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的春天，列宁在苏黎世写成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阐释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并表明“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这本书的历史价值是十分丰厚的，这本书也是我们了解现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指南。如此，依旧处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我们，在考虑民族主义、民族问题或者爱国主义、国家主义时，没有不打上时代烙印的。

关于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讨论，在学术领域并不是非常热烈的。这一情况对当代人如何去适应现今民族主义浪潮和爱国情绪来说，是不充分、不足够的。当然，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是常青不衰的，但笔者认为：之前的学者大多是“人为性理论”的拥护者，而“人为性理论”由于其的庸俗性，是遭到列宁的批判的。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的到来有关，工业文明下人员的强流动性和现代国家的教育体系促进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安德森则强调印刷术、文字传播的作用，民族是观念共同的想象。

人为性是强调具体实在是人为创造的，但却忽视了现实条件。民族的产生，一方面是人对于共同性、排异性的追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客观的历史发展条件——地域、生产……

一、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一）民族与民族主义

什么是民族？什么又是民族主义？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学术背景下会得到不同的答案。斯蒂芬·格罗斯比在《民族主义》一书中认为：“民族，是一种既有时间深度，又有领地界限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现实与想象持续存在着的集体自我意识之上的。”

以色列籍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则认为民族是国家的“想象社群”，而所谓“想象社群”就是指虽然社群内成员并不是彼此熟识，但却认同大家是一伙的这种状态。民族究竟是发明的，还是观念与实际结合的产物。笔者更认同第二个观点。不可质疑的是，民族是必然包含现实的因素的：空间、场域、资源……如果仅仅从共同性出发是不能理解为什么拉美独立运动中，白人后裔会连同当地原住民及黑奴进行反对母国的战争的。

从一定意义角度来说，共同性和排异性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的追求，我们不能将有限的历史的观念推及至永恒。但在历史的层面来说，共同性和排异性确实是人的追求。人类按照不同的尺度来划分不同的群体，将“我们”与“他们”区别开来，而这种种群体中有一就是民族。

组成民族的要素多种多样，其中较为重要的人为性因素就是传统和语言。《旧约·创世记》第11章中“巴别塔”的故事就是从宗教角度来讨论语言对于民族形成的重要影响。而涉及传统，我们除了需要了解传统的历史性外，还应该看到传统是被人为建构出的。如果不能明白上述两点，是会陷入“迷信”状态的。

传统的历史性或者不可质疑，但被建构，或许会被人责难的。传统的建构是需要时间作用的。中国清朝及至民国的辫子风波就可以体现原本并不是传统的“剃发留辫”在历史演进中被逐渐认同为传统的过程。

论述完民族后，应当继续讨论何为民族主义。关于民族主义，又有许多种解释，虽然理论的流变，出现了许多种类的民族主义，但因笔者暂无能力进行全面梳理，暂搁置不表。民族主义，是关于民族及其相关问题的社会思潮与观念。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认为：任何民族都应当有其自主的权利，以至实现国家的权力。民族主义的特点就是其认为民族应当是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标，这样的观点常常被确认为：民族要求不容任何质疑和妥协的忠诚。

当然，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本就是含有多重形态、多重性格的以至能够导致多种结果可能的复杂概念。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无疑是与民族主义的激进化大有关系的。但同样民族主义也是后发半殖民地殖民地国家反对外来侵略的重要意识形态工具。海斯就认为：“民族主义原来是帝国主义的破坏者，但又成为新起而庞大的帝国主义的孕育者和激发者。”

（二）爱国主义

讨论完民族和民族主义之后，我们需要更加关注于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可以理解为忠于一个领地内生存着的共同体。这个“爱”是一种偏爱，类似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仁”。但是，这种偏爱的发生，并不等于对于他族的仇恨。不过，当爱国主义被精英利用和引导时，就往往会造成不利甚至是有害的结果。爱国主义表现为对本共同体内部成员的偏爱，这种爱是能够为了他者放弃个人利益的爱，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爱是否会被利用。爱国主义强调使自己国家兴旺发达的责任意识，同时又能够对内部成员的不同态度保持包容。从一定角度来说，爱国主义的正向价值是高于民族主义的。

二、两种路径：如何看待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

当我们阐明民族、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之后，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如何看待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这一问题的回答，大致分为了两派，一方认为爱国主义要优于民族主义的，另一方则认为无论民族主义还是爱国主义都应当在具体的情境中分析其究竟正确不正确。

（一）爱国主义优于民族主义

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在一战停战100年纪念仪式上曾做过这样的论述：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完全相反：民族主义是对爱国主义的背叛。“自身利益高于一切”这样的言论完全抹去了一个国家最为珍贵的东西、赋予其生命力的东西、使其伟大必不可少的东西——它的道德价值。马克龙总统认为爱国主义明显优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只能是对于一个国家价值的反叛。

