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层面，首先是“五千年文明”之说从何而来，其次是这一说法有何依据。

先看第一个问题。

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或者起源传说。传统上，中国学者认为自己的文明可以追溯至伏羲或者五帝时代。晋代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推算，尧以上共有五帝，历时341年(此中黄帝100年，而五帝中最早的黄帝，他的统治可以追溯至公元前2698年。

北宋年间，理学家邵雍在《皇极经世书》中将唐尧登基的年份确定为甲辰年（据清末学者卢景贵推算，应是公元前2357年），据此推算，黄帝的统治也开始于公元前2700年左右。作为理学创始阶段的代表性学者之一，邵雍的学说对后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对中国上古统治的推算也在其列。

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撰写了《中国上古史》一书，首次系统地向欧洲人介绍了中国上古的历史。卫匡国提议将伏羲作为中国历史的开端，并把伏羲统治的元年定为公元前2952年，这被一些人认为是“中华五千年”之说的开端。

清朝末年，在外来文明的冲击之下，为了重塑国族认同，凝聚民族共识。革命党人们便从上古英雄传说中，搬出黄帝这一终结乱世，开创新时代的人物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选用黄帝元年作为中华文明的起始，在辛亥革命前后，掀起了一股“黄帝热潮”。随后，黄帝逐渐成为了中华文明和代表，炎黄子孙也成为了华夏大地各族群的代称。

提及“黄帝热潮”和近代中国民族叙事的构建，梁启超无疑是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名字，他曾用“彬彬哉我文明！五千余岁历史古，光焰相续何绳绳”来歌颂中国悠久的文明。事实上，我们今天很多熟知的概念，比如“四大文明古国”、“中华民族”都来自于梁启超，或经他之手而广为流传，“五千年文明”之说同样也是如此。

在众多黄帝纪元中，影响力最广泛的是同盟会创办的《民报》所采用的黄帝纪年。《民报》根据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和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将黄帝元年定在了公元前2697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发布《改历改元通电》规定：“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即辛亥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宣布将黄帝纪元的4609年辛亥11月13日（1912年1月1日）作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之后，伴随着国家机器的宣传和教育过程中的内化，五千年文明、炎黄子孙等概念逐渐成为了我们的共同记忆。

至于上下五千年这个说法，我想可能和一本书有关。《上下五千年》原是历史学家、教育家林汉达设想的一部少儿历史科普读物。林汉达生前已经拟定了上下五千年的大纲，并完成了上古到东汉部分的大部分内容，但因去世而未能完成这一宏愿。文革过后，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发掘了这一题材，带回了林汉达先生的遗稿，并找到曹余章先生进行续写，最终完成了约60万字的《上下五千年》。

《上下五千年》上市之后，短短几年便发行596万册，取得了惊人的销售业绩，成为一代人的童年回忆。之后，大量历史通俗读物借鉴了本书的写作形式，甚至直接借用了书名，各种名为“XX上下五千年”的跟风之作也随之出现。于是“上下五千年”便成为了与“十万个为什么”不相上下的固定搭配，成为书商们热衷和家长们头痛的书名。（有趣的是，这两套书最早还都是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

至于第二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涉及考古、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内容。

究竟什么是文明，发展到什么阶段才能称之为文明？这个问题并没有确切的答案。

对于文明的定义，最为常见的是克拉克洪的三特征说，克拉克洪梳理了各种关于文明的定义，认为文字、城市和礼仪性建筑，是界定文明的最关键特征，并认为一个社会，只要拥有以上三个特征中的两个，就可以被认为是文明。这一说法传到了中国，演变成了文字、冶金术、城市这三个要素，并被很多人理解为只有同时具备这三个要素，一个社会才能被称之为文明。

事实上，按照文字、冶金术、城市这三项标准，很多我们熟知的文明都无法称之为文明，比如印加文明可能就没有文字（一些人认为印加皇室中有秘密文字），玛雅文明就没发展出冶金术，而太平洋岛屿上的文明（比如复活节岛）很可能就没有城市，但这并不影响这些文明的存在和发展。

不过，就算按照这三个比较严格的标准，中国文明的历史也是颇为悠久的。约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便已经有了文字、城市和复杂的礼仪建筑，而约3700年前的二里头文化，更是拥有文字、城市、冶金术这三项（中国意义上）完整的文明特征，被认为是东亚大陆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如果不考虑地域的差别，中国的文明甚至可以追溯至更久远的年代——

距今约8000-9000年，在河南的贾湖遗址中，出现了可以被视作文字雏形的刻画符号。

距今约5000年，在甘肃的马家窑遗址中，出现了人工冶炼制造的青铜刀，至于红铜器等，则可以追溯到更远。

距今约5000年，在安徽的凌家滩遗址中，出现了接近城市规模的大型定居点，而在4000年前，山西出现了具有宫殿、观象台等复杂设施的陶寺古城，在陕北出现了具有复杂城防公事的石峁古城。

但在中国的语境中，仅靠考古遗存往往是不够的，这涉及到考古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定位。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修史传统的国家，在这里，考古证据通常会成为历史记载的佐证。在过去，考古学在中国都是历史学之下的二级学科。即使在今天，大多数学校依然会把考古和历史专业放在同一个学院中。

而在美国等缺乏古代文字记载的国家，考古往往被认为是人类学的分支，主要作用在于通过考古遗存，发现和重构先民们的生活。因此他们并不会像中国考古学家那样，那么注重考古遗迹和文字记载的吻合程度（因为本来就没什么文字记载）。

也正因如此，尽管我们如今已经对中国的上古文明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但由于很多考古遗存都无法与先前的史料对应，因此谨慎的学者们还是不敢过于大胆的对文明的起源作出判断。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