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史学的面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甫一问世便具有鲜明的“进步”特征，很快成为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的重要助力。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十七年间，唯物史观身上“进步”的色彩愈加浓郁。

马克思主义及其诞生以前的进步史观

在19世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西方的进步史观已经存在一千余年了。

在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公元前8-前2世纪）的神话、哲学和政治学的基调是循环往复的历史观念。古罗马（公元前8-5世纪）的史学注重探究因果联系，但直到中世纪（5-15世纪），史学才借助神学产生进步的观念：时间是一条有始有终的直线，它以上帝创世为起点，不断地向前发展，直至末日审判。这样就把各个不同的民族和文明纳入一个统一的发展轨道，并用公元纪年的方式把人类历史上的所有事件都串成一线。尽管中世纪的史学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但它明确抛弃了循环的观念，把目光和希望投向未来。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知识积累和经验传承的重要性。知识进步观在启蒙运动时期又拓展为普遍进步观。杜尔哥在《人类精神持续进步的哲学概述》里说，人类共同的知识宝库代代相传，不断地纠正谬误，从事新的创造，从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尽管人类的进步是不平等的，不过这种差异是暂时的、历史的，而进步是持续的、永久的。康德相信人类历史有意识地实践着理性的规律。他在《论永久和平》里构想出理想的未来，一个内部立宪共和、外部永久和平的美好社会。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看作一个展现精神和实现自由的过程，它经历了四个阶段：东方王国（包括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王国、罗马王国和日耳曼王国。启蒙思想家们按照自己心目中的标准，把地球上的各种文明和各个民族分出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并且认为人类进步的文明从东方走向西方，这当然是一种典型的欧洲中心论。

19世纪西方的经济迅速发展，先进的科技可以缩短空间、节省时间，让生活更加舒适。爱默生在《文化的进步》中说：“谁会愿意生活在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或铁器时代，或是生活在山林湖沼之中？谁不希望所处的时代拥有钢铁、黄金、煤炭、石油、棉纺、蒸汽、电力和分光镜？”不断更新的物质条件让人们笃信自己的精神也能一直向前发展：理性战胜偏见，知识战胜蒙昧，教育塑造人性，科技增长财富，也许整个人类都能获得文明和幸福。

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讴歌进步时代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认可资本主义比之以往的社会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不认为这就是人类文明的顶峰，因为它没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解放，人类未来还将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在笃信进步的同时还强调历史的发展具有规律性，它前进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原因，因而不可能一蹴而就。“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尽管马克思主义用哲学的话语高度地概括人类的历史并指明它的方向，但是他并不因此否认历史事实和细节的意义：“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用来把各个历史

时代修剪齐整的处方或图式。”他也从未把社会形态演进当作必然的逻辑公式，不是说“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20世纪的左翼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经评论说，马克思对历史发展的观点从来就不是单线的。

1949年以前唯物史观鲜明的进步特征

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在此以前的史学属于传统史学。20世纪初梁启超批评它“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发起史学革命，提倡进化论和文明史观。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启蒙思想在中国成燎原之势。五四时期无论是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推崇，还是对传统“疑古辨伪”的批判，它们背后都是对改造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先进的殷切期待。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此时传入中国，以它为指导思想的史观我们通常称之为“唯物史观”，因为它承认经济在整个的文化生活中是比较重要的部分。

李大钊是最早的唯物主义历史学家。他认为历史虽发源于记录，但它是人类生活的行程、延续、变迁和传演。而且“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上升的”。因此，他鼓励青年“为今人奋力，为来者前驱，快快乐乐地去创造未来的黄金时代”，鼓励新历史家要打破“崇古卑今”的谬误观念，研读历史不但可以认识现在，并且可以眺望将来。他还把“唯物”与“进步”这两种立场统一起来。“宗教是向人们宣传廉价的妥协性的东西，它妨碍彻底探求真理的精神，是人类进步的巨大的障碍，因而我们必须竭力加以反对。”

唯物主义历史学家不但按照时间顺序陈述具体的历史事实，还想要提炼历史发展的规律。范文澜40年代初在《中国通史简编》的序言里说：“我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我们必需了解整个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需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需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这样，研究中国历史，是每一个进步中国人民应负的责任。”吕振羽在《简明中国通史》上册的自序里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总的来说，中国的唯物主义历史学家从20年代开始一直遵循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指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郭沫若先生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所以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当然也不能在这个共同的法则之外，另有一个途径。”他们相信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一样遵循五种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在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未来将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不过，他们同时还做了补充：尽管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普遍适用于东方和西方国家，但是中国历史具有自己的特点。侯外庐还曾提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路径说”。