斯蒂芬·格罗斯比同意这样的论断，他指出：当人们将世界分成了两个互不相容、彼此对立的阵营，将自己民族和其他所有的民族区分开并将之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则产生了与爱国主义截然不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断然拒绝着对于不同文明形式及分歧的包容，粗暴地试图去消除不同的观念与价值，以维护民族历史与现状的一致性。

从这个方面来说，民族主义流淌着绝对主义、利己主义的血液。由此观之，或许爱国主义确实优于民族主义。

（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具体讨论

民族主义的不利之处被揭示后，爱国主义或许成为了正确的了。但也有学者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列宁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所固定下来的对自己国家深切的感情。”这种爱国的情绪，既是先天的、自发的——“爱着这片土地”，又是后天的、人为培养的。尤其是近现代之后，爱国情绪除了自然流露外，也表现为被权力或组织教化的忠诚。

有了国家，也就有国民。而国民多是由某个或者某些民族所构成的，因此，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伴而生。这也是为什么当今我们看待这两者比较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此，不管是民族主义还是爱国主义，都需要在具体情况下进行讨论。而现当代一个最为重要的时代特征就是——和平发展为主要的帝国主义新阶段。

三、时代背景下的思考（一）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

当今，全球化浪潮与逆全球化现象携手同行，民族主义的情绪是不断高涨的。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当然，我们应该承认，我们依然处于帝国主义阶段，且这一阶段在历史发展中呈现了新的形态与特征。

国家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及之后为资本主义的存在“续命”。这一阶段，第三世界国家虽然也在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是在拉大的。萨米尔·阿明认为阶级的觉醒让位于“种族”、宗教的自我认同。在世界中心国家（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资本与劳动得到了历史性妥协，民族压倒了阶级。

我们应该看到：帝国主义时代下的民族主义其实质是有助于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通过民族或者种族来分化阶级成员，以此达到削弱阶级力量的目的。在发达国家，这一现象尤其明显的。

（二）殖民与反殖民

讨论殖民与反殖民，主要是要强调殖民形式的丰富化。民族主义情绪在后发国家的高涨常常同殖民的发生发展有关。从这个方面来说，殖民使得民族主义加快传播，并持续影响着殖民自身的进程。

苏丹的穆斯塔法在伦敦通过滥情地结交更多英国白人女性实现自己的“反殖民”。而他吸引女性的方式确实打扮成白人幻想的阿拉伯王子形象。殖民地人的“反殖民”需要通过确认、强调、肯定自身的文化殖民来实现，这是十分讽刺的。

（三）社会沙文主义

除了中心国家外，社会主义国家同样需要防范社会沙文主义的倾向。社会沙文主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凝聚力量时不得不采取的意识形态手段，但是这一手段在被利用的同时也在继续地影响和改造使用这一手段的国家。社会沙文主义，与其说是社会主义，毋宁说成是沙文主义。苏联就有过这样的阵痛。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抛弃自己国际共产主义的精神，封闭僵化，必然会影响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再次发展。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需要面对内外部压力，另一方面也应该警惕被不利思潮影响的可能。如此，才不至于出现有害的结果。

四、我国民族主义的基本情况与问题

“民族”一词的现代含义最早是19世纪末从日本传入中国的。在这一传入过程发生后，“中华民族”的概念也相继产生了。

中华民族，是梁启超最早提出的概念。中华民族是在提出概念之前就长期存在了的民族实体，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与民族交融，共同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生成。而关于民族主义的实质，梁启超则指出：民族主义者，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也，国之独立。民族主义意味着国民需要在两个方面有自觉：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

（一）疫情背景下的民族主义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不断影响地区、国家及世界的安全。面对如此情况，在党的坚强领导之下，中国的疫情得到了有效地遏制与管控，与此同时，民族主义持续升温。外部国家处理疫情的不力以及为转移矛盾而对中国进行污蔑，无不诱使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持续高涨。一方面，这种高涨是源自民族的自豪感，另一方面，则是对抗外部威胁的举措。但是，我们应该明白——民族主义的持续高涨及至极端化、激进化是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当然，按照主流观点，我们应该试图寻找一条实现民族主义理性化发展的道路。

（二）防范极端民族主义

部分学者认为：中华民族精神是能够超越民族主义的桎梏的。他们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及其精神是不能孕育出西方式民族主义的。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产生民族主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西方冲击的反应。

我们应该明白：不同民族的生存不应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而是共生共存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绝不能让民族主义走向极端，而要正确把握和引导民族主义，使之作用于社会发展、民族进步的正义事业；更不能让民族主义凌驾于爱国主义之上，而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使之协调一致。否则，将会损害人类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在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需要的是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为了全人类的发展和繁荣，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应该互相理解、互相帮助、互相促进。

参考文献：

[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23页。

[2]郑信哲：《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及其关系问题》,《世界民族》1999年第4期。

[3]陈煌遥：《国父民族主义的精义与当代民族问题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93年，第24页。

[4]《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8页。

[5]项久雨：《2020年民族主义的新表征》,《人民论坛》2021年1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