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邓更新

PART1出生命大

我是49年9月出生的，南昌刚解放不久。

莫循live变声器（莫循的身世）

我的身世可谓奇特，简单说就是“命大”。

我刚出生时因为体质极其虚弱，亲身父母担心养不活，于是就把我扔在南昌火车站并在包裹里留下生辰八字，但他们终归不放心，于是偷偷躲在旁边，看有没有人把我抱走。可路过的人一看到我那状况，都摇摇头，望而却步。没办法他们只好又把我抱回家里。

机缘凑巧的是，

这件事恰被时任江西首任建设厅长的邓洪两口子知道了，他们当时正在准备领养一个小孩，于是在几番周折之后，就收养了我。

要说我命大，

就是以我当年生下来的身体状况，即使普通人家好心收养，但估计很难活下来。

也或许是天意，后来听我母亲回忆，

在延安时，父亲邓洪那时是八路军总兵站的政委，母亲在中央社会部的机关工作。

一些浏阳籍老乡、战友（例如杨勇、康生的秘书）出于关心，看到我父母他们当时年纪已经四、五十岁了，又无子女。而他们或是因为要去前方打仗，刚生下的孩子没人管；或是因为孩子比较多，都曾主动提出要把自己的孩子送给我父母。

而我父亲那时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同意。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当年他们收养了其他孩子，也就没有我的今天了。

他们的领养，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我只能说自己经历和见证了建国后南昌各个时代。可能因为家庭环境的特殊性，有一些不同的视角和接触层面。

PART2父亲“邓洪”

我的父母都是湖南浏阳人，浏阳和隔壁的平江县。都是中国著名的将军县，浏阳出了30多个开国将军，平江更多出了50多个。

我父亲邓洪是1889年出生的，

比主席都大四岁。参加革命时已经三十多岁了，属于年纪比较大的。过去党内高层有“五老”的叫法，是指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等。延安时我父亲也是因为年纪大的原因，和“谭余保”、“袁任远”并称三老。后来随东北南下工作大队到了江西时他已经60了，在同期的省领导中间，他的年纪好像也是最大的。

我小时候记得邵式平省长都叫他“邓老”的。

父亲原名郑子卿，小时候帮人放牛，

后来学了一门修理钟表的手艺。

大革命时代，他就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1927年加人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他转入地下任交通员，

利用修钟表为掩护，往来于浏阳、醴陵、湘潭、长沙间传递情报。现在的文家市秋收起义纪念馆还保留了他当时使用的钟表箱。箱盖上写有“郑子卿”的名字。

父亲早期的工作有点类似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绝密使命】中的角色，就是传递重要情报。并且一直在湘鄂赣根据地工作。

有次因为要送机密文件给湘赣根据地的任弼时同志，途中遇险，被一对交通员周细牙、胡菊华夫妇救下，回到根据地后，父亲一直牵挂他们的安危，但后来一直没有联系上。

解放后，父亲来到江西，终于找到他们的线索，激动不已。并通过他们的儿子到万载找到已成老太太的胡菊华。父亲当即表示要接她到南昌养老。胡菊华感激组织之余，谢绝了父亲的好意，我小时候还见过父亲请胡菊华到我们家来玩。

中央红军长征前，父亲先后做了湘鄂赣省的保卫局长、省苏维埃主席。据说他当初并不愿当这个保卫局长，因为当年红军肃反时，他耳闻目睹保卫局执行了一些极左的路线。

后来还是湘鄂赣的省委书记陈寿昌做通了他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陈寿昌后来牺牲了，但他的妻女一直不知他的生死，直到解放后看到我父亲在【红旗飘飘】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才知道丈夫已牺牲，并由此找到了组织。

父亲也是因为早期这段经历，后来在延安也先是在中央社会部工作，他和我母亲一样，都曾是康生的直接下属。

主力红军长征后，我父亲继续留在根据地开展游击斗争，但此时的湘鄂赣已经和中央失去了联系，为了寻找组织，湘鄂赣省委曾九次派人探寻中央的消息。我父亲就是第九批寻找党中央的。1937年，父亲到延安后，和第八批寻找中央的罗其南一起受到毛主席的亲自接见。

向党中央汇报结束后，

我父亲回到湘鄂赣根据地向省委书记傅秋涛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后又和母亲一起派往延安工作，而留在根据地的傅秋涛、谭启龙、江渭清等组建成为了新四军第一支队。

