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心刻骨碧血丹心

王葆真得到宝葫芦后为什么烦恼（王葆真善美）

许天民

北京西山无名烈士广场，图片来自网络

我由根据地回到水寨,即向在周口的毕彦升同志发了电报,说我已经返回水寨。他收到电报的当天下午,由于急于了解根据地的领导的指示精神,就迫不及待地徒步从周口赶到水寨。夜晚,留宿在任德彰的棉化行内。因为天气酷热,我们在院子里露宿。谈话过多,终夜未能入睡,天亮之后,发现他满身起了红色的疙瘩,头疼发烧,不知所患何种病症。为了及时治疗,当即雇了一辆架子车送其到周口“仁济”医院为其诊断治疗。这家所谓的医院并没有床位,只是每天去一位姓白的医生到其稽查处住地为他打针送药。两天后病情毫未减轻,高烧不止。又过几天即开始转入昏迷状态,饮食俱废,语言不清,不断含含糊糊地对我说:“我的病还有救么?我还能为家里(革命)工作吗?我的家乡太悲惨了!中国的苦难…何时能了呀!”等等。我听到这样的话,真是肝胆俱裂,不知该用什么话来回答他,安慰他!

我只是强忍内心的痛苦,对他说:“你要安心治病,不要想得太多,患病不过是旦夕之祸,岂能有不康复的道理。你要安心下来,我正在为你联系医院。”他微微地点头似同意我的话。此时,我感到他的病情严重,为一时联系不到医院而万分焦急。

接着,彦升同志的病情又急剧恶化,不仅高烧未退,又发展为两腮隆起,特别右边面部呈现青色,嘴角溃烂,发出奇臭,脸部像要穿透似的。这样的病情,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即雇一辆东洋车子,亲自把他送到漯河美国医院。他的性情起了很大的变化,烦燥异常,见人就骂。除我之外,连医护人员都很难近身。

经过数日的抢救,终于不治,在我“特支”许天民、孟庆元、蔡云培等同志的守护下溘然长逝,卒年24岁。参加其葬礼仪式的还有其同乡和朋友孟士衡先生。

毕彦升同志逝世后,“特支”负责同志检点他的遗物,只有一个小木箱。其中除了一些书籍、学习笔记、十数册日记本与几件普通衣服外,别无他物。充分表现了我地下战士的可贵品质与高尚情操。特别在他的日记本的皮页内,始终郑重而崇敬地珍藏着任泊生同志以彭雪枫师长的名义写给他的那封缩写信。他对革命事业的赤诚热爱,铭心刻骨,碧血丹心,英才卓发,而天不永年。同志们无不痛惜他过早的逝世。这是我党在隐蔽战线上的一个重大损失。

,他的生平事略如下:

毕彦升同志是辽宁东沟县人,1917年生,沈阳农业大学毕业,一向喜爱文学。在学校里,他勤奋好学,总是如饥似渴地从多方面阅读大量的书刊。在外国的著名作家中,他十分喜爱高尔基、玛雅可夫斯基、爱罗先珂、马克吐温与小林多喜二等创作的小说、散文与诗歌作品。在国内的著名作家中,他又热爱鲁迅、茅盾、巴金与老舍等创作的小说与杂文作品。在以上不同流派、不同思想的中外文学家的文学作品中,他有所甄别,有所取舍,从中接受了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的进步思想。在社会科学与哲学理论方面,他从上海生活书店与新知书店所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权威性的著作译本中,比较系统地接受了科学的革命思想。因此,他有文学创作的才华,又有理论上的深厚素养。他在农业大学上学的时候,由于他的博学深思,不同流俗,在同学间就有“小马克思”之称。

1937年7月,他同农业大学毕业的同学好友孟庆元、蔡云培等,一起从伪满洲逃了出来,想经北平、郑州等地转到陕北延安学习。毕、孟在郑州附近偷渡黄河,被国民党第三集团军驻河防的部队发觉逮捕,又辗转押送到郑州该集团军总部的军法处。经过审讯,始知他们原是几个逃出东北,不远关山万里来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这当然是无罪的。但认为他们想去陕北投奔共产党,又是轻放不得的。因此,他们要么被送往劳动营,受国民党的反共教育,要么留在这个第三集团军总部作审讯日俘的翻译工作。他们经过好心人的反复劝说,才十分勉强地同意留在这个总部工作。

