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科建立的重要性

历史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自古以来，历代官府、士人都十分重视历史文献的编纂、整理和研究，积累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而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却是20世纪70年代底、80年代初的事情，对于中国的历史学界来说，这是一件大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重要性将愈加为人们所充分认识。

历史文献学地位的确立，是整个历史学学科体系逐步完善的标志之一。中国古代典籍数量之大，堪称世界之最。从事史学研究，得从文献整理工作入手。各种版本之间的差异，有时往往影响到重大的史实，不可不重视。就具体的文献记载而言，不确切的要考辨，漏载的要补充，错误的更要纠正。早在几千年前，针对周人伐商“恭行天罚”的传闻与记载，子贡曾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矣，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1］孟子也对武王伐纣时“血流漂杵”的记载表示怀疑：“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血之流杵也?”因此，他的态度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2］这是从具体事例，说明文献考辨的必要性。更为要紧的，是要对各种相关文献融会贯通，弄清楚各种文献的来龙去脉，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理出头绪来。这都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同时，历史文献的搜集、编纂以至印刷、传播，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也值得探讨，以丰富历史的内涵。因此，将历史文献学确定为一个学科，对完善历史学体系是非常必要的。

历史文献学地位的确立，还是中国现代历史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如所周知，在上世纪80年代前，即“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此前17年中，历史研究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弯路。受左倾思想和教条主义影响，受“影射史学”影响，几十年中真正有创见的著述不多，而贫乏空疏之作却随处可见。这且不论，即使在一些素养较深的学者心目中，似乎只有寻找历史规律、探讨重大历史问题才是从事历史研究，而文献整理与研究则不值得一提。对于整日同古代文献打交道者，他人称之为“钻故纸堆”，搞“烦琐考据”，认为那是在走封建学者的老路。这样，从事文献学研究工作的人，就被排斥在学术主潮之外，抬不起头，顶不起胸，学术成果得不到应有的肯定。其结果，只能造成对历史学成果科学性的损伤。到70年代底80年代初，学术界在饱受左倾思想侵蚀之苦后，痛定思痛，才深刻认识到忽视文献学基础工作的错误，转而将其列入历史学科体系内，重点加以建设。因此，历史文献学的门类确立，取得与断代史、专门史等量齐观的地位，标示着中国现代历史学已经从左倾思想的干扰下走出来，迈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二、学科定义的确定性

历史文献学的地位确立后，对其定义的确定成为一时人们讨论的热点。

在确立历史文献学地位的过程中，张舜徽先生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学者。他关于学科的定义，是前有所承的。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过：“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3］张舜徽先生在探讨文献学定义时，发挥了这段话中的思想。他强调文献学是“广义的史学”，认为文献学要整理与研究并重。“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4］

其时，从理论上加以探讨者，影响较大的是白寿彝先生，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连续发表了《谈历史文献学》、《再谈历史文献学》二文。前文中，白先生讨论学科意义时指出：“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必须要研究历史文献，既然要研究文献，就需要建立历史文献学这门学科。历史文献学可以帮助我们搜集分析并正确地运用历史文献，使我们的历史工作在文献方面具有良好的条件，这就是历史文献学的主要用处。”［5］他特别指出：“历史文献是指历史文献的本身，历史文献学是指关于历史文献的专业知识和研究历史文献的方法。”［6］关于历史文献学的内容，他在《再谈》中以为可以包括为四个部分，即理论、历史、分类学、应用四部分（分类学是以目录学为基础而又不同于目录学，有统观全局的要求）。

其后，历史文献学理论的研究逐渐展开。影响较大的著述，当推张家璠和黄宝权、杨燕起和高国抗先生分别担任主编的同名著作《中国历史文献学》。前者在书中是这样给历史文献学下定义的：“要想全面掌握并正确运用我国历史文献，就必须了解历史文献发展的历史，必须掌握有关历史文献的积聚、分类、目录、版本、校勘、考证、辨伪、辑佚、标点、注释、今译、典藏、阅读以及检索的理论与方法。几此种种，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学习研究中国历史文献的学问，而这门学问，便是中国历史文献学。”［7］这段话，是从内容来确定学科定义的。后者关于学科的定义，则阐述得更为简要：“历史文献学是对历史文献的形成发展、整理利用进行研究，探索其规律，从而加以理论说明的一门学问。它以历史文献为研究对象；任务是为各种文化学术研究提供丰富而信实的资料，特别是在搜集、鉴别史料方面，能为历史学建立坚实可靠的资料基础。历史文献学为历史研究工作的运用历史文献，创设着良好的条件。”［8］

