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货币的大舞台上，铜钱作为法定铸币，几乎贯穿近三千年历史的始终，不管世界如何发展，技术如何演变，铜钱的主角地位总是岿然不动。

古代铜币（古代铜币图片及价格大全集）

金银虽然地位尊贵，却始终没有形成体系化的铸币，只是作为称量货币发挥大额支付、皇家赏赐、财富贮藏等功能。

即使到了到明清时期，白银已成为市场交易的主要媒介，但仍只是银饼、银粒和元宝，而没有形成银铸币。

在西方等国家和地区，不论是古巴比伦、古希腊还是古罗马，抑或中世纪的欧洲、伊斯兰、印度乃至美洲大陆，各类金银铸币你方唱罢我登场，繁花锦簇，活色生香。

翻开西方的货币史，低贱的铜币只是一个龙套的角色，偶尔在历史的夹缝中灰头土脸地见缝插针，很多时候还因为滥造被直接赶下舞台。

在表现形式上，中国古代铜币被赋予了极高的政治寓意，外圆代表天命，内方象征皇权，意思是江山稳定、天下一统。铜币的币面主要以文字为主，是中国最具特色的书法艺术。方孔圆钱也充分表现出中华民族严格的对称美，方中有圆，圆中透方，方方圆圆，井井有条。

相比较，西方铜币主要以实心为主，币面有文字，也有图案。这些图案五花八门，既有神话中的人物、统治者的头像，也有鸟兽、花木等等，不拘一格，细致生动。在这些铸币上，各民族的体质特点、服装发式、神话偶像、宗教发展等，都会在钱币上体现出来。

显然，与中国铜币的含蓄表达不一样，西方铜币所表现出来的美，更加自由奔放，也更大胆开放。

中国的铜币，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朵奇葩。几千年来，不但基本没有受外国文化的影响，而且走出了一条清晰的中国特色道路。

彭信威先生认为，独特的中国货币文化，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自秦汉以下，中国历史虽有若干次变革，但只是一个王朝代替另一个王朝，专制皇权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至高无上的专制皇权，才是铜钱如此长寿的肥沃土壤。

春秋时期的齐国，改革家管仲认为，货币的作用，在于使币值或高或下，随之物价或贱或贵，从而令君主可以控制全国财物。

管子的思想影响深远，后来，无数中国皇帝在控制帝国经济和财政过程中，亲身实践着这一理论。不过，就像铜币的两面一样，这一理论可以帮助帝王们解决财政危机、聚敛财富，但同时，也会对社会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破坏。

就像管仲辅佐的齐恒公和齐国，曾一度称霸中原，但也很快陷于内乱，迅速衰败。

秦统一币制，铸秦半两，半两是重量单位，一两为24铢，半两就是12铢。但是，流通中的半两钱大多在8铢左右。此时，铜钱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信用货币性质。正是因为这种不足值的货币，朝廷才有调节的空间，并在暗地里掠夺人民财产，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

西汉建国初期，生产力遭受破坏，统治者就是通过减轻钱币重量、扩大铸钱规模方法解决财政困境。汉文帝时期，半两钱已经降到了4铢，从出土实物看，最小的半两钱甚至只有0.2铢。由于钱币购买力低，市场物价随之上涨。根据推算，当时米价上涨了300倍，黄金上涨了180多倍。

东汉末年，董卓熔解了秦始皇的10个铜人，铸造小钱。董卓的做法使得长安、洛阳一带，流行着几亿到几十亿轻薄的小钱。这些“小钱”为董卓收刮了大量的财富。董卓被杀后，从他的豪宅郿坞中搜出黄金二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绫罗绸缎、奇珍异宝堆积如山。此刻，普通百姓却不得忍受通胀的煎熬，当时，一石谷竟然涨到了几万到几十万钱。

董卓铸的小钱

除了减重，统治者还会通过“铸大钱”的手段达到相似的效果，即使钱体和重量增加，而钱币面额价值则增加更多，从而使铜钱的名义价值远远超过本身金属材料的价值。例如，号称爱民如子的仁皇刘备，他一到四川，就开始铸造直百五铢钱，其重量不过等于原来蜀铢的三倍，而作价则为百倍。刘备用这种办法攫取四川人民的物资和劳务，只数月间就府库充实，成为他抗击魏、吴的本钱。这种事情孙权也干过，嘉禾五年，孙权铸造当五百大泉，后又铸当千、当五千的大钱，面额不断上升，价值却在下降，人民不堪其苦。

刘备“直百五铢”和孙权“五百大泉”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降低钱帀金属成色，改变金属成分。在铸币的金属材料中，减少铜的比重，增加廉价金属比重，甚至直接用铁、铅等低值金属代替铜来铸造钱币。西汉末年的川蜀枭雄公孙述，就曾在四川一代“铜改铁”；五代十国割据湖南的楚王马殷，想出的招更高，他直接“铜改泥”，造泥饼子钱；宋徽宗时，也曾三次强行推行夹锡钱和夹锡铁钱。

夹锡钱和夹锡铁钱

终于有一天，皇帝老儿和他的爪牙们，想到了一个低成本的大杀器，那就是发行纸币。每当财政困难、入不敷出时，发行不可兑换的纸币成为许多皇帝的最后救命稻草。北宋，为了应付与契丹、党项的战争，发行“现钱交引”支付提供军需商品的商人；南宋，丞相贾似道强迫地主将财产出售给国家，而国家支付给地主的则是会子票据；明朝，朱元璋发行大明宝钞，用来支付官员工资和购买老百姓的实物；清朝，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咸丰发行官票宝钞来弥补国库亏空，后来宝钞几乎沦为废纸。

从铜币在中国历史的经久不衰，到铜币减重、铸大钱、降低金属成色，直至后来的纸币，背后的运行逻辑并不复杂，那就是皇权的至高无上。韦森教授说，在两三千的历史上，与其说铜铸币是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不如说是皇帝和朝廷为维持王朝运作的一个工具。在国家强盛、社会和平时期，铜币作为一种国家背书的信用货币，在市场中流通循环，维持社会运转。若一旦遇到战争，朝廷捉襟见肘，统治者就会通过各种“货币调节政策”搜刮百姓财富。对于朝廷和官府来说，相比金和银，铜这种材质并不稀缺，也比较容易把控。

反观西方世界，虽然也曾发生过“金银含量下降”导致金银铸币贬值等现象，但总体上，皇帝、君王和军事首领的权力要小得多。在西方，国王要发动一场战场，往往要取得贵族和领主们的同意，甚至不得不向国民举债。在国王与臣民，国家与社会之间，我为你服务，你取我的商品和财物，要给我足值的货币。正是这种差别，导致了铜币在中西方世界的不同命运。1500年后，大明宝钞穷途末路，称量白银成为中国货币市场的主角，铜币成为辅币，这实际上是民间富商、百姓与皇权长期博弈的一个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