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篇文章想说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底是如何改造旧社会的?新中国到底新在哪里?
万事皆有源头。
新中国能改造旧社会的源头,就是毛泽东思想。
因为自从五四运动以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儒家思想,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近代中国,就失去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失去定于一尊的官方地位,以至于此后三十年,中国的意识形态是混乱的,呈现出一种百家争鸣的状态。
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军国主义、新儒家的信徒都粉墨登场,想用自己信奉的主义来改造中国。
但是在二十年的革命战争中,唯有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坚持下来并在实践中获得成功。
这种古今中外融合的新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
可以说,自从“毛泽东思想”被总结提炼出来,就取代延续两千多年的儒家,成为中国最高的意识形态,指导着革命运动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改造旧社会。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很多,但就改造旧社会来说,起重要作用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公有制的经济基础、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论。
有了这三点,才有新中国改造旧社会的成果。
二、
近代中国唯一正确的路是农村包围城市,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是打翻宗法封建势力,那么要改造旧社会,首先要改造农村。
而要改造农村,核心问题是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
和很多文艺宣传作品不同,农民听说要分田地,并不是兴高采烈举手欢迎,恰恰相反,大多数农民是茫然无措的。
从个人情感来说,土地是地主私有的,地主把土地租佃给农民,相当于给了他一份工作,一份口粮。
在农民文化程度不高,不清楚地主是剥削者的背景下,农民便不好意思分地主的土地。
从现实安全来说,国府统治中国二十多年,军阀、政府官员和地主盘根错节的关系,给农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旦分了地主的土地,将来国府再打回来,会不会遭到报复?
所以农民们茫然无措,想要土地却不敢要。
为了动员农民参与土地改革,各地党组织向农村派出工作队,纷纷搞起了诉苦运动,也就是召集农民开大会,让他们一个个的上台讲话,回忆一下自己的生活有什么苦,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回忆往事,他们终于把前因后果都串联起来。
他们想起了自己家原本是有土地的,结果都被地主想办法买走了,只能向地主租地为生。忙活一整年,好不容易要秋收了,结果一年的收成被地主收走大半。
这日子过的,憋屈。
诉完苦,农民的怒火便指向地主,有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动力。
而且经过诉苦运动,农民和地主的关系便彻底破裂,再也没有合作的可能,要想不被清算获得安全保护,以及得到土地获得经济利益,农民只能站到我党的一边。
所以有了诉苦运动,土地改革才能顺利推进下去,给农民相对公平的分配了土地,最大范围内做到耕者有其田。
农民得到土地便是有了生产资料,批判了地主便是获得政治地位,于是农民真正站起来了,不再是以前唯唯诺诺的样子。
而地主失去了经济政治特权,那么农村就出现了权力真空,我党正好建立基层党组织,彻底改变旧社会“皇权不下县”的状态,有了最大限度的动员能力。
同时,以地主为核心的封建宗法制,也就成了无根浮萍,那些在祠堂里动用私刑、以族长身份对家族成员颐指气使的事,也就随风而散了。
到了这一步,农村的封建宗法势力被打翻,农村的土地得到重新分配,农村的治理机构也完成替换,这意味着农村的改造完成了。
有恒产者有其心,农民有了生产资料,接下来就是男女平权。
男性自然不必多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男权社会,站起来之后,男性的地位基本不需要刻意提升。
而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的婚姻,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禁止重婚、纳妾和童养媳。
有了国家法律的保护,再加上拥有了土地等生产资料,农村女性的地位便开始快速崛起,有了选择丈夫的权力,有了受教育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山西的申纪兰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1946年,年仅18岁的申纪兰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土改时当选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副社长,带领当地女性离开锅台和炕台,到田里参加劳动,并争取到男女劳动同工同酬的待遇。
至于儿童,则是在土改的基础上,把教授四书五经的农村私塾,改为教授现代文化知识的小学,然后大量招收适龄儿童接受教育。
例如雷锋原本是衣食无着的孤儿,在土改中分到3.6亩土地,还被乡政府免费送到小学读书。
后来雷锋学业有成,陆续做了儿童团长、乡政府通信员,最后被县里送去学习开拖拉机,成为根正苗红的高技术人才。
可以说,改造农村的前提是土地改革,一旦完成土地改革,旧社会的一切就烟消云散了,新中国的新事物便逐渐生长起来。
三、
城市改造的前提是通过解放战争,新中国接收了大量国府留下来的、官僚资本的、买办资本的工矿企业。
1950年1月,政务院发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明确规定“外侨及其所经营之企业,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令照章纳税”,5个月后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规定工会可以代表工人与资方进行交涉,保护工人的工资、福利、伤残补助、生育待遇等利益。
这意味着,新中国在成立初期,便在城市拥有了公有制的生产资料,并能调控私企和外企。
重整城市的生产资料,相当于农村重新分配土地,这是改造城市的起点。
接下来,新中国首先要改造的是城市乞丐问题。
由于连年战争和自然灾害,导致大量穷苦人口没有收入来源,只能到城市乞讨为生,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乞丐有8000多人,天津是1.5万人,其他大城市也都有数千人。
更可怕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这些城市乞丐们竟然和小说里的丐帮一样,形成相对独立的团队,对城市街道、住宅区、商店都划分了势力范围,每个团队只能在自己的范围内乞讨,不能乱窜。
在各团队内部,还有严密的师徒关系,师傅教徒弟乞讨的话术、带徒弟们认路,等徒弟出师后,每天乞讨的钱财要分给师傅一半。
而且他们还在乞讨范围进行定价,例如金店必须出40元、普通商店10元、市民2元等等,如果给不到规定的价格,乞丐们就要砸门店打人。
这样一来,城市乞丐发展出一条暴力产业链,严重威胁着城市治安。
于是呢,民政部门发布了《处理乞丐暂行办法》,统一规划了改造城市乞丐的问题,总的来说是三部曲:
1、成立乞丐收容所,把城市乞丐都集中管理起来。
2、通令城市附近的县乡,安置农村残废人员,给游手好闲的人员分配土地或工作,阻断城市乞丐的来源。
3、对收容所里的乞丐进行培训教育,争取让他们有一技之长,培训结束,学到技术的乞丐可以分配工作,技术不行的就发给路费,回原籍安置。
后来新中国开始治理黄河,北京还送去五百乞丐参加劳动,新疆、宁夏、青海等地方需要移民,全国各城市也送了大量乞丐过去......
