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缘巧合留下少许人文类的文字，又筛选了些近两年的社科类文章，今以《士者弘毅》为名结集面世，颇不易。

新中国在七十年大庆前夕遭遇严峻挑战，更令人感慨万千。正是“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在年初的深冬寒夜，写下这段文字，权为此书之序。

遭遇美国领衔的经济“脱钩”围堵，我国面临四十年未有之变局。改革开放以来，与美国和世界“挂钩”是我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动力源。

遇到复兴大业的最后一道门槛，我国面临七十年未有之变局。应对西方“神圣同盟”的经济冷战，倒在门槛边的概率不小。

更被霸主视作唯一的“战略竞争对手”，我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

自有世界大战以来，我国从一战、二战、冷战的边缘角色变成了绝对主角。无论是否有“中国世纪”，贯穿21世纪的必是世界的“中国问题”。

中国经济强势崛起，是美国发动经济冷战的原因。“贸易赤字”和“知识产权盗窃”只不过是经济冷战的长期借口。

威胁市场脱钩、技术脱钩、金融脱钩、人员往来脱钩，步步为营，目标是我国官民一体的经济脊梁。举世皆知，我国视美国为友，而且呼唤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但倘若美国认定其保持霸权地位的利益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利益不兼容，会发生什么？

民族自立系于精神自强。只要精神不垮，中华民族就不会被打垮。

本书编辑把书中文章分为三类：士子弘毅的精神、文化自觉的精神、社会主义的精神。

复兴大业任重道险，“士不可以不弘毅”。无雄图不足以负重，非坚忍不足以克险。我国依旧落后，全面落后于发达国家。

落后的总根子是人均收入还严重落后，如去年（2018年）我国以1万美元的人均GDP落后于美国的6万美元。

但我们知耻后勇，急起直追。天上不掉馅饼，世上没有不犯错的政府和不付成本的成就。

无数先烈、百姓，用血汗锻造出了人民共和国。七十年来，我们向富强没日没夜奔跑，渡激流、过险滩、熬饥饿、忍痛苦、历尽挫折，付出了极高代价。国在强、民在富，人民与国家共同进步。

尽管家庙里不乏冤死鬼，但我们没靠侵略战争或欺负他族获取财富。

看看那些在大江大海和崇山峻岭中建起来的宏伟基础设施，赞一句“厉害了我的国”，何错之有？世上没谁是“基建狂魔”。

那是我们勒紧裤腰带，为子孙后代搭建的财富积累之桥，更是我族不屈不挠、独立自主的精神象征。

我国而今的财富是因为搭了美国的“便车”？为什么不是美国搭了中国的“便车”？在精神上向“洋大人”跪下，并非“改革开放”的初心。

拒绝自贱、自残，文化自觉，是我们民族自立的精神支柱。清末民初，不少士子把国家民族的不断挫败归罪于自家祖先，归罪于孔孟，归罪于秦汉以来的“专制文化”，遂鼓吹“全盘西化”、政治体制全盘西化。

新中国承上启下，树大根深，“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屈不挠，“苟日新，日日新”，仅七十年就创造出举世公认的奇迹。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的，饥饿、愚昧、落后、挨打的中国，高速进步，成了世界霸主唯一的“战略竞争对手”。

这奇迹又该归功于什么文化？两千多年的生存方式孕育了丰富的中华传统。

而今，咒骂祖先，幻想拔着自己头发离开脚下大地，飞向法兰西、德意志、英吉利、苏维埃、美利坚神话的“启蒙派”们，信众越来越稀少了。

以民为本、有容乃大，扶老携幼、守望相助，追求小康、向往大同，这种中国古典社会主义精神已传承了两千多年。资本和资本利润至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利益至上是社会主义。

中华信奉中庸，开创了以市场和资本为工具、以社会利益为依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利益就是养小、送老的均等化，让社会凝聚为一个大家庭，也就是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的均等化。

富足是我们共同的追求，互帮互助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是我们的精神依归。因为社会至上的精神，中华大家庭万世一系，迄今高寿两千多岁，独步全球。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士子弘毅、文化自觉、社会主义，一旦这三种精神不再，就只好为我族的大溃败而哭泣了。

孟子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看到经济发展、社会平等、廉洁奉公这三大富强要素迄今尚难有机共生，我深深寄望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我党要站在民众的前面，办大事，引领全民迈向光明的未来；

更要站在民众的身边，办小事，在每一个居民区维护社会正义，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

还要站在民众的后面，时刻检讨小事与大事的平衡，时刻警惕失去人民的信任、时刻警惕失去民心。

上下同心同德，逆转社会分裂趋势，让贫富尊卑团结如一家，我国当然举世无匹。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019年1月14日

（作者：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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