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历史剧,都只是古装剧而已。
历史是内核、是魂魄,古装是外观、是包裹。
我最欣赏的历史剧创作原则,总结为八个字: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没有人能要求一部历史剧巨细无遗地还原历史。再好的历史剧也会有加工和臆测,也会有对历史材料的再处理。毕竟,除了历史,它还是“剧”。
“剧”也有“剧”的要求、“剧”的结构、“剧”的章法和流程。你不能以写学术典章、博士论文、爬梳考据的方式来写“剧”,这就是“小事不拘”。
然而,历史终归有历史的格局、历史的段位、历史的欲望和秩序、历史的法则和意义,以及最重要的,历史的逻辑、历史的思维方式。
这些,对于一部历史“剧”来说,甚至比“历史的真相”更加关键。这,就是“大事不虚”。
《大明王朝1566》口碑爆棚,然而它所有的历史格局、历史秩序、历史法则、历史逻辑、历史思维方式,都起自一个并不曾真正存在过的“改稻为桑”。
这就是用“小事不拘”,来开启和推导出“大事不虚”。
随便举个例子:“汉武帝为了削夺、分割列侯和守旧官僚的军政大权,决心重用庶族出身的少壮派,于是,他提拔了马奴卫青”,这就是历史——当然,也不算特别高明的历史阐释,但至少,这是历史的思维方式。
“汉武帝宠幸卫子夫,爱屋及乌、弟以姐荣,于是,他提拔了小舅子卫青”,这就是古装,或者说,包着古装的里短家长。
古装,只是借了一块周秦汉唐、两宋明清的山寨版幕布,让一干晚间八点档里的熟面孔——霸道总裁、美颜鲜肉、多情少女、傲娇御姐、毒舌婆婆、受气媳妇、鸡贼妯娌、窝囊丈夫,旧壶新酒、改头换面,在红砖绿瓦、深宅大院、烽烟古道、烟花巷陌里,穿上长马褂、紫蟒袍、红兜肚、对襟袄,把那些鸡零狗碎、婆婆妈妈,把那些无脑的爱情和廉价的伦理,改头换面着,周而复始着,再演上N遍,而已。
历史剧应该再现的,是七千年来最精英的那一群群中国人,在治乱兴衰的大命题中,进行着关于天下、家国和万民的博弈。
它不是一目了然的松快,它是负笈独行的辛苦、长夜幽烛的静思,是殚精竭虑、夙兴夜寐的烧脑和对自我知识结构的不断挑战和重组,是拙重的钝感力。它需要的是“正面强攻”的写法,需要的是创作者的担当,智慧,功底,以及勇毅。
《琅琊榜》已经非常优秀(或者说取巧),可第11集里“朝堂论礼”,誉王和太子遍访天下名儒展开的大角力,却用了消音虚写,总让人觉得有“好容易燃起来的那股范儿,却再也落不了地”的怅然(尤其周玄清步入大殿那个架势,太白金星下凡似的,一副“接下来有大台词”的错觉,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相比之下,《雍正王朝》最后一场大戏里,面对八爷党、隆科多、和各大旗主的联手逼宫,挺身而出的张廷玉那一段关于八旗议政制度几千字的独白,就带着一种“不惜碾压观众知识面”的野心和气魄。
(关于这一集,扯开说几句:其实朝堂上的逼宫和反逼宫,争论的焦点,无非在于为自己的立场寻找一个历史合法性——这历史合法性来自两点:祖制,还有先帝。张廷玉有资格跳出来说话、跳出来说话还有用,正因为他在这两点上拥有权威:精通祖制、追随先帝。讽刺的是,打了那么久口水战,最后为翻盘起了唯一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十三爷重新收回了京师和宫闱防务、收回了京西大营和西山锐健营的兵权。政治说复杂无比复杂,说简单了,又变得如此简单:拳头在谁手里,枪在谁手里,其它,都是虚的。)