就这样,通过收容、教育、分配三部曲,泛滥的城市乞丐被彻底消灭。
然后要改造的是黄赌毒问题。
毒品在鸦片战争前就开始泛滥,到新中国成立前已经一百多年了,不仅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健康,还导致涉毒人员极度贫困。
为了筹备毒资,很多人就去赌博,想碰碰运气,导致赌博也蔚然成风,以至于很多不吸毒的人也参与进来。
吸毒和赌博总要有个据点吧,于是除了烟馆、赌场以外,妓院就成为排名第三的瘾君子和赌棍聚集地。
可以说,黄赌毒是一体的,必须一起整治。
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禁烟。
一方面,中央人民政府拨款100亿元,用低于市价的标准,收购平民手中的毒品,减少他们受到的经济损失,另外拨款290亿元来研制戒毒药品,帮助瘾君子们脱离毒品。
另一方面,各地政府派出工作队,到农村铲除毒品作物,为了补偿农民的经济损失,还免费给他们提供粮食和种子,让他们回归正途。
不到一年时间,新中国就控制住了毒品泛滥的局面。
如果说控制毒品主要是经济手段,那么控制赌博则是令行禁止,没有道理可讲。
从1949到1951年间,全国查封大中型赌场一千多家,拘留赌棍两万多人,都按照改造乞丐的流程,先收容,再教育和改造,最后是表现好的分配工作,表现不好的继续改造。
改造妓院很有意思。
各地公安机关先把妓院都登记在册,包括老板是谁、妓女数量是多少、从业多长时间等等,一旦登记在册,这些妓院就不能随意扩大规模,更不能聚众赌博和吸毒。
这样一来,妓院就成了单纯的色情场所。
然后,公安机关开始派民警蹲守在妓院门口,一旦发现有嫖客前来消费,便给他们发一张条子,盖上“嫖客查讫”的印章,意思是允许你来嫖娼,但必须正大光明的嫖,嫖的时候要接受人民警察的监督。
好家伙,这谁好意思啊。
所以用不了多长时间,嫖客的数量便急剧减少,妓院的资金链断裂,走到入不敷出的困境。
这个时候,妓院老板也没动力继续经营了,于是各地政府逐步出台命令,在法律意义上取缔妓院,老板和龟公们扫地出门,妓女们依然是收容、教育、治病、分配工作一条龙。
经过新中国的改造,曾经操皮肉生意的妓女们获得新生,有的安置在纺织厂工作,有的做了护士或卫生院,有的移民边疆,有的回乡种地结婚生子。
她们都有了光明的前途。
改造了乞丐和黄赌毒,意味着城市治安得到改善,藏污纳垢之所被一扫而空,那么紧接着便是取缔各种会道门,废除普遍的封建迷信。
会道门是指藏匿在社会上的白莲教、一贯道等封建迷信组织,他们利用设坛烧香等方式,不仅欺骗信徒的钱财,还和各地的信徒串通起来贩卖鸦片、走私、倒卖粮食,甚至接受国府的命令搞暴动。
那些乞丐、赌场、烟馆、妓院,很多都是会道门搞活动的据点。
于是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城市改造了乞丐和黄赌毒以后,各种会道门也迎来社会主义的铁拳。
1950年,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经过党政机构的严厉打击,以及人民群众的检举揭发,到1953年,江苏取缔了23种不同的会道门组织,逮捕“皇帝”和“大臣”十余人,道首2200余人,退道67万人。上海摧毁道坛768个,逮捕道首3974人。广西取缔会道门13种,3.9万人退道。
借着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大势,那些巫婆、神汉、算命的、跳大神的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国社会开始用唯物主义知识,取代神头鬼脸的封建迷信。
既然唯物主义占了上风,那么厚葬、烧纸钱等封建丧葬习俗就没意义了,于是在1956年,教员和同志们在《倡议实行火葬》上签字,推动不留遗体、不留坟墓、只留骨灰的新风俗。
至此,城市改造基本完成。
四、
新中国要改造旧社会,当然也离不开文化的改造。
新中国成立时,共接收了200多万国府留下来的知识分子,这在当时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为了让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中央制定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团结就是留任原单位继续工作。
教育是学习社会主义理论,纠正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思想。
改造是逐步实现知识分子工农化,希望把为国府精英服务的知识分子,改造成为工农服务的知识分子。
这就是改造知识分子的三部曲。
例如1951年6月,马寅初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认为北京大学有自由散漫、本位主义、思想水平不高的问题,便组织全校教职工,进行了40多天的集中学习,严格整顿北大教职工的思想。