十七年时期唯物史观浓郁的进步色彩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唯物史观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流思想，广大知识分子投身到思想改造运动中，重塑他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在新时代的历史教材里，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每个历史时期比起前一个都是一种进步。以周一良和吴于廑1962年主编的世界史教材《世界通史（中古）》为例，它的导言写道：

世界中古史是封建社会中以农奴或农民阶级为主的各被统治阶级同统治阶级不断斗争、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不容否认，中古封建社会有它黑暗的一面，但是它具有进步的意义。中古封建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它不仅以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取代奴隶制的生产方式，而且以其自身为母体，孕育了比它更进一步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

十七年时期史学界评价历史人物的第一标准是：他们推动还是阻碍了历史的发展。比如说，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的《附录》里对隋炀帝杨广开运河的评价是，它给当时人民带来了严重的死亡和痛苦，但是它在经济文化的发展上有其积极的意义。这种历史评价标准的缺陷在于，人们逐渐习惯使用“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激进”与“保守”、“维新”与“顽固”这些简单而片面的术语来评价复杂的历史人物或事件，甚至出现不在意历史真相，而徒有强烈价值判断的“以论代史”的现象。

史学界在1958年提出要“厚今薄古”，这是当时迷信进步的极端表现。“五老”——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和侯外庐——都通过《人民日报》、座谈会议、文章笔谈等方式明确表态，有的还把“厚古薄今”与资产阶级学风和胡适的学术思想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尽管“厚今薄古也不是只要今，不要古，或者是把古代的遗产都抛弃”，但是它轻视过去、重视现在和迷信将来的态度还是带来一些消极的后果。史学界削减教学里古代史的比重和课时，对历史遗产多批判而少继承。中国近现代史（1840-1949年）成为史学的骄子，而且这种观念和做法延续至今，造成历史学科的比例失调。比如说，世界古代史因其既不是中国史，又不是近现代史长期处于弱势。

不过尽管如此，十七年时期史学的“五朵金花”基本上都还在中国古代史的范围之内。其中至少有三朵金花——古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和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体现出唯物史观浓郁的进步色彩。

早在30年代，吕振羽就已提出古代史分期的问题。40年代，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里从经济基础的变动和文化思想的发展两个方面考虑，把封建社会分成四个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广泛而热烈，分期的标准林林总总，方法更是数目繁多，但显然大家一致认可：即使中国的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但这段历史并不是停滞的，而是有多次阶段性的变化。它继而引出了另外两朵“金花”：一是对农民起义的评价，它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和阶段性发展有何关系？二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它为什么没有促使中国封建社会产生质的变化，进入下一个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

十七年时期的史学界比较强调中国农民的革命性以及他们对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1952年的《毛泽东选集》中写道：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翦伯赞在《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中提出，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前进的动力。这是因为，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社会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从而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里说“劳动人民的命运就是整个历史的命运”，不过他也指出,农民阶级本身缺乏组织性和觉悟性，农民起义没有达到现代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水平，只能起到有限的推动作用。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理论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生产方式说。按照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的进步规律，封建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在它内部产生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在封建社会之后应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中国历史的真实情况是，封建社会绵延漫长，最终迫使它终结的是外来力量的侵略和本国人民的觉醒。那么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什么时候，在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以至于它最终也没能突破封建社会的桎梏？这不仅是十七年时期历史学家关注的问题，直到现在仍是各个学科探讨的热点。

进步的意义及其反思

唯物史观具有进步的色彩，但进步的信念并不独属于唯物史观。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和钱穆等非唯物主义历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历史的因果关系和认同历史进步的观念。

唯物史观指出人类的历史是进步的，人的全面发展和共产主义最终都会实现，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信念的来源之一。毛泽东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这样宣告：“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不过，过于迷信“进步”也可能对中国的史学和革命造成伤害。正如罗志田在反思十七年时期中国史学时所说：

理论可以帮助和指导我们认识历史的和现实的存在，若发生理论与事实之间的冲突时，就绝不能用理论来否认实际存在，而应根据构建理论者过去未曾认识到的实际存在（或关于这些存在的知识）来修正理论。

英国著名史学家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说，我们不必也不应该把进步想象为具有某种有限的开始和终结。诚然，进步不只是一种认准目标不断前行的状态，更不是简单地否定过去和残酷地对待弱者。朝现代化文明的方向努力是进步，反思传统、继承和发扬其精华也是进步，没必要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对进步的坚定信念，离不开对历史真相的无限探究，也离不开对自由、平等等核心价值的深刻理解，它们将在不断开拓与交融中丰富彼此的内涵。

（作者系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