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考研真题，历史学考研网

一、名词解释

1.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英国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42年8月，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其主要内容有：（1)中国将香港一岛割让给英国；（2)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为通商口岸;(3)赔偿英国鸦片烟价600万元，商欠300万元，军费1200万元，共计2100万元（不包括广州“赎城费”600万元），分 4年付清。（4)协定关税，即英商在通商各口缴纳进出口货税，中国须同英国商定。《南京条约》使中国的独立主权受到严重侵犯，领土完整遭到破坏，司法、关税等主权开始丧失。

2.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1861年清政府为办理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全称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职权总揽了外交及与外国发生干系的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大权。但无权指挥各省督抚，各省督抚也不对总理衙门直接负责。总理衙门存在了 40年，直到1901年，清政府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将其改为外务部，但仍位列六部之首。该机构的出现，标志着清政府开始融入国际外交体系，是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开端。

3.《变法通议》

清末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撰写的一组政论文章。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结局极大地刺激了梁启超，他开始提倡变法改革。1896年，梁启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共14篇。主要论证了中国社会变则存、不变则亡的道理。他认为，只有改良现行的官僚体制和科举取士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培养变法人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制度的弊端，维护清朝统治。本书是近代中国最为系统全面的向国民宣扬维新变法思想的著作，从理论上阐述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及其作用，是维新变法时期宣 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变法通议》阐明了中国变法改革的迫切性，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具有历史进步性。但是，《变法通议》倡言变法改革的理论依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西方进化论，这种以自然万物之进化与人类社会之发展作自然比附的思想方法无疑是形而上学的。但是，《变法通议》在当时的确起到了振聋发聩、开启民心的作用。

4.济南惨案

1928年日本在山东济南制造的屠杀中国军民的事件。又称五三惨案。1928年4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征讨张作霖，日军借口保护日侨出兵占领济南。5月1日，国民革命军进入济南。3日，日本军队悍然向中国军民开枪，并杀死国民政府公使蔡公时，中国军民死伤近八千人。在国民政府答应保护日本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条件下，日军于1929年3月撤出济南。济南惨案发生后，二期北伐军绕过济南继续北伐。济南惨案改变了蒋介石对日本的认识，使得中方放弃联日外交，转而与美国谋求合作。

5.两广事变

1936年两广军阀联合反对蒋介石的事件，又称“六一事变”或“六一运动”。两广军阀自1931年以来就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一直与南京中央政权相对峙。1936年5月胡汉民病逝，两广势力失去重心，蒋介石企图趁机消灭两广势力。两广军阀为了自存，决定举兵反蒋。时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他们便以“抗日救国”为名出兵反蒋。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等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进兵湖南。对此，蒋介石一面调集军队入湖南防御，一面收买陈济棠的部属。7月，粤空军司令黄光锐和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叛陈投蒋，陈济棠不战自败。蒋介石解决广东后，转而对付广西，电令白崇禧“出洋考察”，调李宗仁到南京“任职”。李、白拒不接受。于是，蒋介石调集大军包围广西，准备武力解决。广西也动员军队准备迎战，战争一触即发。由于全国上下反对内战和中间人士从中调解，双方妥协，避免了战争，广西问题和平解决。结束了两广地方实力派与南京蒋介石政权对峙的状态，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6.七千人大会

1962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7000多人，因此称为“七千人大会”。1958年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许多失误，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为解决困难，党中央召开了这次大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报告对建国以来12年的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毛泽东在会上作重要讲话，突出强调和系统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外发扬民主的问题。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发扬了党内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了要恢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动员全党切实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这次大会是“八大”之后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对统一全党认识，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克服经济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左倾”思想的错误，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违背经济规律的一些错误观点也没有认真清理。

二、问答题

1.近代思想家如何传播西方思想革新中国政治的？

一定意义上说，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史，也就是近代化过程。中国的近代化是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展开进行的。近代思想家在向中国传播西方思想革新中国政治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传统的中国社会受到严峻挑战，近代中国的政治由此进入到一个变动革新时期。随着中西交往增多，西方许多政治制度，如君主立宪制度、民主制度、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等直接或间接地传入中国。香港、澳门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我国沿海的通商口岸、租界地等，为中国人认识西方提供了重要窗口。一些早期启蒙思想家，如洪仁轩、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康有为及孙中山等都是因为有了在这些地区的生活阅历或考察经历，才激发起他们的革新思想，推进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

