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杭州人、浙江人，也不在杭州、浙江出生、长大，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个“新杭州人”。在我的记忆中，知道杭州，是在孩提时从上一辈人的口中获知的，他们总是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苏杭，我开始还以为是一个地方，后来渐渐知道，苏杭、苏杭，指的是苏州和杭州。

或许，从发音上来说，杭（hang）州要比苏（su）州更为响亮一些，更为朗朗上口，所以，对杭州的认识和印象，慢慢地要比苏州更为清晰一些。上学后，从书本中，从老师的口中，对杭州的认识和印象，就更为细致些、丰富些、深刻些，知道了她是中国的七大古都之一，是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是浙江省的省会，是白居易著名《忆江南》中所写到的“江南忆，最忆是杭州”的杭州。由此，“杭州”，便在我的脑海中烙下了深深的印痕。

与杭州的相知，让我长大后便萌发了想去杭州一游的念头，可以说，这就是我的少年梦。只是在那个样样都计划的年代，人们似乎是被固定在某一个地方，想要来一场像如今一样“说走就走”的旅游，那简直是奢侈的梦。然而，梦，却又是让人产生想象、驱动人生的一种精神力量，尤其是对于一个少年来说，那种梦想，是足以能够勾起他的种种欲望的。

北山街西泠桥

改革开放后，我结束了长达五年“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大学毕业的当年，我考上了山东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在读硕的第三个年头，也即1984年的春天，我和同窗一道南下访学，平生第一次来到杭州，实现了孩提时的梦想。当访学结束后，我和同窗特意在杭州多停留一天，要睁大眼睛，亲眼看看在孩提时就熟知的杭州。

那是春天的杭州。

春风扑面，春暖花开，是杭州给我的第一感受。她是温暖的、灿烂的、美丽的。当时在杭州停留，就只有一天的时间，已是实属不易了。因为当时的访学行程，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且经过层层的审批，能挤出一天的时间，在杭州停留，应是“上帝”的馈赠。

对于我们几个穷学生来说，一天的时间游杭州，首选的自然是西湖。何况一是我们都是男生，对逛街没有兴趣；二是当时的杭州城范围、面积并不大，繁华的街区大都集中在延安路和解放路交叉的地带，且离西湖较近，游完西湖还可以顺带逛逛；三是早就听说过“破烂的城市，美丽的西湖”的流传，所以，第一次来杭州，当然是游西湖。

西湖是经典的、精致的、优美的。山水相依，湖城合璧，钟灵毓秀，真正的是杭州的根、杭州的魂。记得小时候，我就会背诵苏东坡那首描绘西湖之美的七绝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此时的西湖，就呈现在眼前，如何不让我为之激动、兴奋？春天的西湖，更是有一种极致的美，桃红柳绿，莺歌燕舞，生机勃勃，谱写出整个杭州城的美丽篇章。她不仅仅只是自然的美，同时也是人文的美，更是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之美，方方面面、里里外外，都散发着自然、历史、人文交融的文化氤氲之气息，让人惊艳、陶醉，让人流连忘返。

然而，相对西湖之美而言，当时的杭州城则是破旧的，远比不上今天的杭州之广大、之繁华。以前总是说，杭州与西湖是相依相存的，素来有“一半城一半湖”之说。如果说，西湖总体上还是保存了诸多历史风韵的话，那么，整个杭州城，在当时就显然是拖了后腿。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初，靠近港澳地区的广东，正在唱响“春天的故事”，热火朝天地大干、快干，杭州就更是显得悄然无声、默默无闻。

杭州速度 王连刚/摄

1985年7月，我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业，毕业分配到浙江大学工作，正式落户杭州，开始了我相伴于杭州，或曰，杭州相伴于我的生涯。直到今天，除中途因公派往香港工作一段时间之外，我的一半人生，是与杭州这座城市的改革、变化、发展相连的，与杭州相伴而行。作为杭州市的一名市民，后来更是被聘为市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全方位地见证了杭州从“西湖时代”到“钱塘江时代”，从“跨江发展”到“拥江发展”的整个过程。在这当中，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杭州是以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而后发于人，后来居上的。无论她怎样的变化，怎样的超越，都是与她固有的人文气质，固有的历史基点和固有的文化内蕴，有着内在的关联。变化的是她的外观，不变的是她永恒而独有的精神品格和人文底蕴。

