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史编撰为例

宋丽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印度是“大英帝国王冠上的宝石”，在英殖民史上的地位独一无二。马克思1853年撰写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提出了双重使命的概念，它至今仍是殖民主义史研究中绕不开的命题。

1857年民族大起义在印度殖民主义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它是印度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全国性武装起义，起义不仅挑战了殖民主义的权威，而且强迫英国殖民者重新调整统治政策，终结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间接统治。因而，1857年起义也是学术界争议最大的话题之一。西帕依起义、第一次独立战争、宗教的阴谋等都被用来解释1857年起义。下面我谈一下1857年民族大起义历史的编撰，以管窥历史编撰过程中英国殖民者与印度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博弈、史学发展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历史学科自身的发展。

从1857年起义发生直到20世纪初期，西方学界是大起义研究的主导力量，几乎是“一边倒”的非议之声。西帕依叛乱是帝国官员和媒体对起义的最初称呼，他们将起义描述为几个封建主因为不满英国统治者剥夺其领地和年金而发动的叛乱，将起义定义为“穆斯林的阴谋”。这样，起义的性质就被定格为封建统治者内部的争权夺利，从而失去了反殖民主义的性质。当时的历史著作和媒体文章完全是政治上的歇斯底里，充斥着狭隘的种族主义色彩，甚至杜撰莫须有的事实。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方面人们把英国人的残暴行为说成是尚武精神的行动，叙述时简单地一表而过，不提令人憎恶的细节，但对于土人的暴力行为，虽然其本身是令人惊骇的，却还故意加以夸大”。[1]马克思在文中提到一位怯懦的牧师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文章完全是虚构的恐怖故事，该牧师住在离德里遥远的南印班加罗尔，根本不是德里事件的目击者。这样杜撰的目的是加强“野蛮印度人”的形象，宣扬复仇主义，为英国殖民统治辩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明了这点：“血腥的古老‘泰晤士报’——科贝特常常这样称呼‘泰晤士报’——发出了疯狂的吼叫，它所扮演的是莫扎特某一歌剧中的凶暴角色，耽迷于一种极其嘹亮的旋律中，想象着如何首先绞死他们的敌人，然后用火烤他、将他四裂肢解，再刺戳他，又活剥他的皮。这个报纸正在把复仇的激情发展到一种极端狂妄的地步。”[2]

当然，在西方一致口诛笔伐的声讨浪潮中，也有部分西方人支持民族大起义。这些人中包括厄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当然对起义评价最为深刻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认可起义为印度民族的一场斗争，“像孟加拉军队中所表现的那种散布各处的密谋活动，可以肯定的说：如果没有土著居民的秘密参与和支持，是不会具有这样庞大的规模的”。[3]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认为这次起义具有革命的成分在内，认为“要预期印度的起义会带有欧洲革命那样的特点，这将是一种可笑的误解”。[4]这种看法为后来的历史学家所修正。

面对西方的质疑，印度资产阶级改良活动家和民族主义者也进行了还击。穆斯林启蒙活动家赛义德•阿赫默德汗在大起义后写了一本小册子《印度叛乱的原因》，反击殖民者歪曲起义反殖民主义性质的做法。在这本小册子中，他试图重新定位1857年起义的性质，认为大起义是英国执行错误政策，而人民的愤懑又没有合法途径发泄的结果。

大起义对资产阶级民族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世纪末，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深入发展而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印度民族主义者，把1857年民族大起义作为民族主义想象的一部分，利用大起义提振士气。资产阶级改良活动家，后来成为印度教民族主义创始人的萨瓦尔卡是书写1857年民族大起义的第一位印度人。他在1909年撰写的《1857年独立战争》中，将大起义称为“印度独立战争”。在书中，他对英国殖民者所宣称的起义源自于涂油子弹的说法予以无情的嘲讽。他说，如果事情果真如英国殖民者所言，那很难解释为什么那那•萨希布、德里的莫卧儿皇帝以及其他王公也会加入到起义队伍中。而且，在英国宣布收回子弹的命令后，起义依然没有中止。据此，萨瓦尔卡提出，起义是英国在印度犯下暴行的结果。他号召发扬大起义的革命传统，准备进行第二次和成功的民族战争，解放祖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伴随着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展开，共产主义思潮传入印度。印度社会主义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阐释1857年民族大起义。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马拉本德拉•纳特•罗易和拉吉尼•帕尔默•杜特。罗易是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他对1857年运动的态度甚至带有一丝的轻视，从该起义失败中，他看到了封建制度的没落。罗易强调1857年大起义是落后的封建制度与新兴的商业资本主义之间的一场较量。杜特也认为1857年起义是一场农民反抗运动。虽然这次起义的领导力量是腐朽的封建势力，他们为其失去的特权而战，与反对外国统治的大局格格不入。罗易和杜特在大起义历史编撰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他们开始批判和质疑印度社会内部存在的封建秩序，将关注点聚焦于印度社会内部和下层民众。