近代思想家传播西方思想革新中国政治的历程，始于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爆发后，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政治上做出了各自的反映。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抵抗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近代新思想开始萌发。新思想在当时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这成为中国政治变革的前奏。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它不仅是旧式农民战争的延续，更具有近代农民战争的特点，尤其是后期洪仁轩在《资政新篇》中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有密切联系。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中国在经济上迈开了近代化步伐，但政治上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政治体制变动不大。这在客观上唤醒了王韬、郑观应等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对专制制度的思考和批评，他们要求革新政治，主张君主立宪，萌发了早期的维新思想。

戊戌变法时期，近代思想家传播西方思想革新中国政治的历程进入一个新阶段。1895年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促进了西方思想的传入和人们变革传统政治制度的决心，很快促成了康、梁领导的戊戌变法的到来。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根据日本和德国的经验，提出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发动了一场旨在全方位改造中国的戊戌变法运动。运动虽然失败，但他们宣传的改革中国政治的主张和“百日维新”革新中国政治的实践，对中国政治近代化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可估量的。

清末的宪政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随着国内危机的加深，晚清政府在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之下，被迫实行“预备立宪”，掀起了一场宪政运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变法失败中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领导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专制皇权，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辛亥革命未能巩固共和，袁世凯夺取了革命果实，复辟帝制，建立起北洋军阀的统治。这种状况持续到国民革命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

在近代思想家传播西方思想革新中国政治的历程中，中国留学生对传播西方文化革新中国政治起了巨大作用。洋务运动时，清政府开始派幼童到外国留学，民间私人留学也大量出现。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一些人考察西方的历史和政治制度，从王韬、郑观应、严复到孙中山等，他们到西方游历考察，归国后极力宣扬西方的政治制度，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中国政治的发展。

2. 土地革命时期“左倾”思想出现原因。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过程中连续发生了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11月至1935年1月先后出现“左倾”错误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创立不久的共产党在各方面不成熟，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则是最主要原因。

首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连续出现“左倾”错误，是与大革命失败后的特殊背景有密切关系的。1924年至1927年，共产党同国民党密切合作，推动了国民大革命的开展和北伐的顺利进行。在革命发展到高潮时，由于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和中外反动势力的破坏，以及当时共产党领导人的右倾错误，大革命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迫害。无疑，这种对反动势力的仇恨，和对右倾主义错误的反感，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年轻的共产党错误判断中国革命形势，从而出现“左倾”错误。

其次，此时的共产党尚处于幼年阶段，不够成熟，这是“左倾”错误出现并泛滥的主要原因。这表现在：（1)思想上，共产党理论准备不足，没有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明确规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但是，年轻的共产党在思想准备和理论修养上还不够。由于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容易从书本或主观愿望出发，或照搬外国经验来指导革命，从而造成党内“左倾”错误泛滥。（2)政治上，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差，制定不出正确的政治路线。无论是瞿秋白的革命暴动路线，还是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政治决议，以及王明的“左倾”错误，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3)组织上，共产党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组织路线和坚强领导集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武装起义和反围剿斗争，党的组织建设没有来得及搞好。大革命失败后党失去了大批卓越领导人，中央领导的经验和能力不足。直到遵义会议前，党都没有形 成真正成熟的领导集体。而广大干部群众或者由于认识水平低不能辨别错误，或者由于党内制度不健全而不能对“左倾”错误进行有力抵抗，这导致“左倾”错误出现并长期持续。

再次，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也是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出现“左倾” 错误的重要原因。苏联和共产国际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很多帮助，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六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确定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八七会议后共产国际在政治上日益“左倾”，利用实际存在的不平等党际关系推行国际路线。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左倾”错误负有重大责任，不仅因为许多错误方针政策直接来自他们的要求，也由于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王明的上台就与共产国际有重大关系。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国情，以及他们把苏联利益放在第一位，有时甚至不惜牺牲中国的革命利益。这就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巨大危害。

其实，以上几个因素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成熟，才使共产党对当时的革命形势认识不足，也使共产党容易接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除此以外，这段时期党内“左倾”错误连续出现，还由于党在遭受一次次重大失利后未能痛定思痛，从思想根源上彻底清算“左倾”主义。本来党在六大、六届三中全会都有机会纠正“左倾”错误，但在这些场合党注重的是追究个人责任和人身攻击，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去纠左、反左，肃清其流毒和危害。从而造成土地革命时期“左倾”思想不断出现，使党的事业遭受严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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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词解释

