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抗生，1937年生于江苏武进县。1966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研究生班毕业。毕业后留校一直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曾担任过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等职。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帛书老子注译与研究》、《老子与道家》、《中国的法家》、《先秦名家研究》、《老子与中国的佛、道思想简论》、《魏晋南北朝哲学思想研究概论》和主编《魏晋玄学史》、《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修养卷》等。前后发表论文百余篇。

刚刚听了诸位学者的讲话，受益匪浅。我在自然科学方面是门外汉，没有能力来讲自然科学，所以我就从道学、道家、道教方面来说一说我的看法。我认为道学包括了道家，它与自然科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尤其是天文学、天体物理学、中医、中药等。有这样一种说法，现在有两种研究道学的方向，一种是从自然科学讲“新道家”，另一种是从人文科学方面讲“新道家”。我是从人文科学方面出发来谈的。

要研究“新道家”，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古代的道家思想能否向现当代“新道家”转化，或者说转型？因为古时的老子道家思想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尤其是当中的“小国寡民”的思想，典型地体现了农业经济，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经济要求。既然是农业社会的思想，那我们当代全球化的、现代化的、工业化的社会该如何转型？当代社会有没有可能需要再次出发去重新解读老子的道家思想呢？这就需要考察两者之间有没有相同或相似之处，有了这样的条件，才能转化，因为转化需要内在的关系和逻辑。

我考虑了当前的社会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两者有许多想似、相近的地方。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文明大危机的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文明”是指中国文化中的“礼仪”文明，但礼仪文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危机。当前社会，我们又碰到了现代文明、工业文明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危机。两种都是文明的危机，该如何处理呢？

我翻来覆去地研究了老子的五千言，发现老子深刻地分析了礼仪文明产生的两大原因：

第一个是“不知常，妄作凶”。不知道“常”，就是不懂常规的、普遍的规则和法则，不按“道”来办事。他们搞小聪明，小智慧，“巧为”而之。老子认为，这样的“巧为”多了，就会把社会搞乱。

第二个是私心贪欲，贪得无厌。老子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人心、私心的膨胀导致了天良的丧失，什么都可以做，一切为了金钱，这产生了金钱拜物教，我们就处于这样一个社会中，所以我认为这一条原因更为根本。为什么人不能按照客观的法则，自然的法则办事呢？很多问题都是私心贪欲造成的。为什么会有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出现，明知故犯，还不是为了追求利益。

我认为老子分析的原因和工业文明危机产生的原因是相通的，这两点就是可以转化的，转化后可以适用于当前社会。

我曾经把老子的思想总结为“三回归”：

第一，回归自然。这里的自然不仅包括自然科学的自然，也包括社会科学的自然；

第二，回归朴实的人心。因为当前的社会，人心被扭曲了，虚伪的、欺诈的、骗人的东西充斥着市场；

第三，回归和谐。只有回归了自然，回归了朴实的人心，才会演变为真正地回归了社会和谐，人的身心的和谐，甚至整个世界的和谐。

基于此，我企图建立一个当代“新道家”的新体系。回归自然，负道而行，这就需要“新道论”；回归朴实，返璞归真，这就需要我们研究“新德论”，因为“德者，万类之本性也。”老子五千言，一直在谈本性的问题，“德”实际上就是“道”。

“新道论”应该如何建立呢？我们可以从当前的认识出发来重新认识“道”，可以把“道”这种最普遍，最特殊的法则回归到“道”与“礼”中，具体要怎么做呢？这会牵扯到许多问题，而中国历史上一直讨论的这些问题似乎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比如“道”与物的关系、“道”与心的关系。尤其是“道”与心的关系，要知“道”，要体“道”，才能行“道”。宋明理学也在讨论这些问题，我们要接着宋明理学继续讨论，这些问题都是道家开创起来，宋明理学加以讨论的。三、四十年以来，新理学也在讨论这些问题，但关键在于讨论心中之理和物之理的关系，两者是不同的东西，有统一，有差别。

“新德论”就是要回归朴实，返璞归真。我很欣赏老子的一句话“少思寡欲”，人本来就是朴实的，私心杂念是少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但是要知足，不要不满足。在此基础上，我总结了老子的“六德”，即朴实之德，谦虚之德，借鉴之德，慈爱之德、宽容之德，信用之德。要发扬老子的“六德”思想，才能建立起新的道教。

我们讨论的这些问题，最后都要回归到解决社会问题，治理社会，治理世界当中去，我们要研究“内圣外王之道”，还要研究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