安石在变法末期遭遇了灾荒，导致流民四起，在被包括太后等旧党的攻击下，深感身心疲惫，其子王雱又突然逝去，于是其彻底隐退。这标志着新党的阶段性失败。

此一时期，面临朝廷和后宫的双重阻力，神宗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高太后更是对神宗说：“王安石是在变乱天下呀！”岐王赵颢也从旁劝说神宗应该遵从皇太后的懿旨，神宗心烦意乱，怒斥歧王说：“那你来当皇帝好了。”岐王诚惶诚恐，失声痛哭。

维基百科-王安石

在1080年（元丰三年）之后，宋神宗决定亲自进行继续变法，史称元丰改制。元丰改制主要是在官制层面的改革，旧党对此也并未进行大刀阔斧的反对。

PART2 元祐更化

新旧两党的第二次斗争：蔡确、章惇、吕惠卿、曾布vs司马光

司马光逝世后，旧党一家独大，吕大防 范纯仁等掌控朝政

旧党内讧：苏轼苏辙vs朱光庭程颐程颢

从头到尾支持变法并手握实权的驾崩后，继位的小皇帝宋哲宗没有任何实权，其奶奶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立刻任用司马光为相，旧党掌握了实质的权力。王安石变法虽找来恶评，但已实施多年，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司马光对此的态度是，全部废除！其理由为：

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

司马光废除王安石新法

这其实也遭到了其同伙范纯仁等的反对，因为这会导致政局不稳。被列为保守派的苏轼甚至评价司马光为“司马牛”。然而这是没有用的，司马光已经一手遮天，并且将王安石新党的得力干将蔡确、章惇等人贬谪至岭南。我们熟知苏轼被贬至岭南，其实蔡确章惇的被贬才是先例。

元祐元年四月，王安石在江宁府邸逝去。司马光在大肆进行打击报复之后，也没活多久，于同年九月逝去。王安石和司马光是否真的决裂了呢？让我们来看看司马光在王安石死后的反应：

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死很可惜

为了避免墙头草攻击王安石，司马光对王安石特别优待，还让皇帝授予给其恩荫权力。这也许就是“相爱相杀”吧。

司马光死后，司马光余党范纯仁吕大防等人掌控政局。保守派也开始分裂，蜀帮苏轼苏辙遭到了洛帮朱光庭、程颐程颢等的攻击。此时的斗争仅仅限于名分意气，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的“政治斗争”。

前文提到，此时的政权为高太皇太后掌控。然而小皇帝宋哲宗逐渐长大，高太皇太后也将权力还给宋哲宗。她在死前告诉吕大防和范纯仁说：

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

高滔滔的遗言

意思是，你们也要知所进退，小皇帝会使用新的一批人，到时候你们就失业了。随着高太皇太后之薨，旧党掌权的日子也终结了。

PART3 绍圣绍述

新旧两党的第三次斗争：章惇vs所有旧党人士

宋哲宗亲政之后，改元绍圣（效法神宗），重新启用新党人士，章惇完美归来，并效法司马光对旧党人士进行大清洗。其中包括司马光等的追号被褫夺，旧党人士被贬谪至岭南地区。支持旧党的高太皇太后甚至差点被废除称号，在宋哲宗的阻挠下才作罢。

抵毁先帝、变易法度

章惇对旧党的定义，说他们违背了宋神宗的意愿

司马光对新党进行的清算，是打击报复，它极其凶狠，夹带私货，使整个国家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然而章惇对旧党的清算与司马光同出一辙，完全背离了王安石的变法的本意。但章惇也在宋夏边防上取得了战果，且私德尚在，他没有利用权力扶植自己的党羽，本人也甚是清廉。

章惇坏我名节

宋哲宗对章惇的评价，因为章惇干预宋哲宗的家事（立皇后）

宋哲宗年轻驾崩后，因为没有子嗣，需要册立其弟为帝，其中向太后（宋神宗之皇后）欲册立端王赵佶为帝，章惇极力反对，于是在赵佶即位后，将其再度贬谪至岭南。赵佶就是臭名昭著的宋徽宗。他在即位之后，新旧党争会出现哪些变化呢？

PART4 崇宁复制

新旧两党的第三次斗争：蔡京vs所有旧党人士

新党内讧：蔡京vs章惇曾布

宋徽宗即位后，任用新党人士蔡京为相。蔡京早年支持王安石变法，在司马光主政时期也未离开政治舞台，在章惇主政时期更是“国家栋梁”。蔡京主政后，立刻进行了新党对旧党的集大成式的打击，那就是刊刻《元祐党人碑》。

元祐党人碑刊载了旧党309人的名单，这些人有的已故有的尚在，他们被或囚或贬，子孙代代不许为官。。因为此次打击力度超过了之前的任何一次，隔年宋徽宗将之摧毁。

笔者曾经有幸辽宁省博物馆中该碑的拓片合影。

蔡京原是章惇的好学生，然而随着章惇失势后，蔡京对其进行了政治清算，同时包括王安石的好学生，新党大将曾巩的弟弟曾布。他们也被列为“元祐党人”。宋徽宗渐渐不理朝政，北宋的国力也日渐西山，蔡京逐渐放弃了早年的政治保护，开始与童贯的权臣沆瀣一气，北宋逐渐走向灭亡。有关北宋灭亡的原因，我们会专门在后期讨论。新旧党争在徽宗朝以旧党的全败结束了，它见证着北宋的历史，是北宋历史的基本线索。

结语

王安石和司马光同年逝世，然而王安石的墓葬至今不为人所记，司马光的墓葬则受到天下祭拜。纵贯北宋历史，旧党不过在宋哲宗统治的十几年间短暂执政，却赢得了历史上的崇拜：司马光、文彦博、吕大防、范纯仁等成为后世臣表；新党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不过王安石、章惇、曾布等人却成为了后世不齿的对象。在《宋史·奸臣传》中，新党的大将们赫然在列。南宋朝臣如朱熹，朱元璋等对王安石的严厉批判，仿佛使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终有明白人如陆九渊、王夫之等对其进行了平反，直至梁启超先生让王安石的新党重现完全正面评价。这一切如同戏剧一般。

笔者无意于为谁平反，也无意于评价新旧两党孰为“好”。此文只想让读者沉下心来思考，当我们在讨论新旧党争之时，我们是在讨论什么？当一千年以后，我们还会在理性的历史观下，突破朱熹等对王安石的诬告，为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的气魄精神感到动容，这是历史星河中的璀璨光辉；同时，旧党也并非完全出于政治斗争而反对新党，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他们的社稷之心。但随着党争愈演愈烈，在五十年的新旧党争中，已经没有人记得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初心了。甚至司马光自己都忘了。这难道不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失其本心”吗？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要少一些形式主义，少一些意气之争，多一些实质追求，多一些历史情怀。这就是新旧党争带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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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本社通讯员 王纪元

编辑部长：王孜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