90年代底，谢玉杰、王继光二先生也主编了一部《中国历史文献学》，书中先对文献学作如下界说：“以一切文献为对象，主要考察它的载体形式、内容类型、整理利用、及其历史发展的一门学科，谓之文献学。”在此基础上，认定中国历史文献学是“专科的‘中国历史学文献学’”。［9］

进入新的世纪，则有曾贻芬、崔文印二先生合著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书中认为,“中国历史文献学，简言之，就是研究对我国历史上各类文献进行注释、著录、校勘、辨伪、辑佚等的一门专科之学。”［10］又从特点上强调，“历史文献学的确是门综合性学科，它的任何运作，都必须是有关分支的交叉运用和相互配合。”［11］

从简要的回顾可见，几十年来围绕学科定义的讨论，从未间断过。各种界定之间，存着一定差异，这显示出要对一个学科下确切的定义难度很大。目前，大致上正处于“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不妨求大同，存小异，在不太确切的定义下，来从事共同的事业。其大同者，在于历史文献学的研究，侧重于历史文献本身，即历史文献的捜集与编纂、内容与著录、收藏与传播，如果涉及到文献与史实的关系，也仅侧重于历史的事实性认识一方面（另一方面为规律性认识）。如果这个认识大体符合学术界现状，我们也不妨给历史文献学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即历史文献学是对历史文献本身加以整理、揭示和研究的一门学问，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这一定义有些模糊，仍然会不尽人意。不过，一篇文章、一部著作是否属于历史文献学范围，明眼人一看便知。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范围不像断代史、专门史的界限那样分明，或许它的定义就是在模糊性、寛泛性中显示出自己的确定性来的。

顺便提到，目前不少学者希望将学科建设中的“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合而为一，建立统一的“文献学”或“中国文献学”学科。这个想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这在当前的学术管理机制下必有诸多不便之处，难以付诸实施。倒是原本分属两个学科间的学者，可以互相交流，探讨共同性的问题，在思想上、方法上取长补短，深化对传统典籍与文化的认识。不要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比在条件不成熟时勉强地搞学科合并，效用可能更明显一些。

三、研究领域的开放性

对于文献学的研究范围，过去数卜年中不断有人进行探索。最早以“文献学”名其书的，是1928年郑鹤声、郑鹤春兄弟二人合著、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的《中国文献学概要》。书前的《例言》中，援引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关于“文献”一词的解释后说：“本编亦采其谊，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刷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就全书内容看，涉及到古籍的分类目录、点校整理、经籍传授、编纂、版本和刻印源流等问题，实际上包括了目录学、版本学、编纂学、校勘学以及中国书史等许多方面的内容。全书篇幅不大，意义却不小。“这是一部中国文献学的开山之作，也是在中西文化冲撞之下，对中国文献学的世界价值、地位重新审视的创新之作。”［12］

在教学活动中，王欣夫先生编写了一部《文献学讲义》，他在《绪言》中强调“文献学的三个内容”，他阐述说；“既称为‘文献学’就必须名副其实，至少要掌握怎样来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于是，他将文献学课程的内容确定为目录、版本、校雠三个方面。［13］其后，罗孟祯先生所著《古典文献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出版），也是同一路数。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是应历史文献学之学科诞生而写就的。他认为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应该很开阔，目录、版本、校勘之外，还有辨伪、辑佚诸项，整理之外，还有文献的研究，并把编写通史列为文献学的目标。白寿彝先生围绕历史文献本身谈研究领域，他最后成型的看法，是历史文献学包括前述四个部分，而其历史部分，“历史文献学所关心的是书写工具的发展，保管和传播的发展，著录和考订的发展等。”［14］这就是说，书籍形态及其典藏，也应在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范围之内。