父亲到延安后先是在中央社会部任一部部长，后又转为八路军后勤总兵站的政委，负责部队进出延安的物质供应和调配。

抗战结束后，他转赴东北，任东满军区后勤部政委，当时东满军区的司令就是著名的抗联将领周保中，副司令中有后来打了著名的黑山阻击战，永新籍的贺庆积（离休前为沈阳军区顾问，建国初期曾担任过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长期担任辽宁省军区司令员）。

南昌解放后，

我父亲就紧随东北南下工作大队到了江西。

父亲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就是他在1959年，

已经70岁的时候，加入了中国作协。

他曾经写过一本革命回忆录叫【潘虎】，

这本书多次改编进中学课本，成为那个年代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后来还被改编成著名革命样板戏《杜鹃山》。里面政委的原型其实就是我父亲邓洪。

这里还有一段插曲：

1962年，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带职下放，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有机会回到阔别30年之久的家乡浏阳。碰巧遇到我父亲邓洪也回到浏阳，两人都住在县委招待所。他们是同乡又是老战友，重逢自然格外亲切，没想到，胡耀邦和潘虎的弟弟潘豹也是红军时代的战友。父亲知道潘豹的情况，他后来因为腿负了伤，一直在家乡打游击，建国后只是做了个普通的农民，父亲很为潘豹感到惋惜。

后来在胡耀邦的提议下，他们还一起去看潘豹，再三想为他介绍一份县里稳定的工作，但潘豹坚决不同意，不想给组织添加麻烦，只想过自食其力的农村生活。

父亲为政清廉，他当厅长时，最初配的是一辆吉普车，后来厅里给他从上海换了一辆小轿车，父亲知道后，非常生气；

后来当了副省长，因为经常要去省委开会，

他为了节约国家经费，也不用公车，大都是自己步行去的。

父亲很喜欢和社会各阶层交往。

离休后，周边邻居经常过来做客，

如果到了吃饭的时间，无论干部还是群众，

他都一定要留别人吃饭。

PART3母亲“政权”

我母亲原名李政权，

后改为“政权”，也是湖南浏阳人。

她是1898年生的，年龄也比较大。

母亲1927年就参加革命，1930年入党。

大革命时期她为了保护党的文件和经费，曾孤身一人在深山老林躲藏了十多天，最后终于将文件和经费交给组织。

她红军时期就是湘鄂赣苏维埃政府的收发科长，和我父亲同赴延安后时又做过中央社会部的收发科长、党小组长，长期掌管着党内重要机密文件，在延安时和蔡畅、陈伯达的爱人，陈云的爱人都曾住在一个窑洞。

抗战胜利前，党中央组织南下支队时，南下第一支队的司令王震就对我母亲说：“大姐，你还是跟我们一块走吧。”但后来抗战形势迅速变化，他们这些南下支队在中途接到中央通知，说要去抢占东北，于是又北上和我父亲一样解放战争在东北度过的。

母亲从解放战争开始一直到解放后在省农业厅都是长期从事组织、人事工作。

1953国家对干部定级，父亲邓洪评为八级，母亲政权为13级干部。她虽然资格很老，级别很高，但在省农业厅从职位上也一直是普通干部。她曾经多次说过，要把更多机会让给年轻人。

母亲原本是有一个儿子，13岁就参加红军，虽然历经几次大难不死，但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19岁就牺牲了，非常可惜。

PART4童年少年

我的童年住在省政府大院，最初是老农业厅的办公大楼，楼下办公，楼上住人。

1956年，父亲邓洪当选为副省长后，

就搬到展览路2号院，南面隔一道围墙就是邵式平省长的家。展览路在五十年代就是条幽静的小街巷，没有什么店面。

当年院里住了四个副省长，

邓洪、王卓超、彭梦庾、李杰庸。

这四家共住在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每家住了半层，我家和王卓超家住在二楼。房子还有一个挺大的院子，里面还有一个小食堂，四家人有时就在食堂吃饭。四家的孩子加起来也有近10个，王卓超的儿子是我们的孩子王，经常领着我们院子里的孩子爬墙玩。彭梦庾的两个儿子因为皮肤的差别，外号叫“小黑、小白”。