印度独立后，民族大起义编撰的焦点转向民族主义，这出于印度新独立国家民族建构的需要。当然，这时的研究不仅关注民族主义的层面，由于历史资料的挖掘以及历史研究的发展，学术性也进一步加强。1957年是民族起义百年纪念，这一年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包括著名历史学家马宗达的《西帕依叛乱和1857年起义》、乔杜里的《1857—1859年印度起义中的民众反抗运动》、森的《1857年》、乔希的《1857年大起义：论文集》。乔希主编的论文集特别强调1857年运动的多样性与特殊性。该书内容包括在殖民主义背景下评估起义、研究起义过程中的参与问题，并收入依然留存在民间的诗歌来强调大众文化的一面，概括说来，就是集中焦点于内部矛盾和民众文化的研究。

这些史学家明显受到印度民族精神的影响，而且官方支持这样的理论。他们强调1857年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虽然受到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他们的研究也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样的研究彻底超越了英国官员和政治家只关注上层统治阶级的局限。而且，他们的研究跳出了历史叙事法中的简单二分法，即将历史事件叙述的关注点集中于英国殖民者和起义领导者，从而为1857年起义拓展了新的研究空间。从精英政治转向民众研究，转向印度内部矛盾和印度社会发展的研究，这也是1857年起义的民族主义史学编撰能够继续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7年对起义的研究热潮和民族主义史学的多元走向引发了新的研究高潮，这些研究力量并不局限于印度本土的历史学家。这里必须提到的是埃里克•斯托克斯（Eric Stokes）的著作，斯托克斯是剑桥大学南亚史研究专家。他的两本专著《农民和王公：殖民地时期农民社会和农民起义》和《武装的农民：1857年印度起义》被认为是研究1857年民族主义运动的必读书。在第一本书中，斯托克斯的关注点仍然在精英身上，因为这是一场由精英领导的战争，他通过对印度土地关系的分析，认为种姓因素是这些精英能够动员大量民众参与起义的原因。在第二本书中，斯托克斯摆脱了欧美学术界一直视种姓为分析印度农村唯一工具的观点，用他的合作者贝利的话来说，《武装的农民》所展现的是斯托克斯对以往所持观点的修正，过去他认为种姓是起义中关键的分类标准，是团结印度农村社会的基本单元。[5]在这部书中，斯托克斯将研究从种姓转向地区，分析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的差异。在研究领域上，他并没有将自己局限在经济领域和传统的社会关系，而是引入诸如生态、文化和精神等因素。这本专著也可以算是庶民研究的一部分。

此后，1857年民族大起义的底层研究和专题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其中，穆克吉（Rudrangshu Mukherjee）[6]和泰普提•罗易（Tapti Roy）[7]对奥德和本德尔坎德地区底层起义的研究进一步展现了多元性与复杂性，而这一点以往是被学界所忽视的。穆克吉的著作在民族起义性质的认定上作出大胆的推断。在此之前，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民族主义史学，虽然都强调1857年起义中下层民众的作用，但他们都没有否认封建统治者在大起义中的领导作用，而穆克吉则对精英领导权提出质疑，认为1857年运动是民众的反抗运动。鉴于普遍认可的塔鲁克在起义中的领导权问题，穆克吉根据奥德地区塔鲁克与农民之间互相依赖的农业关系的考察，得出结论，塔鲁克反抗的真正力量来自于农民和农村人口的支持。然后，他以奥德地区发现的包括步枪在内的普通武器的数量作为判断民族大起义性质的依据，对以前各种研究专著中所描绘的权贵领导权的历史图景提出质疑。他认为，在1857年民族运动中，农民不仅仅是从属的角色，实际上，在塔鲁克忠于英国统治者的地区，农民依然自发组织武装起义。这说明起义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具有精英特征，而是有很强的民众基础。

