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落幕，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未来改革路向引人关注。我们以为，简单的猜测、抱怨，或是呼唤、推断，都不能代替冷静的、深入的思考，不能代替顶层设计到基层实验的改革准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在近日指出，“不改革可能不会犯错误，但要承担历史责任”。这种历史观给人启示，也使人更加看重历史的经验。当此之时，回首20年前中国改革在低潮时从徘徊、酝酿、策划到重启的全过程，正大有裨益。为此，我们特地在此摘要转发财新《中国改革》杂志第12期文章，期待回顾昨天，能使我们更加坚决和理性地迎接明天。——编者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推出新愿景之时，重启改革终成共识。20年前，同样处于历史的紧要关口。中共中央在1992年6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同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正式确定这一目标，1993年11月14日闭幕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通过实施改革的50条行动纲领(即《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下称“50条”)。从1994年开始，改革按照此规划“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势不可挡。

历史性选择

1992年10月12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江泽民总书记作大会报告。当谈及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时，他说：“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人民大会堂内掌声雷动。

“市场”与“计划”的争执持续经年，党中央最高决策层也在思考。

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说：“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运用这些手段，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这正是邓小平在会见外宾、视察上海和高层内部谈话中几次阐明的观点。

从8月中旬起，江泽民着手筹备召开一轮专家座谈会。座谈会的目的，是为次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做思想准备，主要是“考虑十四大提出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作为改革指导思想，特别是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应该用什么样的提法”。

先后有20多位专家参加了座谈会，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林毅夫、王慧炯；中国社科院的刘国光、张卓元、蒋一苇、陈东琪、李琮；国家体改委的江春泽、杨启先、傅丰祥；中国银行的周小川；国家计委的郭树清；还有多位负责介绍国际动态的专家，如《人民日报》的崔琦等人。

座谈会主要讨论三个问题：首先分析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其体制机制中有哪些值得学习的东西；其次分析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在深入讨论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议题。

首次座谈会于10月17日召开，至12月14日结束，共用了五个半天和三个整天，参加者们称“十一个半天”。

座谈会在10月间举行了两次，这两次的重点是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现状，探讨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与会并发言的有12人。

人们在讨论中认识到，资本主义没有灭亡，甚至更强大而有竞争力，市场经济体制有生命力，且一些原始市场经济的弊病在后来得到了改良和改进，其中就包括宏观经济管理。

12月6日和12月9日，专家学者与中央领导以四个半天的会期讨论第二个议题，即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

有参会者回忆说，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比较一致，认为苏东共产党垮台，最重要的是经济因素，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竞争中惨败了，败给了以美国为首的市场经济国家。

作为会上活跃的“少壮派”，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郭树清的发言全面而犀利，直指苏东国家经济体制的弊端：党和政府对经济活动“抓”“搞”太多，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把二者看做是互相排斥、水火不相容的社会经济制度；教条主义地理解公有制，认为越公越好、越大越好。

讨论从12月10日进入第三阶段，讨论中国改革自身的问题，题为“如何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当时，很多人的发言都要跟马克思主义挂钩，而吴敬琏则直截了当引用新古典经济学。他很鲜明地提出以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来解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他还在会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提法，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描述为在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周小川、郭树清、林毅夫等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年轻学者，着眼于以市场为核心的整个体系，而所谓市场就是能形成竞争性均衡价格、能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的制度，在规范的市场上能够形成价格信号，从而引导资源配置。

据与会者回忆，江泽民主持并出席了全部会议。他没有发表长篇讲话，但有许多现场点评。此外，乔石、姚依林等领导人有时间便来听会。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自始至终参加了座谈会。

小平南巡

中南海风向渐转，但局势尚未明了。在党报舆论场上，直到1992年初，“市场经济”在较量中依然处于下风。

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携家人从北京站出发去南方“家庭度假”。

1月19日上午，火车到达深圳。邓小平每一处的谈话都紧扣改革。

针对过去两年中姓“资”姓“社”的讨论，邓小平直言，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此即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邓小平还提出了重要论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1月23日上午，在从深圳蛇口码头乘快艇前往珠海途中，邓小平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3月9日至10日，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15名政治局委员表示，完全赞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