我家隔壁的王卓超叔叔虽然是老公安厅长出身，但是对我们小孩子却非常和蔼。

小时候，印象深刻的是周末去邵式平省长家里看电影，他们家有个16毫米的电影放映机，当时我们这些孩子都坐在地上看，大人们则坐在后面，至今记得身材高大魁梧的邵式平很喜欢我们这些小孩子。

前排右边第三为邓洪

我小学读的是育新，班上干部子弟特别多，

黄霖的女儿罗解难，李世璋的儿子李小南、郑汉夫的儿子郑克强等当时都是我的同学。班主任老师叫江惠珍，印象里她对学生们一视同仁，要求很严格。

后来因为搬家，我又转到南师附小。

初中时和高中我都在三中。

三中当时为激励学生集体进步，给很多班以英雄烈士的名字命名。我初中就在“王若飞”班，高中在“方志敏”班。

王铁的儿子王锦锦，黄霖的女儿、黄先的女儿都是我同班。刘瑞森的儿子在三中比我高几届，他当时在学校挺出名。

我读小学时，还有件事印象深刻。

那是1960年，父亲带着我去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同去的还有刘瑞森，彭梦庾和当年唱越剧非常出名的“小牡丹”。我那时年纪小，对小牡丹拿出的那把扇子非常好奇，这扇子怎么还能扇出一股香味。后来才晓得这是檀香扇。

文代会结束，是总理亲自主持的招待会，

我当时看见周总理坐在一张大圆桌上，旁边坐着的都是那些家喻户晓的领导。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这些国家领导人。

但那次父亲突发脑梗，在病床前告诫我：

“不要以干部子弟自居，永远不要脱离老百姓”。可能父亲虽然带我出去“见世面”，但怕我回去骄傲，也是可能认为自己“回不去了”，给我“敲敲警钟”，做最后的叮嘱。

邓洪故居

1962年，我家搬迁到靠近南湖的河东会馆附近的房子，当年这一带周边房子并不多，很多老红军都住在附近，比如危秀英、黄先、许德等。汪东兴后来到江西任副省长，就住在我家隔壁，他回北京后，李世璋一家就搬了进去。他的儿子李小南从小就是我的同学。我在这里一住就将近40年。

文革期间，黄先副省长为避开群众派系的冲击，还曾在我家的阁楼上住了半个多月，每天都是由我送饭上去。我做了我父亲红军时代的的角色——交通员。

PART5下乡和工作

我是三中读完高一就遇上文革，

后来也就没有上什么课。

1968年，我和其他人一样去了“广阔天地”，当年下乡插队时，我们班一部分去了宁都，而我去了相对较近的永修县白槎公社光明大队。

我和我初中就在一起的同学，罗伟华、罗宁、熊冰分在一个生产队，印象特别深的是下乡第一年的春节前，我们四个人走了50里路，到德安却没赶上火车，只好扒了一辆运货的火车回到南昌。好像记得谷霁光的儿子当年是三中的初中毕业生，也和我们在一个公社。

1970年，考虑到我父亲已经去世，家里只有母亲一人，在已经恢复工作的刘俊秀书记的关照下，我从农村回城，进了江拖做工人。

刘俊秀是省委分管农村工作的副书记，而我父亲过去是省政府分管农业的副省长，他们交往很深，记得每年过年都会相互走动。

还有会武术的副省长欧阳武也经常来我家。

当年的江拖属于南昌非常牛的单位，

也是省里抓革命，促生产的典型，能进江拖，在那个年代就像今天考取了公务员，是非常让人羡慕的。

那时方志敏烈士的儿子方明，朱德委员长夫人康克清的侄子，老红军危秀英的养女、原机械厅厅长、南柴老书记郑汉夫的儿子郑克强、原市委副书记马健的儿子马胜利等，都曾经在江拖工作。郑克强本来就是我的小学同学，我和他们都很熟悉，也经常在一起。

我去江拖还有另外的缘由。

时任江拖党委书记的王峰是我父亲邓洪当年在东北的警卫员，他和我父亲感情很深。小时候，他就经常来我家，印象中他又高又帅，一副北方大汉的形象。每逢周末王峰叔叔还经常骑着辆边三轮摩托车，带我出去玩，有时还在他家吃饭。但我刚去不久，他就调到省农机公司去了，后来他还做了江铃的前身，江西汽车制造厂的党委书记。