事实上，年代学、避讳学是比较具体、实用的专门知识，与历史文献紧密相联系，也应在历史文献学研究的视野之内。

以上所述偏重于研究领域的理论部分，越到后来，人们看到的范围越大，体现了开放性的特点。说到开放性，更在历史文献内容的扩展上。这可以从时空两方面讲。

20世纪以来，随着甲骨文金文的发掘与研究，历史文献的内容大为丰富，使信史推至商代。每次大规模的甲骨金文的出土，都引起文献学领域的震撼。胡厚宣先生主持编纂的《甲骨文合集》，已经成为商周史研究的基本史料。而在过去文献资料已经相当丰富的时段里，也由于岀土文献的问世，增添了不少新的研究对象和课题，不断发掘岀来的简牍、文书，经过整理，已经形成为简牍学、敦煌学。像20世纪末期问世的郭店楚简，使思想史的研究者如获至宝。而其基础工作，是文字的释读和文献的解说，这属于历史文献学范围。这些，都使古代文献更加丰富了。至于近现代的文献，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大量保密资料进入到“历史文献”范围，数量不断增加，下限不断下移，永远体现了开放性。这是从时间上讲。

从空间上讲，历史文献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过去的研究偏重于汉文文献，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满、蒙、藏、维等民族文字文献，这是数量巨大的一笔文献财富。当前，国家斥巨资编修清史，对这些文献尤其是满文老档，务必会大下工夫。

历史文献内容的开放性，还表现在除学者及官府文献外，人们越来越重视民间流传文献。民间流传文献可以徽州文书为代表，据统计，徽州文书在20万件以上，其搜集、整理与注释，工作量相当大。这项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已经催生出一门显学——徽学。其他地区的文书虽不及徽州之多，但价值仍不容低估。地方文书之外，是大量谱牒文献，对地方史和社会文化史研究有重大价值。这些文献随时可能消亡，必须抢救性搜集。

还有一种文献，原来只是口头流传，也急待抢救性地搜集整理。如二十年前发现的湖南“女书”，赵丽明女士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整理岀版，其贡献无法估量。这样的工作，应有更多的人参与进去。

如此说来，历史文献学领域宽阔，其工作真是时时可做，处处可做，人人可做。

四、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在传统文献的整理过程中，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工作受到高度重视，产生了种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于初涉历史文献学之门的人来说，必须首先熟悉和掌握这些多式多样的方法。不过，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不仅仅是指具体方法数量之多，而主要是指出现各种繁杂情况时应对方法之多样。

在具体的文献整理过程中，最常见的现象是多种方法交叉使用、灵活运用。以校勘为例，它的基本方法是几种版本的对校，但却离不开考辨。近代出版家张元济，主持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进行了精细的校勘，每一部都有详细的校勘记。其精华部分收载于《校史随笔》，其助手王绍曾先生评价张氏之校史，有十五例之多，即重缺疑、补缺脱、订错乱、厘卷策、校衍夺、斠臆改、证遗文、辨误读、勘异同、存古字、正俗字、明体式、决聚讼、揭删窜、匡前修。［15］以第十三例而言，“往往依据古本，参以群籍，加以考辨，其论断的精当，有如老吏断狱，令人叹服。”他认为最典型的例子，莫如辨《隋书》“特勤”而非“特勤”，决千年之聚讼，最为有见。书中这一类的精辟论断，是过去校勘家很少见过的。［16］历史学家陈垣在《元典章》的校勘中，同样是极考证之能事，归纳出书中各类致误原因。并据丰富的校勘实例，写出《校勘学释例》，总结出校勘的四种方法。他的校勘成果，早已成为文献学界的圭臬。

在当今学术活跃的氛围中，从事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不能满足于以往的理论与方法，还要善于吸取其他学科理论的养分，以深化自己的研究工作。比如，研究周公、秦始皇这些政治家的文献，不可不熟悉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郑玄、朱熹这些经学家的文献，不可不熟悉文化学和阐释学；研究屈原、陶渊明这些文学家的文献，不可不熟悉文学创作理论和传播学。总之，某类文献本身内容的揭示，现有当代相关学科理论的素养作支撑，境界会大为提升。