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一文，生动描写了邓小平在深圳特区视察的经过，并首次公开披露了南方谈话的部分内容。3月30日，新华社全文播发此文。

至此，“市场经济”光明正大地进入公众视野。

总要有个目标模式

十四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

1992年4月1日晚，江泽民给时任体改委主任陈锦华打电话。他说：“现在，改革开放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下一步该怎么办，大家都在等待，也有点着急，请体改委好好研究一下，向中央提出建议。”

陈锦华立即请刚从上海调任体改委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的楼继伟组织座谈会。

楼继伟约请了广东、江苏、山东、辽宁、四川等几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召开座谈会，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采用哪种提法更好。

在座谈会上，广东省体改委主任易振球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易振球认为，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到收入分配，再到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与中国的国家性质并不矛盾。易振球讲得很系统。其看法也获得绝大多数参会者的赞同。

会后，国家体改委将可以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议写成报告，直接呈送江泽民。当时，十四大报告起草组已经拿出第一稿，文中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4月30日，江泽民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报告第一稿。他强调，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要前进一步，要讲清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改革者也在通过其他渠道向江泽民进言。4月30日，吴敬琏与他经济学领域的同事——周小川、李剑阁和吴明瑜在多次讨论、修改之后，向江泽民提交了《关于计划与市场提法的建议》。

在建议书中，吴敬琏等人梳理了十多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中提法的演变，并建议在十四大把这一论述提到一个新高度，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模式做出新的科学概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江泽民预定6月9日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这次讲话将为十四大定调。

5月下旬，讲话起草组已经概括出了三个提法：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讲话前，江泽民再次多方征询意见，斟酌是否适合在党校讲话中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

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讲话。他说，上述这几种提法，究竟哪一种更切合中国的经济实际，更易于为大多数同志所接受，更有利于促进我们经济建设的发展，还可以继续研究，眼下不必忙于做出定论。“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全场热烈鼓掌。

江泽民还对“什么是市场经济体制”作了阐释。他在讲话中批评有些人“很少看到市场对激励企业竞争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特别是看不到市场也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看不到它对优化资源配置所起的促进作用”，同时指出“市场是配置资源和提供激励的有效方式，它通过竞争和价格杠杆把稀缺物资配置到能创造最好效益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带来压力和动力。”

此后，根据“六九讲话”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起草小组进一步修改十四大报告。

进展并非一帆风顺。1992年七八月间，起草十四大文件的班子中有人提出，把调子往下降降，打算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成报告中的第三级标题。

同在起草组的刘国光坚持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当下最重要的，应该放在第一级标题。

在看到十四大报告征求意见稿后，吴敬琏于9月5日再度上书江泽民：“把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规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的进一步阐明，也是本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项最重大的发展，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十分深远，应当用有分量的语言加以概括和评价。”并直言不讳“目前的文稿似乎体现不足”。

此时，江泽民决心已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面旗帜。

从纲领到行动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相应的体制改革总体规划与实施方案。

1993年5月31日，由25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进驻北京西郊的玉泉山。

起草组用三周多时间完成了提纲，于9月9日完成第三稿。经中央审议修改后，下发全国征求意见。与此同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还就改革中的重大问题，组织了有300余人参加的16个专题调研组，到各地开展了广泛的调研，为起草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

这份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草案于11月14日获得通过时，是正式讨论稿的第八稿。文件除开头和结尾各一段简短的文字外，主体分为十个部分，共50条。所以，该决定又被称为“50条”。

“50条”在市场经济框架下提出，由现代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组成的“五大支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由此，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十四大提出的总体目标，具体化为行动纲领。

“这五根支柱，是迄今最好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时隔19年，许多专家仍如此评价。

20年前的改革大策划彪炳史册，却也难免受到历史和认识的局限，其实施过程中也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早在十四大报告起草过程中，即曾提出若干需要在中期研究解决的改革问题。但是，因缺乏共识或囿于内外部条件不足，多数只是破题。

这些未完成的改革课题，包括国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社保体制改革等，至今仍是未完成改革中障碍最多、难度最高、争议最大的内容。

十八大已然落幕，始于十八大的历史才刚刚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