罗易的专著探讨本德尔坎德地区农村社会与1857年起义的关系。她认为1857年起义是多层面的，并不局限于一个社会或者政治集团，因而她将自己的研究主题分为西帕依、王公、塔鲁克和民众四个部分，通过对四个不同层面的考察，展现1857年民族起义的全景。其中第二部分最为精彩，分析封建王公在起义中的作用。她认为王公只是为了个人利益而在起义军和英国殖民者之间做出选择。在这里，她以占西女王拉克希米为例。长期以来，拉克希米作为抗英斗争中的传奇人物而为人们所称颂，罗易却雄辩地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真相，拉克希米女王只是勉强选择挑战英国殖民者。她曾经恳请英国谅解，称她无法控制土邦内的起义民众。只是在起义者威胁如果不支持他们就会杀掉她，并且看到英国殖民者似乎无力回天的情况下，她才选择全力支持起义者。对于普通民众，罗易认为，他们起义最初针对的目标是与英国殖民当局有关系的政府官员、银行家和统治阶层。这些攻击目标的选择意味着农民要将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接触到的与统治权有关的所有力量驱逐出去，很明显，这是一种农民起义式的斗争方式，与民族独立的政治诉求并不一致。除上述目标外，农民还向国内剥削阶级发动攻击，这些人在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前是农民生活窘迫的原因，农民的这一选择大大降低了1857年起义的民族主义特性。当然，她也强调不能因不同群体奋斗目标的不同否定起义，她强调所有人都在为建设自己理想的社会而奋斗。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研究成果进一步细化，研究的群体扩大到表列种姓、低等种姓等群体和组织，研究方法上引入心理学、文化范式等分析工具，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从以上1857年起义历史编撰学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派别，包括传统史学研究、跨学科整合研究、庶民学派研究等，其关注的焦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五花八门。且不管研究方法和史料上的差异，从整体角度看，1857年历史编纂中存在两种倾向，即殖民主义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殖民主义史学主要为亲英派的历史学家，他们从英帝国史的角度研究1857年起义，认为英国的不当政策和行动导致印度人的不满与起义。一些人将起义归结为印度士兵的阴谋、宗教的阴谋以及受到英帝国社会改革影响的封建王公的阴谋。民族主义史学家在承认客观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却赋予其相反的价值判断，他们认为印度起义者是民族英雄，为民族的解放而努力奋斗。他们研究的主体不是处于危机中的英帝国，而是印度民族自由斗争，把民族大起义看作是印度独立斗争的开始。

实际上，在印度历史编撰中，一直存在着西方学派与印度本土学者之间的矛盾。西方史学家基于西方的历史经验，有时是帝国思维的遗留，理所当然地认为印度的历史发展应该归功于英国，并且将这样的历史思维固定化，甚至时至今日，印度殖民主义史学家对印度历史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三段式的历史划分依然还是影响印度历史编撰的主体体系。西方在文化领域的霸权地位使第三世界的学术研究依然在西方的思维定式中挣扎。正如张颐武所言：“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传媒和知识生产的绝对的权力，把自身的意识形态视为‘永恒’的和‘超然’的世界性的价值，把自身的偏见和想象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之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第三世界的文化则处于边缘的、被压抑的地位。他们无力在文化工业中占据中心位置，只能处于被动的客体的位置上。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深受西方意识形态的贬仰和渗透。”[8]殖民主义史学的这种划分方法遭到印度民族史学家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西方史学家的看法是对印度国家传统、合理性的解构，甚至是对印度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性存在的解构和质疑。印度本土史学界反驳西方的学理范式解释，其理由除学理层次上的因素，还涉及到自身保护文明独立、合法和延续性的焦虑。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

注 释：

[1]《马克思恩格斯论殖民主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78页。

[2]《马克思恩格斯论殖民主义》，第179页。

[3]《马克思恩格斯论殖民主义》，第163页。

[4]《马克思恩格斯论殖民主义》，第162页。

[5] Eric Stokes，The Peasant Armed：The India Revolt of 1857，Clarendon Press，1986，pp228-229.

[6] Rudrangshu Mukherjee，Awadh in Revolt，1857—1858：A Study of Popular Resista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Delhi，1984.

[7] Tapti Roy，The Politics of a Popular Uprising：Bundelkhand in 1857，Oxford University Press，Delhi，1994.

[8] 张颐武：《在边缘处追索：第三世界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