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引起了国内外学界对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关系的思考和讨论。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救了中国，发展了中国；另一方面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本文讨论的是后一方面的问题。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是由相互联系的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共同构成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社会制度具有普遍性，但它没有固定的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与各国实践的结合中不断丰富、发展的。因此，各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及其理论成果都是世界社会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有其特殊性，也都具有包含在特殊性中的普遍性。中国共产党人经过90多年的接力探索，开创了由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从世界社会主义的视角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它对社会主义的意义？这是思考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时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这里谈几点看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和社会制度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不能照搬到其他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同中国国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其道路、理论体系和社会制度未必适合于其他国家。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这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1]我们党经历了同这种教条主义作斗争的长期历史实践，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思想就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著作，就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揭露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成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分别从政治上、军事上作了深入分析。毛泽东的代表性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把这一经验提升到了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后总结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时又指出：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中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2]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关于中国革命的意见发生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外国经验不适合于中国也是毫不奇怪的。中国的教条主义者把外国人的意见和外国的经验神圣化而导致错误和挫折，是不懂得客观事物固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辩证法，不懂得人类认识的规律，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今天当我们讨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的世界性意义时，不能不记取党的历史上反对教条主义的经验。中国应该如何对待外国的经验，外国应该如何对待中国的经验，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看，这两者是相通的，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毛泽东说：“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3]同样地，当今世界各国的问题只能由各国人民自己去解决。邓小平曾在会见非洲国家领导人时多次强调，中国的经验不能“搬给别国”，“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4]。他在1988年会见莫桑比克总统时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是讲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5]我们讨论中国模式的世界性意义，应该看到，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各种问题上，在应当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管理制度、文化体制，如何治理自己的国家等等方面，当其他国家的人民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哪些对他们是适合的或不适合的，这是需要由他们从本国实际出发去回答的问题，而不应当是由中国人来回答的问题，正如有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而不能靠外国人解决一样。

二、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具有普遍适用性

毛泽东在反对教条主义，强调“无个性即无共性”的同时，又指出：“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6]同列宁在指出“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的同时，又强调“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7]一样，全面地揭示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看不到“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或看不到“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8]，同样都是片面的。我们讨论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关系，既要看到中国经验和各国国情的特殊性、个性，又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无疑也在特殊性中包含着超出一国范围的乃至世界性的普遍性、共性，问题就在于如何以实践为依据正确地将普遍性同特殊性区分开来，并揭示出来。

笔者认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具有普遍性的经验，是一条具有超出一国范围的普遍真理性和适用性的思想原则。1945年，党的七大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9]这意味着党在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的同时也确立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如果要把党的全部历史经验归结为一点，那就是必须坚持这一“结合”原则。自七大以来，每当党总结历史经验，决定党的路线的重要历史关头，都要重申这条原则，把它作为制定党的路线的依据。例如，1956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10]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要命题时，也把它同“结合”原则联系在一起。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1]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又指出，我们党九十多年来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12]而取得的。

毛泽东、邓小平都明确指出了这一“结合”原则的普遍真理性。邓小平1956年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时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13]毛泽东1963年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说：“这个口号写进了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那里面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要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4]把“结合”原则中“中国”的具体实际改为“本国”的或“各国”的具体实际，虽然只是一个字的改变，却极大地拓宽了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使其超出中国而成为适用于各国的思想原则。

“结合”原则之所以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具有普遍适用性，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而各国的国情无不具有特殊性。一方面，事物的矛盾具有共性、普遍性。真理性认识的普遍性来源于它所反映的对象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反映的，是物质世界的普遍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它必将被社会主义代替的一般规律，而不是某一国家中个别事物的具体特点。它来源于对人类长期积累的历史经验、科学发展成果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科学总结，又经历了一百多年来各国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因而无论对于中国或世界各国都是普遍适用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为普遍真理，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15]。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16]另一方面，一切事物的矛盾都各有其特殊性、个性，这也是一条具有普遍性的辩证法规律。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17]任何国家都同中国一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国情，因而也和中国一样，解决本国的问题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概念和原理出发。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的长期实践和理论探索中确立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其真理性、有效性并不以中国为限，而是一条普遍适用的原则。它本身就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世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