按照这个时代传播规律和媒介法则里的常规认知,没人会有耐心去听一段几千字的台词,何况,那里面没有瓜可吃、没有CP可磕、没有颜可舔,只有密集的信息量,甚至知识点。
就如一位豆瓣网友所说“以前的某些电视剧,几乎就是旧体制下一波文化人强行以超出大众的水平拍出来的”。此即所谓“正面强攻”。
一个不敢“正面强攻”的“传播规律和媒介法则”,其实只是“伪规律”和“伪法则”,只是心照不宣的妥协、以及为放任自流开脱。
而《康熙王朝》的诡异之处在于,从播出平台(央视黄金时间)、视觉质地(至少在用镜用色和服化道上,它跟“古风影楼”级别的于正剧还是具有区别)、故事题材(帝王治世之传记,而非帝王后宫之隐秘,或帝王私访之传奇)、演员阵容(陈道明和斯琴高娃两位大神就不必多说了,高兰村、薛中锐、李洪涛、廖京生、刘毓滨,也都是戏骨级别的演技派),你都会提前认定,这该是一部百分百的优质历史剧。
然而,在整个叙述形态上,它却无限接近于那些充斥于当下荧屏的劣质古装剧,甚至,还是“古装爽剧”和“古装大男主剧”:
比如,趋于极致的、无限大的主角光环。英明神武英华天纵遇难呈祥逢凶化吉以及“然而朕早已看穿了一切”,这也都罢了,最恐怖的是“谁都会无条件地爱上皇帝”这个百川归海的情感话术——皇后、容妃、慧妃、苏麻喇姑、宝日龙梅、一辈子的好基友魏东亭,连索额图和明珠这俩巨贪,都被革职查办终身监禁了,在千叟宴上面对主子远远的一个敬酒手势,都能感动得当场失态泪奔——这跟后来的清穿剧里“四阿哥八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都喜欢我”有何区别?
比如,周而复始的、程式化的闯关打怪。鳌拜、朱三太子、吴三桂、郑经、噶尔丹,基本是“一人负责撑五集、大家轮流陪皇上练级”的职能分配,合着康熙六十年人生履历、古代中国最后一个盛世,在这里直接被概括为“刚擒住了几个妖、又降住了几个魔”——这跟后来的宫斗剧里“碾压心机宫女、消灭恶毒嬷嬷、识破黑化姐妹、击败跋扈宠妃、战胜终极boss皇后”的进阶样本有何区别?
再比如,随意添加的、想当然的助力人物。
我在课堂上给学生讲剧本写作时,最喜欢强调一个原则:想办法用有限角色去解决无限难题。“一写到过不去的坎儿,我就空降一个人物来帮忙”,这永远都是最笨拙的套路。
只可惜,朱苏进先生在《康熙王朝》的创作中,几乎变身为这个套路的代言人,于是,病魔缠身,出现了送来草药的苏麻喇姑;鳌拜跋扈,出现了太国丈索尼;班布尔善阴损,出现了忠直的铁丐吴六一;索额图明珠弄权,出现了梗直的书呆子李光地;吴三桂嚣张,中央出现了周培公地方出现了朱国治;台湾难取,我方出现了姚启圣对方出现了施琅;实在不行,还有“愿意替皇上去死的朱三太子他妹妹”这个诡谲的反水;实在实在不行,还有“我孝庄”这个类似于《西游记》里“实在没办法就找观音菩萨”的万能解决方案——最可怕的是,这些人里,除了“我孝庄”和苏麻有贯穿性之外,基本都是“只在某几集里有戏份”的“纯功能性人物”,他们全部的存在价值,就是“帮助皇上解决一个目前解决不了的问题”,哦不对,应该说是“帮助导演和编剧解决一个目前解决不了的问题”。
对比以上三点,你就会发现《雍正王朝》的不同。
虽然从立场的倾斜度来说,它也能勉强算作“大男主剧”。但这个大,充其量是代入感、政治认同度和戏份比例(毕竟这个剧也有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改革派的艰难破局”始终是它的隐藏主题),而不是呼风唤雨、无限开挂、要啥有啥。
