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鹤是个充满神奇与想象色彩的意象。江西鹤文化的兴起有着久远的历史。在传统社会，鹤文化在江西极为兴盛并广为传播，鹤的文化意蕴不仅彰显于江西的地名、传说故事之中，也深深融入江西人民的日常生活，成为江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西鹤文化既依存于江西多山多水的自然地理，又交融于江西儒释道并存的文化氛围。

关键词：江西；鹤；鹤文化；地理志书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鹤是个充满神奇与想象色彩的意象，高洁、端正、吉祥、福寿、长生、自由、志向高远······这些象征意义使得鹤自古以来就是君子的比德之物，隐者之友，世俗仙瑞，深受人们的关注与喜爱，形成了独特的鹤文化。

江西地处吴头楚尾，境内气候温暖湿润，水资源丰富，特别是有着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生态环境良好，因而从古至今都是候鸟理想的越冬地。目前鄱阳湖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白鹤越冬地，鹤舞九天的“白鹤长城”吸引着世界人民的眼光，2019年6月白鹤更是被命名为江西省的“省鸟”。这不禁吸引着学界去深入思考鹤与江西的历史渊源，探寻传统时代江西鹤文化的源起、表征及其文化内涵。

历代所编地理志书多有记叙国内各地建置沿革、疆域道里、名胜古迹、诗赋序记、风土习俗、人物、仙释等，为我们考察江西鹤文化的历史渊源、历史表征及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江西鹤文化的兴起及持续发展

江西鹤文化的兴起有着久远的历史。《尚书·禹贡》记载：

“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厎定。篠蕚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篠蕚，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

相似记载又见于《史记·夏本纪》：

“淮海维扬州：彭蠡既都，阳鸟所居。三江既入，震泽致定······贡金三品，瑶、琨、竹箭，齿、革、羽、旄，岛夷卉服。”

彭蠡，即鄱阳湖古称，“阳鸟”，指随阳迁居的候鸟（此处应也指代生活在当地、崇信鸟的部族），贡品中的“羽”应该即鸟羽，既然能作为贡品上供，说明当地鸟类还是比较多的。而“鹤，阳鸟也”,《诗经·小雅·鹤鸣》记“鹤鸣于九皋”，皋，沼泽之地，再联系下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活环曲蹲羽人玉佩饰，“羽人两侧的羽翼包涵了羽化登仙、沟通神灵的思想”，我们似乎可以大胆地推测，先秦时期江西鹤文化可能已经有所发端。

鹤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鹤的身影也频繁见于历代文学、政治、宗教、社会生活等领域，从而形成了持久而影响深远的鹤文化。中国古代地理志书在书写古代江西山川地貌、地产风俗的同时，也持续记录了历史时期江西的鹤文化表象，揭示了江西鹤文化的悠久历史。据《江西通志》记载，南昌府有萧坛峰，为东周时期“秦穆公女弄玉”“夫妇跨鹤”上升之地，与流行的萧史弄玉乘龙跨凤而去典故相似，故事多有附会之处，但是由龙凤变为鹤，正反映了江西地区对于鹤的看重，江西鹤文化传布的久远。

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又载饶州府鄱阳县（治今上饶市鄱阳县）有仙鹤山：“在县南八十里。其山上有三峰，峰有湖，春冬不竭，众鸟翔集。中峰古观坛，地高三丈，松竹森耸。古老相承，是张道陵学道处。其山今立仙鹤坛。旧曰鹄鸣山，天宝六年改名仙鹤山。”《大明一统志》有一条相似的记载：“仙鹤山，在乐平县南六十里，下有一池三阜，中阜有灵鹤观，相传汉张道陵遗迹。”清嘉庆《大清一统志》转引了《太平寰宇记》此条记载，并认为：“按此山今在乐平县南，《寰宇记》云‘在鄱阳县南八十里’，误。”《大明一统志》与《大清一统志》均为官修地理总志，极有可能仙鹤山在乐平县。清代，仙鹤山下还有仙鹤镇，“仙鹤镇，在乐平县南六十里仙鹤山下，接万年县界。旧置巡司，明正德中移驻万年县荷溪，旋汰”。仙鹤山是否为“张道陵学道处”不可考，但是张道陵曾炼丹于同属饶州府的龙虎山，自汉代开始张天师传道龙虎山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峰有湖，春冬不竭，众鸟翔集”的记载，再次印证了古代的鄱阳湖地域是鸟类越冬之地，“每一个地名都折射出中国历史文化的变化”，从宋至清关于仙鹤山传说的持续记载，或可证明江西鹤文化的久远与兴盛。