另外江拖的原总工程师曾昭明在公私合营时，好像因为什么原因，差点被戴上“帽子”，我父亲当时分管江拖，力保了他。

所以曾昭明和我父亲关系很好，过去常来我家与我父亲聊天。后来我和他的儿子关系也很好，他儿子也在江拖。

江拖我是分在工具车间，和赵志坚的夫人在一起。车间书记记得叫胡金保。

72年江拖分了两个指标上工农兵大学，我肯定轮不上。第二年，来了九个指标，我在我们车间下面20多个小组投票获得推荐，但我担心还是去不了，母亲破例为我找了当年省文办主任的莫循，通过他找了厂里的党委书记许少林，上了江西工学院，可没去多久，因为母亲生病，我放弃了这次人生中非常难得的机会。

1974年，江渭清到了江西任省革委会主任，他刚来不久就到了我家，看望我母亲。因为他和我父母都是湘鄂赣苏区的老战友，又都是湖南老乡，关系很好，江渭清对我母亲非常尊重，见面都是喊“大姐”。也是因为他的到来，我那前几年冷清的家里热闹了好一阵子。

七十年代“批林批孔”那段时间，我还去了几次他位于豫章路省委的家，他住在原来佘积德住的那栋房子，因为我那时在江拖当工人，他想从我的基层视角，了解社会上的一些动态。于是我又了做了几次特殊的“交通员”。

1987年，组织上为了让我方便照顾生病的母亲，就把我安排进了农业厅下属的牧工商联合公司，那时的牧工商公司主要是生产和代理鄱湖牌啤酒。

而我母亲的侄女当时在农业厅下属的英雄乳业做办公室主任，要说自己开过什么后门，也就是经常帮人买些当年还很紧俏的英雄奶粉。

后来英雄乳业还出了一款叫“可可奶”的产品，

包装洋气，口感很不错，市场也非常抢手。我看现在有些地方还有卖，只是换了真空塑料袋的包装。

PART6业余生活

我养父母戎马一生，革命生涯充满传奇，

但我其实和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过着平凡普通的日子，也是读书、上山下乡，进工厂，后来进了个事业单位，直到2009年退休。

退休后我偶尔也参加了几次老革命后代的联谊活动。一次是十多年前，邓子恢、汪克明的儿子来南昌，组织的一次聚会；后来是傅秋涛的女儿傅援和杨建新的女儿他们组织的将军后代合唱团到了南昌，我也参加了。

我从小就喜欢捣鼓点半导体无线电之类的，性格上属于比较“宅”的类型。

成年后迷上了老唱片和音响，

过去经常和曾昭明的儿子在一起玩玩这些，和南柴老劳模王凤池的儿子王琦也很熟悉，都是属于南昌小范围的发烧友。

现在我们都老了，

很想念过去的同学和朋友。

后记：

再不记录，就晚了！

这是我当年写【南下1949——打回老家，接管江西】的最深感触。

记得刚参加工作时的九十年代，

亲朋好友间有大批南下干部的信息渠道，

可三十年后，当我业余开始折腾微信公众号写文章时，豁然发现在世的，或者身心状况还能接受访谈的已经寥寥无几，就连他们的儿女都已过了退休的年纪。

记忆里长辈总爱絮絮叨叨地向你诉说着家族的往事，但当年忙的发财、玩乐，心想谁去关心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琐碎旧闻。

可现在想了解这些信息，却感到无人讲得清，即使知道点也是支离破碎，版本频出。

近几年，老徐因为创办【江右龙门】的公众号，因为要收集大量素材信息，偶然发现其实认识的很多人家里都有一些渊源轶事，虽然大都谈不上什么帝王将相般的“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但在这中国近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也不乏跌宕起伏，荡气回肠，且深深烙下时代印记的经历。

听他们娓娓道来的口述，

有些佐证了历史，有些还能从不同的视角，

折射出复杂的历史真相。

不言而喻的是：

口述史无法避免受访者对自己和家族的经历不掺杂个人的情感色彩；编撰者也是凡人，也有屁股决定脑袋的思维趋向，相对于历史的全貌和真实，难免有瞎子摸象般的片面和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现实局限。

但也许就是这看似碎片的个人和家族的往事，使我们能够尽量拼凑出历史的全景以及本来的面目。

我有莫名的冲动想多记录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