1.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英国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42年8月，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其主要内容有：（1)中国将香港一岛割让给英国；（2)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为通商口岸;(3)赔偿英国鸦片烟价600万元，商欠300万元，军费1200万元，共计2100万元（不包括广州“赎城费”600万元），分 4年付清。（4)协定关税，即英商在通商各口缴纳进出口货税，中国须同英国商定。《南京条约》使中国的独立主权受到严重侵犯，领土完整遭到破坏，司法、关税等主权开始丧失。

2.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1861年清政府为办理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全称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职权总揽了外交及与外国发生干系的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大权。但无权指挥各省督抚，各省督抚也不对总理衙门直接负责。总理衙门存在了 40年，直到1901年，清政府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将其改为外务部，但仍位列六部之首。该机构的出现，标志着清政府开始融入国际外交体系，是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开端。

3.《变法通议》

清末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撰写的一组政论文章。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结局极大地刺激了梁启超，他开始提倡变法改革。1896年，梁启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共14篇。主要论证了中国社会变则存、不变则亡的道理。他认为，只有改良现行的官僚体制和科举取士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培养变法人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制度的弊端，维护清朝统治。本书是近代中国最为系统全面的向国民宣扬维新变法思想的著作，从理论上阐述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及其作用，是维新变法时期宣 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变法通议》阐明了中国变法改革的迫切性，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具有历史进步性。但是，《变法通议》倡言变法改革的理论依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西方进化论，这种以自然万物之进化与人类社会之发展作自然比附的思想方法无疑是形而上学的。但是，《变法通议》在当时的确起到了振聋发聩、开启民心的作用。

4.济南惨案

1928年日本在山东济南制造的屠杀中国军民的事件。又称五三惨案。1928年4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征讨张作霖，日军借口保护日侨出兵占领济南。5月1日，国民革命军进入济南。3日，日本军队悍然向中国军民开枪，并杀死国民政府公使蔡公时，中国军民死伤近八千人。在国民政府答应保护日本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条件下，日军于1929年3月撤出济南。济南惨案发生后，二期北伐军绕过济南继续北伐。济南惨案改变了蒋介石对日本的认识，使得中方放弃联日外交，转而与美国谋求合作。

5.两广事变

1936年两广军阀联合反对蒋介石的事件，又称“六一事变”或“六一运动”。两广军阀自1931年以来就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一直与南京中央政权相对峙。1936年5月胡汉民病逝，两广势力失去重心，蒋介石企图趁机消灭两广势力。两广军阀为了自存，决定举兵反蒋。时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他们便以“抗日救国”为名出兵反蒋。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等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进兵湖南。对此，蒋介石一面调集军队入湖南防御，一面收买陈济棠的部属。7月，粤空军司令黄光锐和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叛陈投蒋，陈济棠不战自败。蒋介石解决广东后，转而对付广西，电令白崇禧“出洋考察”，调李宗仁到南京“任职”。李、白拒不接受。于是，蒋介石调集大军包围广西，准备武力解决。广西也动员军队准备迎战，战争一触即发。由于全国上下反对内战和中间人士从中调解，双方妥协，避免了战争，广西问题和平解决。结束了两广地方实力派与南京蒋介石政权对峙的状态，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6.七千人大会

1962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7000多人，因此称为“七千人大会”。1958年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许多失误，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为解决困难，党中央召开了这次大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报告对建国以来12年的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毛泽东在会上作重要讲话，突出强调和系统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外发扬民主的问题。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发扬了党内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了要恢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动员全党切实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这次大会是“八大”之后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对统一全党认识，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克服经济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左倾”思想的错误，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违背经济规律的一些错误观点也没有认真清理。

二、问答题

1.近代思想家如何传播西方思想革新中国政治的？

一定意义上说，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史，也就是近代化过程。中国的近代化是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展开进行的。近代思想家在向中国传播西方思想革新中国政治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传统的中国社会受到严峻挑战，近代中国的政治由此进入到一个变动革新时期。随着中西交往增多，西方许多政治制度，如君主立宪制度、民主制度、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等直接或间接地传入中国。香港、澳门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我国沿海的通商口岸、租界地等，为中国人认识西方提供了重要窗口。一些早期启蒙思想家，如洪仁轩、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康有为及孙中山等都是因为有了在这些地区的生活阅历或考察经历，才激发起他们的革新思想，推进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