如前所述，历史地理志书中保留了大量与鹤相关的地名、传说故事。作为一种文化遗存，这些传说的持续流传与地名的长期存在，反映的是鹤文化在江西的广为兴盛与持久影响力。众多代代相传的地名、故事，也揭示出江西鹤文化有着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前述仙鹤山隐喻的是汉唐江西鹤文化面相。《太平寰宇记》记载饶州府德兴县（今上饶德兴）有仙鹤观：“在县东一里。晋升平二年，葛稚川开山炼丹，道士虞九霞募众建。唐总章间，赐额曰仙鹤观。”由东晋至北宋仙鹤观的创建与赐额，不仅反映了道教在江西的发展情况，赐额“仙鹤”也反映了古人对于鹤与道教关系的认知。除此之外，《大明一统志》记载瑞州府（治今宜春高安）有白鹤山，“在府城西北七十里，世传东晋时丁仙姑骑鹤白日飞升故名，有白鹤观遗址”。《江西通志》记载，白鹤山“在府城西北七十里，世传东晋时仙姑丁秀英乘鹤飞升，旧有白鹤观”。明清官方志书记载的这些东晋以来江西鹤文化的地名故事与神话传说，从侧面反映了江西地区对于鹤从汉到清的长时段的文化想象。

二、历史时期鹤文化在江西的广泛传播

所谓文化，从广义上说，一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均可称为文化，文化归根到底为人类所创造，为人类所独有，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文化。历史时期江西鹤文化作为当地人对于鹤的认识与理解，也融汇在江西地方社会的诸多方面，散布在赣鄱大地的许多地方。

在传统文化中，人们对于鹤最深刻的印象便是，鹤是仙禽。如汉刘向《列仙传》记载王子乔由“道士浮邱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年后“乘白鹤驻（缑氏）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亦立祠于缑氏山下及嵩山首焉”。自此，王子乔乘白鹤飞升，已成为流传千年不息的神仙典故。南朝宋文学家鲍照《舞鹤赋》写道：“散幽经以验物，伟胎化之仙禽。钟浮旷之藻质，抱清迥之明心。指蓬壶而翻翰，望昆阆而扬音。······朝戏于芝田，夕饮乎瑶池。”称赞鹤为不凡之胎所化仙禽，品质高逸，心性清静辽阔，朝夕嬉戏遨游于蓬莱、昆仑等仙家之地。《白氏六帖事类集》载：“鹤，阳鸟也。······千六百年形定······盖羽族之崇长，仙人麒麟也。”宋笔记《杨公谈苑》记载北宋名相、文学家李昉，“慕白居易，园林畜五禽，皆以客名······鹤曰仙客”，都是明确突出了鹤与仙家的关系。因为鹤与神仙的广泛联想、各朝士人及典籍的大量仙化记述，在古代，鹤也经常被称为“仙鹤”或“灵鹤”。正如元人郑元佑所说：“古今文士称鹤为仙禽，道家以鹤为仙骥，世之人皆言仙鹤。”而在古代文人笔下，除了鹤或曰仙鹤的形态优雅、舞姿曼妙、品性高洁、声音清越被反复吟咏外，鹤的长寿意蕴也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载：“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道引以增年。”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写道：“松柏与龟鹤，其寿皆千年。”《白氏六帖事类集》引《抱朴子》《相鹤经》等，以为“鹤千岁栖于偃盖松”“千载之鹤随时而鸣”“生寿夭不可量”。在传统文化中，鹤作为世俗社会的长寿象征经久而不衰。美丽的外形、仙禽的身份以及高洁、长寿的意蕴，这些因素都使得鹤成为世俗社会中的祥瑞，正如杨敏分析中国古代白色祥瑞动物寓意时所说：“就它们自身而言，它们的出现或者预示明主贤君、太平盛世的到来，或者象征了风调雨顺、人寿年丰，或者是上天在褒扬真善，为人间真情所感。它们具有超自然的神性，又与人间的吉祥福音息息相关。”鹤文化也因此彰显于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