相反,故事从头到尾充盈着一份“强者的无力感和寂寞感”,无论是前半程的康熙,还是后半程的雍正。
没有弱智的闯关打怪:地方贪腐、国库欠款、百官行述、江夏、热河、帐殿夜警、毙鹰事件、两废太子、十三被囚、十四出征、八爷党自始自终的蠢蠢欲动、一体纳粮、火耗归公、摊丁入亩、重组军机、科举舞弊、旗主逼宫,环环相扣、彼此交融,到处是波诡云谲,到处是暗潮汹涌,到处是明规则与潜规则,到处是欲望和秩序的博弈、经济诉求和意识形态的博弈,到处是皮里阳秋,外臣与内朝、勋贵与财阀、君主与文官集团、新制与祖制,到处都是要破的局,到处都是无望的内耗。
没有无限想当然的“群贤来助”:年羹尧跋扈、隆科多反水、强悍躁进的酷吏田文镜、用江湖气打破平衡的李卫、就连十三爷都变得病病歪歪唯唯诺诺再不是当年那个豪爽的侠王,唯一一个有“开了外挂”&“生活在剧情内部的作者代言人”的邬先生,也在眼见功德圆满之时洞悉了伴君如伴虎的鸟尽弓藏、让出了爱情还远走江湖,耐人寻味的是,雍正明明心怀亏欠,却依然监视了他一生。
“谁不想国家昌盛民安乐,也难料恨水东逝归大海”,这里面的纠结与辨证,和那扯着嗓子喊出的“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究竟谁更贴近命运的曲谱?
胤禛是赢了夺嫡,但最终你会发现,这简直是他在整部剧里唯一可以称得上“赢了”的东西,甚至这个赢究竟算不算赢,也很难界定。
胤祀一党始终在拿着“人心”二字发难,用意固然险毒,可最后,“是你赢了”的“皇上四哥”,无限凄凉地发现,他们还真没说错,人心,还真的已不在自己手上——“满朝文武,统统作壁上观”。
就像作为结尾的八爷的那封信:“你赢得的不过是生前身后的骂名。”
你真的赢了吗?或者说,在历史的棋局里,真的有谁能赢吗?
当然,《雍正王朝》也有它特定的时代局限和立场局限,所以,在某些时候、某些段落、某些细节和某些情绪里,雍正几乎要破屏而出的委屈感,会压过历史的荒谬感、强者的无力感、作者的反思感,这一点,挺让人受不了的。
还有,刘和平老师也存在弱项,比如,他似乎一直不太擅长女性角色,所以他笔下的女孩子都有点摇摆有点“作”,无论是《大明王朝1566》里的芸娘,《北平无战事》里的何孝钰,还是《雍正王朝》里的乔引娣。
但即便如此,总也远远好过“宝日龙梅你强暴了朕”。
再补充几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雍正王朝》开辟了一个历史正剧的潮流,之后的五到八年里,《汉武大帝》、《乾隆王朝》、《走向共和》、《天下粮仓》、《贞观长歌》、《贞观之治》、《卧薪尝胆》、《成吉思汗》等先后涌现,尽管它们也质量参差不齐,尽管《康熙王朝》也是这个序列中的作品之一。
更有甚者,差不多十年之后清穿剧的流行,恰好扣合上了看过《雍正王朝》、对“九龙夺嫡”印象深刻的那拨年轻人成长起来的时间。
《步步惊心》里,马尔泰若曦提醒八爷“你要小心四爷,还有邬思道、年羹尧、隆科多、李卫……这些人你都要小心“,八爷纳闷”邬思道?朝中并没有这样一个人“,若曦嘀咕道“四爷府中没有一个瘸腿的谋士吗?看来我被电视剧误导了”——很显然,这个电视剧,就是《雍正王朝》——桐华压根不怎么会写政治斗争,但靠着对《雍正王朝》的生搬硬套,她好歹也顺利地撑完了《步步惊心》里的所有男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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