此后,毕彦升同志乃利用押送日俘的机会,先后两次(一次到洛阳,一次到西安),找到当地的八路军办事处,说明自己的情况,请求帮助实现赴延安学习的愿望。但他既没有组织上的介绍信,又是国民党军队的现职军官,办事处不能接纳,而被婉言劝说回到原来的部队中。此后,在这个总部里,他找到了朱晦生同志,在组织的帮助与教育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1年春初,在新四军四师负责同志彭雪枫的指示下,周口建立以许天民同志为书记的我党地下特别支部，毕彦升同志是我“特支”最早吸收的几个正式党员之一。同年,他受“特支”委派打入国民党财政部货运稽查处周口分处任高级稽查员。他以这种特殊的职业与身份,机智勇敢又卓有成效地为党工作,对帮助在水寨建立一个我地下联络点,在周口安全地掩护自己的工作同志,多方面搜集在皖北与河防一带国民党的军事情报,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他始终热爱党,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从来不计较名利得失。他胸怀坦白,性情率直,勇敢坚强,刚毅沉着,在白色恐怖极为险恶的条件下,他勇于克服在敌区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坚持斗争。在“特支”同志中,他是一个无私忘我,具有高尚情操的典范。

他在隐蔽战线上,关心组织,关心同志,奋发图强,积极进取,勇于开拓,善于在困境中找办法。他鄙视无所作为,随遇而安,唯利是图,不思上进的人。他嘲笑这一类的人物是:“外貌精明,内心糊涂”、“脸皮白嫩,像才出锅的豆腐,毫无筋骨,水分又多,一日三餐足矣!”他的批评锋芒,直指向现实生活中的落后事物与落后现象。在这方面,他也是我们应该很好学习的榜样。

在学习上他从来是好学不倦、争分夺秒、手不释卷的。去饭厅,上厕所,他都要带着一本书。即使在躲避日寇飞机的空袭而到周口寨外的黄河滩上时,他也要带上笔记本、几册书、墨水瓶与沾水笔这些被戏称为“野外作业的文房四宝”。不论何时何地,只要脚步一停,他就打开书本来阅读,或在簿记本上抄录一些东西,或专心致志地写一些东西。他精通日语与英语,但并不以此为满足,每天早上,他还要刻苦地自学俄语。他说:“多掌握一门外语,就可以打开更广阔的知识天地,为我党的革命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他的学习目的,是同更好地发展我革命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的这种不放过点滴时间,利用多种方法,孜孜不倦地学习的精神,也是我们同志间的一个楷模。

为我党的崇高的革命事业奋不顾身,而积劳成疾,终于不治而过早逝世。我们的忠诚英勇的战士毕彦升同志永垂不朽!

[注:]

①孟庆元、蔡云培工作岗位都在漯河。

②孟士衡,吉林省人。约1913年生,1939年他随王葆真的“冀察战区党政分会”到过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对八路军的英勇抗战,奋斗牺牲精神钦佩不已。回国统区后,积极宣传我党的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正确主张,而因此遭到特务逮捕,后经王葆真、马国恩等出面作保,才得以获释。在第十二军当了一个中尉科员。

此人能言善辩,活动能力极强,有爱国思想和一定的正义感。在不得志时,善于韬光养晦,闭门读书。而一旦有机会,便运用其才干,说服交际,极尽其纵横捭阖之能事。汤恩伯部进入河南漯河后,他四处活动,竟谋得一个党务处上校科长的职务,旋又出任汤恩伯部某军特别党部少将书记长。

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了“民革”,出任南京“民革”主委,以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被特务逮捕,而惨遭杀害。解放后为江苏省追认为烈士,他生前和毕彦升同志有同乡之谊,也协助作过一些工作。

（未完待续）

夫天下有大勇者，智不能测，刚不能制，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朕加之而不怒，此其志甚远，所怀甚大也。所怀者何?天下有饥者，如己之饥;天下有溺者，如己之溺耳。民族危急，别亲离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敌而求大同。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

铭曰:呜呼!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来兮精魄，安兮英灵。长河为咽，青山为证;岂曰无声?河山即名!

人有所忘，史有所轻。一统可期，民族将兴。肃之嘉石，沐手勒铭。噫我子孙，代代永旌。——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主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