鹤文化的美好内涵也突出显现在赣鄱大地。其一，江西很多的山岭、岩洞、寺观、桥梁、亭台楼阁、池湖河流津渡、村镇等都用鹤命名，且很多都附有传说故事。如前引仙鹤山，“是张道陵学道处”，宋朝时其山立仙鹤坛，明代山上还有灵鹤观，清代还有仙鹤山及山下的仙鹤镇。明代江西南安府（治今赣州大余）府城西南八十里有仙鹤岩，“旧名石室，有井深不可测，神龙所居，相传昔有人溷此井，龙化双鹤飞去，后里中有至人，鹤复来归，因改今名”。清代仙鹤岩已因为龙化双鹤的传说变为双鹤岭、双鹤洞。又如南康府（治今庐山市南康镇）白鹤观为“唐开元道士刘混成炼丹处”。白鹤洞在九江府（治今九江市）“府城西株岭山下，门高二丈许，深远无际，中有泉水四时不竭，灌田百顷，相传白鹤仙人于此修道”。建昌府新城县（治今抚州市黎川县）鹤源，得名于“昔有灵鹤翱翔水上”。九江府鹤问湖，“在府城西十五里，世传晋陶侃择地葬母，至此遇异人云前有牛眠处可葬，已而化鹤飞去”， 估计也是因为这个传说，清代九江德化县（治今九江市濂溪区）还有着鹤问寨河泊所与鹤问寨渡。丁令威学道千年化鹤归的故事广为流传，武宁县（治今九江市武宁县）为此有看（观）鹤桥古迹。还有一些地名等虽然没有“仙迹”传说，只是与鹤的行为、声音、形态等相关，如清代南昌府（治今南昌市）鹤源水“在宁州东北七十里，发源湖广九宫山，南流与修水合，尝有群鹤饮集于此，故名”，这是得名于群鹤饮水的行为；袁州府萍乡县（治今萍乡市）九嶷山有仙鹤岭，“若双鹤飞舞状”，显然仙鹤岭得名于像双鹤飞舞之形；南康府有鹤鸣峰，“南唐郑元（玄）素隐此，鹤尝栖鸣其上，故朱子诗云‘不见山头夜鹤鸣，空遗山下瀑泉声’”，既与处士隐居相关，也与鹤鸣直接相关；建昌府泸溪县（治今抚州市资溪县）“北一里有平步山，上有来鹤亭，相传未析县时有双鹤飞鸣于此，故至今县名鹤城”；无独有偶，南昌府泰和县（治今吉安市泰和县）有双鹤楼，因为“初楼成，有双鹤来栖其上，三日乃去，故名”。只是因为与鹤的行为、声音、外形等相关，便用鹤来加以命名，并可能代代相传，实际上反映的还是当地人们对于鹤的青睐与美好想象，也是鹤文化在江西持续而广泛影响的结果。

其二，鹤文化也反映在江西人的日常生活中。古代盛行刺绣，衣服、手帕、荷包、屏风等衣物、饰品上常会有关于鹤的刺绣，寓意长寿、祥瑞、品性高洁等，明清一品文官的官服上还有仙鹤纹补子，用来彰显文官的贤德。古人，尤其是老年人居住的院子里，多会张挂与鹤有关的画作，松鹤图、梅鹤图、仙鹤图、朝阳仙鹤图、仙鹤仙翁图等都是常见的画样，有时还会有松、鹤、蝙蝠、仙桃等的雕刻。宋代江西诗人彭汝砺《眉寿堂》诗云：“枝干上参天，长松不枯槁。朱顶雪衣裳，仙鹤颜色好。主人一千岁，似此（一本作还似）松鹤老”。“眉寿”为古代祝寿之词，“一千岁”“松鹤老”也是长寿之喻，显然诗中的眉寿堂极可能是老年人居住之所，而“朱顶雪衣裳，仙鹤颜色好”一联所描绘的应该是堂中张挂的画作。