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会给文献的考订带来不少便利。国外，已有利用科技鉴别某些文献之真伪的例子（如德国20年前对所谓《希特勒日记》的鉴定），其作用如同考古学中碳14的年代确定，具有权威性。这样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至于计算机的运用，它给每个学科都带来效益和成功，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需要指出的，是计算机在文献本身的整理与研究中，所起作用比其他学科会更大，值得大力开发。

说到方法，还应提到思想方法，也不可不锤炼。最基本的，首先是要有全面的观点。人们对于自己所从事的那个时段、那一个地区、那一个部类的文献研究，往往会日久生情，看得过重，似乎比别一时段、别一地区、别一部类的文献价值高。这是应该避免的。当然，全面的观点不仅是指对文献重要性的认识，更要体现在研究过程中。

其次，是要有辩证的观点，就是不能孤片面的看问题，不能一褒就褒到天上，一贬就贬到地下。比如，出土了比传世《老子》更早的版本，某些人会给予过高的评价。实际上，影响中国人几千年的《老子》还是传世本，出土本无与焉。因此，决不可把出土本的文化价值提得比传世本更高，整理与研究的重点，还是应放在传世本上。

再次，要有联系的观点。某一人、某一类、某一时段、某一地区的文献，一定要与其他人、类、时段、地区的文献相参照，才能揭示独特的价值，才能得到确切的认识。

最后，还要有一点科学精神、怀疑精神。从事历史文献研究，决不是单纯的技术性工作，是要有一定思想支配的。因此，要提倡创新，于不疑处有疑。古史辨派的怀疑过了头，现在对古史辨的批评可能也过头了，似乎传说时代中的一切都可以证实，这是值得注意的。目前，历史文献学界很需要有一点五四精神。

五、研究目标的多元性与前景的广阔性

提到历史文献学的研究目标，或者说目的，不少人会说是提高学术。在相当多的人心目中，“纯学术”、“为学术而学术”是学术的最高境界。以至在古代文史研究者中，一度有过“回到乾嘉去”的口号。我们认为，这是不全面的。研究历史文献应该有学术意识，同时也应有服务于社会的意识，二者可以并行不悖，甚至可以相得益彰。

事实上，从先秦以来，大量历史文献者是重视文献为社会所用的。虽然方式各异，莫不抱有实用性目的。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工夫花得最多的是校勘。他们不像后世那样拘泥于死校，把各个版本中的差异列举出来而无所是非，而是从书中意旨判断，去其讹误，写为定本。可以说，他们是求“神似”（与古书意旨相合），而不是求“形似”（与古书文字相合）。否则，留给后人的，就绝对是一本本让人抄不了、读不懂的“断烂朝报”。东汉末年，郑玄用几十年时间遍注群经，主要的工作不是经义的阐发，而是文字的疏通，这显然是为方便一般士人着想。其功用在当代还不算突岀，越至后世，其文化价值愈益显现。汉代这几位文献学大家的做法，不是可以为后世的楷模吗？

认识到历史文献的实用价值，而且是文献学工作者的职责，可干的事情就多了。某些专业性很强的文献资料整理，如地震、物候、水文、天象之类，可以作为经济建设的重要参考；某些典籍与地方文献的发掘，可以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参考。这种工作，过去已经有人做过，今后应做得更好。文史哲方面的典籍，在加以点校、注释、踹译等整理工作后，对弘扬传统文化的作用不宜低估。虽然不时有人对之指手画脚，从事者也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下去。从事文献学工作的人，是不应离开实用性谈论学术性的。

在重视历史文献研究学术性与实用性的基础上，研究前景是十分广阔的。在诸多学科中，历史文献学的文化积淀最为深厚，这是很可宝贵的。它上承清代以来的朴学学风，脚踏实地地开展基础性研究，其通俗性成果侧重于文化普及，研究性成果侧重于文化传承，于社会、于学科皆大有裨益。由于内容与学风上的相近，它比其他学科更易同海外汉学界对话交流，真正的成果更易为他们所接受，也不能不说是一大优势。

总之，历史文献学上接清代“朴学”，外交异域“汉学”，面向当代“实学”，前景一派光明。

按，作者周国林，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所长等职，现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名誉会长。近年来致力于历史文献学、经学史等领域的研究。原文载《文献·文献学·文献学家》，岳麓书社2009年版。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