近代思想家传播西方思想革新中国政治的历程，始于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爆发后，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政治上做出了各自的反映。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抵抗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近代新思想开始萌发。新思想在当时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这成为中国政治变革的前奏。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它不仅是旧式农民战争的延续，更具有近代农民战争的特点，尤其是后期洪仁轩在《资政新篇》中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有密切联系。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中国在经济上迈开了近代化步伐，但政治上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政治体制变动不大。这在客观上唤醒了王韬、郑观应等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对专制制度的思考和批评，他们要求革新政治，主张君主立宪，萌发了早期的维新思想。

戊戌变法时期，近代思想家传播西方思想革新中国政治的历程进入一个新阶段。1895年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促进了西方思想的传入和人们变革传统政治制度的决心，很快促成了康、梁领导的戊戌变法的到来。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根据日本和德国的经验，提出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发动了一场旨在全方位改造中国的戊戌变法运动。运动虽然失败，但他们宣传的改革中国政治的主张和“百日维新”革新中国政治的实践，对中国政治近代化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可估量的。

清末的宪政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随着国内危机的加深，晚清政府在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之下，被迫实行“预备立宪”，掀起了一场宪政运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变法失败中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领导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专制皇权，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辛亥革命未能巩固共和，袁世凯夺取了革命果实，复辟帝制，建立起北洋军阀的统治。这种状况持续到国民革命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

在近代思想家传播西方思想革新中国政治的历程中，中国留学生对传播西方文化革新中国政治起了巨大作用。洋务运动时，清政府开始派幼童到外国留学，民间私人留学也大量出现。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一些人考察西方的历史和政治制度，从王韬、郑观应、严复到孙中山等，他们到西方游历考察，归国后极力宣扬西方的政治制度，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中国政治的发展。

2. 土地革命时期“左倾”思想出现原因。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过程中连续发生了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11月至1935年1月先后出现“左倾”错误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创立不久的共产党在各方面不成熟，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则是最主要原因。

首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连续出现“左倾”错误，是与大革命失败后的特殊背景有密切关系的。1924年至1927年，共产党同国民党密切合作，推动了国民大革命的开展和北伐的顺利进行。在革命发展到高潮时，由于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和中外反动势力的破坏，以及当时共产党领导人的右倾错误，大革命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迫害。无疑，这种对反动势力的仇恨，和对右倾主义错误的反感，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年轻的共产党错误判断中国革命形势，从而出现“左倾”错误。

其次，此时的共产党尚处于幼年阶段，不够成熟，这是“左倾”错误出现并泛滥的主要原因。这表现在：（1)思想上，共产党理论准备不足，没有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明确规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但是，年轻的共产党在思想准备和理论修养上还不够。由于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容易从书本或主观愿望出发，或照搬外国经验来指导革命，从而造成党内“左倾”错误泛滥。（2)政治上，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差，制定不出正确的政治路线。无论是瞿秋白的革命暴动路线，还是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政治决议，以及王明的“左倾”错误，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3)组织上，共产党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组织路线和坚强领导集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武装起义和反围剿斗争，党的组织建设没有来得及搞好。大革命失败后党失去了大批卓越领导人，中央领导的经验和能力不足。直到遵义会议前，党都没有形 成真正成熟的领导集体。而广大干部群众或者由于认识水平低不能辨别错误，或者由于党内制度不健全而不能对“左倾”错误进行有力抵抗，这导致“左倾”错误出现并长期持续。

再次，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也是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出现“左倾” 错误的重要原因。苏联和共产国际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很多帮助，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六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确定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八七会议后共产国际在政治上日益“左倾”，利用实际存在的不平等党际关系推行国际路线。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左倾”错误负有重大责任，不仅因为许多错误方针政策直接来自他们的要求，也由于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王明的上台就与共产国际有重大关系。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国情，以及他们把苏联利益放在第一位，有时甚至不惜牺牲中国的革命利益。这就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巨大危害。

其实，以上几个因素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成熟，才使共产党对当时的革命形势认识不足，也使共产党容易接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除此以外，这段时期党内“左倾”错误连续出现，还由于党在遭受一次次重大失利后未能痛定思痛，从思想根源上彻底清算“左倾”主义。本来党在六大、六届三中全会都有机会纠正“左倾”错误，但在这些场合党注重的是追究个人责任和人身攻击，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去纠左、反左，肃清其流毒和危害。从而造成土地革命时期“左倾”思想不断出现，使党的事业遭受严重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