生死、婚恋可谓人类生活中的永恒话题，特别是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医疗水平不高，人对自然万事万物了解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人们对于生命和未来也带有更多的想象和期盼。姓名既是个人独有的标记，也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文化心理，“命名者的心理因素如好尚、愿望、期许等，总是特定社会价值取向的反映，说到底，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不管是相信神仙之说，还是追求长寿，“实质上都是对生命的眷恋和执著。希望长寿的人不像希望不死的人执迷，是一种比较现实的态度，因而命名时表现这种意愿的很常见”。鹤既被赋予高雅、长寿意义，“鹤”之一字也多被赣鄱人民取以命名。如南昌人罗仪则，字鹤在，“性朴重，崇祯时以岁贡廷对，特赐进士，知三水县”；吉安府曾鹤龄，字延年，“永乐辛丑及第第一人”，前者或许偏重的是鹤的品性，后者显然择取的是长寿寓意。

如果说名字代表的是对未来的期许，是生，那么择选墓地理所当然反映的是人们对死亡问题的理解。在这其中，作为仙人化身的鹤无疑也可能扮演着重要角色。

如前所引，陶侃择地葬母，“遇异人云前有牛眠地可葬，言毕化鹤去，侃行里许，果见牛眠于此，因葬之”。这个故事应该和东汉末“孙钟设瓜”的典故有所关联。南朝宋刘义庆《幽冥录》记载：

“孙钟，吴郡富春人，坚之父也。少时家贫，与母居，至孝笃信，种瓜为业。瓜熟，有三少年容服妍丽，诣钟乞瓜。钟引入庵中，设瓜及饭，礼敬殷勤。三人临去，谓钟曰：‘蒙君厚惠，今示子葬地，欲得世世封侯乎，欲为数代天子乎？’钟跪曰：‘数代天子，故当所乐’。便为定墓。又曰：‘我司命也，君下山，百步勿反顾’。钟下山六十步，回看，并为白鹤飞去。钟遂于此葬母，冢上有气触天。钟后生坚，坚生权，权生亮，亮生休，休生和，和生皓，为晋所伐，降为归命侯。”

自孙权建立东吴政权至孙皓降晋，凡四代天子而相继68年。故事极具福报色彩，其后经久流传，演变为“孙钟设（种）瓜”典故。虽然无法考证陶侃葬母故事与“孙钟设瓜”故事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陶侃为东晋名将，其父曾为东吴扬武将军，江西也曾纳入东吴版图，加之陶侃与孙权相似的人生经历——父祖初始地位不高，自身功成名就，以及汉唐时人美化统治者、名人出身的惯常做法，足以使我们将两个故事联系起来思考。显然，故事充满福报色彩，子孙的孝行善举感动白鹤——司命，蒙受指点葬地，后世子孙获显贵；而也正是白鹤的加入增加了故事的神奇色彩。这实际上应该是“化鹤升仙”类故事的世俗化表达，不仅死者可以通过鹤飞升为仙人，世俗之人亦可因鹤的帮助而获得荣华富贵。在唐代类书《白氏六帖事类集》中，陶侃葬母故事又演绎为：“晋陶侃丧亲，有一客来吊，出门化为白鹤飞去”。无论是寻找安葬之地，还是上门吊唁，都有白鹤参与，实际上也是对古代江西丧葬观念的暗喻。

直到清代，江西地区的丧葬活动中依然可见鹤文化的影响。如：

“施圣揆，新喻人，十岁丧母，擗踊绝食，父慰勉之得不灭性，终丧尽礼如成人。事父，虽贫必觅甘脆奉膳，父病笃，吁天夜祷叩头流血绝复苏，越日父竟瘳。久之，父殁。庐墓三年，有白鹤飞绕悲鸣与哭声相和。又画二亲容，每日必荐出告反而至年七十余，事之如生，盖终身孺慕云。雍正八年诏旌其门。”