从相伴、见证和参与杭州的发展经历上来看，走过改革开放四十年历程的杭州，不论是在体量上变得如何的强壮，还是在质量上变得更为厚实，其实都是因为她的历史文化、城市的精神品格和人文底蕴，在从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众所周知，每一个民族都有自身独特的文化，因为这是一个民族赖以安身立命和永续发展的根本。特别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总是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于世界、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是这个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文化就是它的灵魂、它的根，也是它软实力的体现。推动文化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让城市的每一个角度，都渗透出强烈的文化创新精神，让城市的每一处风景，都洋溢出浓郁的文化创新气息，是城市未来发展的总体趋向。而杭州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节点上，用文化的力量，用人文的品格，谱写出了改革开放的华丽篇章。

杭州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和优良文化传统的城市。早在距今8000年前，跨湖桥文化就展现出先民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劳作的杰出成就，所发掘出来的独木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发现的最早的独木舟，还有世界上最早的漆弓，中国最早的“草药罐”、中国最早的慢轮制陶技术、中国最早的水平踞织机、中国最早的甑、长江下游地区最早的栽培稻、江南地区最早的席状编织物、南中国地区最早的彩陶、南中国地区最早的家猪等，创造了多个考古之最，尽显中华文明之风采。

距今5300-4500年的良渚文化，更是显示出杭州文化之精美。作为中国东南地区太湖流域新石器文化的经典类型，良渚文化发掘出来的玉器、城址、防洪设施等，都表明此时的杭州文化，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的高峰，展现出文明的曙光。专家指出，良渚文化出土的物品，数量之众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同时期的中国，乃至整个环太平洋圈内拥有玉的部族中，都独占鳌头，独具风华，表明用“玉制度”为主要特征的良渚文化礼制的正式生成，显示出良渚社会已从荒蛮的史前期，踏入了文明的社会。

星夜遐思五千年——良渚遗址群 朱关城/摄

杭州历史

由晋朝“永嘉之乱”而造成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南迁而不断生成的“江南文化”，在唐代进入一个发展高峰时期。白居易著名的《忆江南》一词，更是以杭州为蓝本，为江南文化进行了诗意的定位，凸显出杭州在整个江南文化中的重要位置，也凸显出杭州文化的诗性特质。

南宋定都杭州之后，更是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尽管是偏安一隅，但这一特定时期的繁华，也给包括文化在内的杭州各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历史难得的机遇。大批的中原北方人士南迁，促使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杭州文化的发展。历史学家对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作过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研究，比较一致地认为南宋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和转折的重要历史时期，对后世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一些国外的学者甚至认为“近代的中国文化，其实皆脱胎于南宋文化”，为后世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仅确立了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而且对传承中华文明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文化方面，南宋的文学、艺术的许多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宋之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杭州创办书院之风盛行，如明代的崇文书院、敷文书院、清代的紫阳书院、诂经精舍、求是书院等著名书院，大大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在晚清，龚自珍的出现，则更显杭州文化的创造力。“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把狂傲的自我个性，强烈的自由精神，与对民族、国家的前途深沉忧患结合起来，对处在动荡和变革之中的近代中国来说，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可见，杭州文化发展有自身的一个完整的发展序列和内在逻辑。城市文脉延绵不断，影响久远。在新的时代，推动杭州城市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就当然离不开对她的历史、文化的认真梳理和研究，离不开用创新的思维，更加清晰、完整和全面地展示出整个城市和文化的发展谱系，使之能够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焕发出更加迷人的气质和风采。

文化是一条河，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我想，这应是杭州发展的奥秘所在，也是我作为一名杭州市民，一位人文学者的切身感受，是我与杭州，杭州与我，从相知到相伴的故事主轴。杭州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为什么会这样呈现“独特韵味”，绽放“别样精彩”，是有着她的文化基因规约，有着她的人文精神浸染的。无论是她的硬实力，还是她的软实力，都是如此。

作者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

杭州市决咨委委员

本文刊登于《杭州》杂志2018年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