经过这次整顿,马寅初又组织北大师生,搞了一次系统的政治学习运动,并请教员、周总理、朱老总到学校讲课,目的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取代旧思想,成为北大师生思考学术、分析问题的价值观。
周总理觉得北大的经验不错,便提议北大、清华、南开等19所高校都参加学习改造,等总结出经验以后,再向全国推广。
9月,周总理亲自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长篇报告,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高校的知识分子自我改造,放弃旧思想,学习新思想,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
而在高校知识分子改造的大潮下,1951年11月,全国文联召开扩大会议,明确指出文艺界有脱离实际、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的问题。
很快,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做了《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演讲,丁玲、老舍等文艺工作者积极跟进,带头做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新中国文艺界的改造拉开大幕。
这种风气也传递到知识分子集中的民主党派。
民建的章乃器带领党内工商界人士,进行了思想改造,民盟的沈钧儒号召盟员学习毛泽东思想,以抗美援朝、增产节约、思想改造为民盟的核心工作。
其他党派也都做了类似的工作。
到1952年底,新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基本完成,以前那些封建思想、买办思想、法西斯思想都被清理干净,取而代之的是中国革命的思想成果——毛泽东思想。
教员后来评价说:“这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高校和民主党派是新中国文化改造的一面,戏曲艺人做为人民群众唯一的娱乐来源,则是新中国文化改造的另一面。
戏曲是旧社会的下九流,艺人的地位非常低,而且在戏曲行业内部,也有等级分明的制度。
“经励科”类似于经纪人,能决定哪位艺人登台演出、演主角还是配角,等表演结束还要抽成,在这样的制度下,除了当红名角以外,大部分艺人都处于被剥削的地位。
除了经励科,师傅也要剥削艺人。
因为戏曲行业的师傅招到徒弟以后,管吃管住教两年,等徒弟能独立登台赚钱了,师傅就可以把徒弟赚到的钱全部拿走,用几年时间回本了,师傅就开始拿大头,给徒弟留小头。
总而言之,只要徒弟不成名角,师傅就能拿捏一辈子。
所以在1951年5月5日,政务院发出“五五指示”,要求戏曲行业立即废除经励科,废除旧社会的拜师习俗,并把艺人吸收到公有制的演艺剧团。
这样一来,艺人们就不用受经励科和师傅的剥削,每月都有固定的工资,甚至能按比例得到售票分红,地位、经济和旧社会有天壤之别。
那艺人培养怎么办?
其实也好办,新中国设立了很多艺术学校和培训班,聘请老艺术家们任教,彻底打破了“艺不轻传”的旧习俗,培养出大量艺人,效率比旧戏班子高多了。
而艺人们得到解放,工作的积极性就非常高。
在文化改造的大背景下,他们和相关部门一起修改了戏曲里的封建迷信、淫邪、凶杀、磕头等不合时宜的内容,并加入爱国、工农、理想等正向元素。
艺人和戏曲消除了旧社会的痕迹,听戏的观众也有了良好的观感。
五、
新中国能彻底改造旧社会,归根到底是因为——
毛泽东思想做为中国革命的思想成果,能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
统一战线的方法论,能把各领域的人都团结起来,不论农民、工人、乞丐还是瘾君子、妓女,都是团结的对象。
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能动员人民,也能安顿旧社会的闲杂人员,让他们有一份工作,能够自食其力。
虽然公有制经济不够活跃,掌握分配权的干部也容易滑向官僚主义,但从国家层面来看,公有制经济是非常稳定的。这种稳定,给新中国改造旧社会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到1956年召开“八大”的前,新中国各方面的改造都基本完成。
差不多的时候,乔羽和刘炽给电影《祖国的花朵》创作了一首主题曲,取名为《让我们荡起双桨》。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
整首歌轻松愉快,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和十年前炮火连天民不聊生的景象截然不同。
这就是新中国,到底为什么新了。
也正因为革除了旧社会的积弊,新中国才能轻装上阵,从此走向轰轰烈烈的三十年工业化建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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