施圣揆因为事父母至孝，所以坟前有白鹤飞绕哀鸣，反映的也是白鹤与子孙孝心的呼应。

傅修延《羽衣仙女与赣文化》曾深入阐释了世界闻名的羽衣仙女故事与江西的缘分，文章认为“最早的羽衣仙女化身为白鹤”，“羽衣仙女故事起源于江西”，指出：“羽衣仙女故事说白了就是人鸟恋的故事,羽翎洁白的鸟类容易使人浮想联翩,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上空翱翔的飞鸟都有可能触发地面上某人的灵机,使其将形态优美的鸟类与人类的婚姻生殖联系起来。”江西源远流长的鸟崇拜习俗、独特的交通位置、全球95%以上的白鹤在江西越冬的现实，都使得江西成为生成羽衣仙女故事的最佳土壤。文章对于我们认识历史时期江西人的婚恋观念，深入了解江西鹤文化的诞生及其对江西社会生活的影响，具有颇多启示。

从整体上看来，上述与鹤有关的地名、传说故事等散见于江西全境。清代江西地域已大略等同现在的江西省区，这些以鹤命名的山岭、岩洞、寺观、桥梁、亭台楼阁、池湖河流津渡、村镇，以及传说故事散布于清代江西辖下的13府1直隶州之中，几乎各府（州）都有。粗略统计《江西通志》可以发现，除宁都州只有1则传说以外，其余各府均有2处以上鹤文化表征，尤其以南昌府、饶州府、九江府、南康府、广信府等地区较为密集。

三、古代江西鹤文化发展的主要特点

鹤文化在江西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在区域内广为传播。综合看来，因为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的差异，江西鹤文化也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与江西境内山水地理相依存

山、水不仅是相互依存的自然生态系统，山水“在古代，作为自然的代称，具有自然的总体特征”，山水也“与文化息息相关，山水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山水的生命”。江西鹤文化的发展正是与江西的山山水水息息相关。

《尚书·禹贡》“彭蠡既猪，阳鸟攸居”的记载最早揭示了江西的水与鹤文化的内在关联。江西拥有全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长江有152千米流经江西，全省境内大小干支流2400余条，总长约18400千米。江西水网稠密，河湾港汊交织，湖泊星罗棋布，主要由鄱阳湖与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所构成的鄱阳湖水系几乎覆盖了全省。加之，江西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全年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冬暖夏热，非常适合水稻种植与亚热带林木生长。这意味着江西不仅有着适合鸟类越冬的温暖气候，还有着丰富的物产资源，能够满足鸟类的进食需求。截至目前，全世界98%的白鹤选择在鄱阳湖越冬，气温和物产应该是两个最主要的因素。

统计《江西通志》中各类以鹤命名的山岭、岩洞、寺观、桥梁、亭台楼阁、池湖河流津渡、村镇，以及传说故事等，勾画这些鹤文化标志的地理分布可以发现，鄱阳湖周围以及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大河流的主干或支流周边都有着鹤文化标志的存在，尤以江西北部更为密集。如修水及其支流北潦水附近就有武宁县看鹤桥、靖安县西北鹤岭；饶河支流有乐平县仙鹤山、灵鹤观及仙鹤镇，万年县灵鹤观、桐鹤村；信江支流有安仁县北鹤仙峰，泸溪县来鹤亭；抚河及其支流周围有临川人晏颍闻报授官化鹤脱去故事，崇仁华盖山王郭二真君乘鸾跨鹤上升传说，东乡县鹤堂峰、黄鹤桥,广昌县松花山仙鹤来巢传说，新城县鹤源、鹤仙观等。千里赣江是贯通江西南北的水上大动脉，因此众多鹤文化标志也随着赣江及其支流从南到北渐次铺开，在赣江上游，在最南端有定南县鹤子渡，再往北一点还有南康县鹤鸣桥，崇义县双鹤岭，兴国县三台岩放鹤亭，南康县白鹤池等；在赣江中游地区，邻近赣江主干的泰和县多有白鹤感应翔舞与驾鹤飞仙的传说，不仅有白鹤观、王（匡）山驾鹤峰，还有双鹤楼；在赣江下游地区，南昌洗马池，傅修延教授已经考证该池实为“浴仙池”，应为文学史上羽衣仙女（鹤衣女）故事的发祥地。鄱阳湖有70%的水域在九江境内，因此九江地区以鹤命名的乡、堰、湖、池塘等也比较多，如白鹤洞、鹤问湖，控鹤乡陂塘、白鹤乡千工塘、白鹤堰等，而且不仅有着白鹤指点陶侃葬母选地的传说，明代白鹿洞书院在当地的兴废也有一则与鹤相关的传说，“先是有红鹤百十巢于后山松杪，书院议革时，鹤忽飞去。后三年，鹤复巢，书院遂复”。

鄱阳湖水系几乎覆盖江西全省，大量与鹤相关的地名、传说等围绕鄱阳湖水系周边铺展，既进一步印证了鄱阳湖地域多有鸟鹤生活的事实，也充分显示出江西水资源与鹤文化发展的相关性。

陈计兵曾说过：“地名是特定地理实体的指称，是一定地域的标志。地名不仅代表命名对象的空间位置，指明它的类型，而且还常常反映当地的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特征。地名既是地理环境的产物，又能折射出地理环境的特征，反映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和人类对地理环境特征的认识。”

虽然鹤主要栖息于沼泽、浅滩、芦苇塘等湿地，前面所引材料中，鹤源、白鹤池、白鹤渡、鹤问湖、白鹤堰等地名也确实反映了鹤与水在江西生态环境中的紧密联系，然而更多的以鹤为名的山峰、山洞、岩岭的存在，则又揭示了江西鹤文化与山的关联。

江西多山。江西地处江南丘陵地带，是一个以山地、丘陵为主的省区。全省由鄱阳湖平原、赣中丘陵、赣东南和赣西南山地、赣东北山地和赣西北山地五个部分组成。境内的庐山、龙虎山、三清山、武功山、梅岭、阁皂山等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山。因此，江西鹤文化似乎也更多地与山联系起来，不仅以鹤命名的山峰、山岭、岩洞数量相对更多，各历史名山上也多数都有鹤皋、鹤山、仙鹤传说之类。如清代武宁境内的太平山“鹤皋龙井胜迹颇多”，现在仍有龟山、鹤山等名胜。南昌西山山脉不仅有鹤岭，还有著名的萧史弄玉跨鹤飞升故事。吉安府安福县武功山“最高者为白鹤峰”。明代万历年间位于庐山五老峰南麓的白鹿洞书院后山栖息百余只红鹤。清代建昌府广昌县松花山“世传有仙鹤来巢于此”。

（二）交融于江西儒释道三教并盛的文化氛围

儒学、佛教、道家在江西出现得都比较早。“春秋末期，孔子门生澹台灭明南游楚地，定居南昌，聚徒讲学”，将儒家思想传入江西，至今江西还有着许多关于澹台灭明的史迹。“东汉中后期时江西儒学已有较大的进步，成绩较为突出”。“江西佛教大约也始于东汉中后期，与全国佛教传播发展的先进区域同步”。“江西僧流与佛寺究竟确切来于何时、起于何地虽难以定论，但从佛教典籍中查找线索，则有西域僧人安世高，大约于东汉灵帝建宁末年来到江西，留下了传法足迹”。安世高在江西的弘法活动，“奠定了江西作为佛教重要区域的基础”。而“先秦以来，江西的名山大川、风景胜地，就是神仙方士和黄老道门活动的重要场所。至秦汉时期，江西已是道士们活跃之地，形成了浓郁的修真之风”。

在儒释道的发展史上，江西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理学创始人周敦颐，长期在江西为官，足迹所至，讲学不辍理学家程颢、程颐是他在江西讲学时的弟子”。南宋时期江西金溪人陆九渊成为陆王心学的创始人，其所创心学与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朱熹的“闽学”双峰并峙，而且，“朱熹的‘闽学’与陆九渊的‘江西之学’双峰并峙，在相互的争鸣辩驳中不断完善，建构起各自的儒学理论体系，而这一切都是在江西境内发生的”。明代，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提出及完善也主要发生在江西，黄宗羲曾评价说“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足见阳明心学与江西关联之深。东晋高僧慧远在东林寺结白莲社修净土，庐山东林寺成为佛教净土宗祖庭。江西是禅宗定型之地，佛教禅宗“五家七宗”，其中“三家五宗”源于江西，并远播海外。唐怀海禅师所创《百丈清规》对后来佛教丛林产生重大的影响。江西龙虎山为道教发祥地、道教正一派祖庭，东汉末年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在此筑坛炼丹，第四代天师张盛将传教地区迁至龙虎山，此后张天师世居龙虎山，历经千余年，天师家族“长期而巨大的影响，在中国乃至世界宗教史上都是少见的”。

在漫长而持续的江西儒释道文化发展与传播过程中，鹤文化的象征意蕴亦缓缓浸润其中。作为仙禽，鹤在江西道家文化中的表现、传播，前文已多有揭示，此处无须赘述。鹤文化在江西儒家文化中则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官员施政得宜，鹤就会作为祥瑞出现，如《江西通志》记载唐代贞观年间余干知县顾锡，“多恵政，获瑞鹤，赤羽一、白羽一”，显然是将获鹤看成了顾锡施行惠政的褒奖。

二是江西的学校书院重视鹤的象征意义。如前引《江西通志》记载，“在进贤县儒学前”有三台山，“一曰凤台，一曰鸾台，一曰鹤台”，鸾、凤的象征意义自不必说，与它们并列的鹤自然也是君子德行的象征。又如前文所引白鹿洞书院革复与后山栖息百余只红鹤的互动，“先是有红鹤百十巢于后山松杪，书院议革时鹤忽飞去；后三年，鹤复巢，书院遂复”，更是明确揭示了鹤之于书院的象征意义。

三是江西鹤文化与儒家隐士相关。如《江西通志》记载南康府有鹤鸣峰，“去府城西十里，南唐郑元（玄）素隠此，鹤尝栖鸣其上”。故朱子诗云：“不见山头夜鹤鸣，空遗山下瀑泉声”。郑玄素为五代时京兆“华原人。少习诗礼。避乱南奔，隐居庐山青牛谷四十余年，樵苏不爨，弦歌自若。构一室于舍后，会集古书千余卷，遂终其生焉”。《大明一统志》亦载：“青牛谷，在五老峰下，世传道士洪志乘青牛得道于此。······南唐时郑元素亦隐于此”。郑玄素的隐士身份无疑，《江西通志》与朱子的记叙很自然地将鹤鸣与隐逸联系起来，颇有林逋“梅妻鹤子”之效。

四是以鹤作为孝道等儒家伦理道德的彰显，如前文所述施圣揆因为事父母至孝，“庐墓三年，有白鹤飞绕悲鸣与哭声相和”，朝廷“诏旌其门”，彰显的就是儒家的孝道思想，以及朝廷对于孝道的重视。

鹤在江西佛教文化中的表现相对较少，但似乎同样将鹤视为祥瑞、灵异的象征。如《江西通志》建昌府下记载：

“望军山，在广昌县长上里······上有石岩、石佛、石狮、石龟、石锡杖、石布袋、石棋盘、石水帘，皆天然形肖。宋景定间枢密陈宗礼扁其楼曰光明堂、曰观在庵、曰觉林门、曰云关，以其道场传南华之灯也。相近有松花山，世传有仙鹤来巢于此，其松生花如莲。”

“石佛”“石锡杖”“石布袋”“观在庵”“觉林门”“传南华之灯”等记载均表明望军山乃佛教兴盛之地，与之相邻的松花山不仅有仙鹤筑巢，山上的松树开花亦如莲花，此处的“仙鹤”、松花似乎也被赋予佛教文化色彩。同卷又记：“鹤源在新城县北三十里、慈源寺前，昔有灵鹤翶翔水上。”“灵鹤”之谓可能还是因为是在慈源寺前发生，彰显的是寺庙的灵应。毕竟《大明一统志》南昌府下亦有鹤源水，“在宁州东北七十里，源发湖广九宫山下，南流与修水合，尝有群鹤饮集于此，故名”，仅称“鹤”而已。《江西通志》同样记载了这一得名原因，内容大同小异，由此可见，江西佛教文化应该对鹤的灵应、祥瑞象征意义也有所吸收。

总之，江西鹤文化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它不仅依存于江西多山多水的自然地理，又交融于江西儒释道并存的文化氛围。鹤的文化意蕴不仅彰显于江西的地名、建筑、传说故事之中，也深深融入江西人民的日常生活，成为江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