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同时又认为，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社会规律不是由社会之外强加给社会的，而是由人们自己的活动构成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它不是自发地实现的，必须经过人民群众自觉的努力。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成功或失败、前进或后退，既要有客观条件，又离不开主体条件和主观努力。就主体自身的努力而言，关键就在于能不能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正确认识本国的基本国情，制定符合客观实际、反映人民利益和要求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使自己的行动符合客观规律，得到人民的拥护。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不反映本国的具体特点，都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遭受挫折和失败。邓小平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18]。他说，普遍真理有一条就是“消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将来还要实现共产主义”。如果离开了这条普遍真理，不实现社会主义，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就不要存在了。但是，怎样才能比较快地消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这就必须研究本国的特点。离开本国的特点去硬搬外国的东西，这条普遍真理就不能实现。”[19]可见，中国实践最重要的启示是，要达到遵循客观规律和发挥主体能动性相统一，成功地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归根到底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坚持这一原则，是中国的也是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成功之道。

三、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和价值

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理论成果，不限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原则。笔者认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也具有超出一国范围的普遍的适用性。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重要论断。这个决议在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六个组成部分的内容后说：“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20]在笔者看来，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整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对这三个方面的思想作了系统阐述，要求在新形势下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这三个方面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的实践中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的理论成果，其表达方式也同中国文化融合在一起，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但是，它们的内容都超出了中国的特殊国情，上升到了世界观、历史观、方法论的高度。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按照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的经典性阐释，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引出事物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作为行动的向导。实事求是，就必须反对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邓小平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21]正因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用中国语言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所作的概括，所以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样，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和适用性。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群众路线是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到自己的全部活动中而形成的。它用“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回答了党的工作究竟是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问题，确立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指出了人民群众是党的一切力量的源泉；它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回答了党如何领导群众的问题，规定了党在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根本方法。群众路线的内容和它所提出的要求，并不以一定范围的某一方面的工作为限，而是应该贯彻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全部工作之中。因而群众路线与它所体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理一样，不仅仅适用于中国，而是具有远远超出一国范围的普遍的真理性和价值。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22]。坚持独立自主，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它要求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决不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它要求把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实行自力更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互相支持，但是首先需要各国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努力，使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各国的事情都要由本国人民自己做主，都要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去做，这个道理是具有普遍性的。

邓小平对于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经验一向持非常慎重的态度。但是在他看来，实事求是、独立自主、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些经验是可以对外介绍的。1982年，面对希望了解中国经验的外国朋友，邓小平说：“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我们向第三世界朋友介绍的首要经验就是自力更生。”[23]1984年，邓小平在与外宾谈话时又说：“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他说：“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24]邓小平作这样的介绍，内在地蕴含着这些经验具有超出中国范围的普遍真理性的逻辑前提。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党都要提出自己在一定阶段的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方针、政策，并且把它们集中表达为党的政治路线（或称总路线、基本路线），领导人民群众共同为之奋斗。要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必须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因时间、条件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其内容并不适合于其他时期，当然更不适合于其他国家。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相信并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原则，作为贯穿党的全部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活的灵魂，所回答的不是在某一阶段追求什么目标，实行什么路线、方针、政策的问题，而是站在什么立场、坚持什么世界观、采用什么方法去确定革命、建设的道路和目标，制定和实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问题。它们所提供的，不是关于特定条件下一定对象的具体结论，而是认识事物、解决矛盾的方法，因而具有超出一定时期和一国范围的普遍的适用性。

总之，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都直接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以中国化的形式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其精神实质并不以中国的具体国情为限。它们是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和价值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四、中国的实践为历史发展总趋势提供了有力证明，也为前进中的社会主义不断提出新的课题

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旗帜不倒，这是一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邓小平1986年说过：“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25]他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

近百年前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又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了低谷。科学社会主义还灵不灵？历史是不是会终结于资本主义？一时似乎又成了问题。对此，邓小平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26]从那时以来20多年的历史证明，中国没有被压垮，社会主义没有被压垮。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了它的优越性，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使世界各国向往社会主义的人们看到了历史进步的前景。

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在永无止境的探索中开拓自己前进的道路的。今天的中国走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沿，必然不断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课题。中国在世纪之交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现在经济总量跃升到了世界第二位，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实践已经证明它是成功的。但是，人们在一定条件下的实践和认识总是有限的，尚待解决的问题总是比已经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中国面临着许多迫切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的难题。例如，在经济方面，如何才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政治方面，在充满各种诱惑的环境里，怎样才能保持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作为人民公仆的本色，反对腐败，防止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在思想文化方面，在国际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竞争、国内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现实生活中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存在的大量令人忧虑的现象表明，这些问题不能说已经得到解决。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说过：“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27]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28]1993年，他又不无忧虑地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间问题就会出来[29]。毋庸讳言，当年邓小平担忧的这些问题，现在并没有解决，有些还更加严重了。不解决这些问题，社会主义就会遭受挫折，就存在倒退的危险。中国发生的这些问题，是世界社会主义在前进中必然遇到而未曾解决的问题。好比走路，谁走在前头，谁就会先遇到问题，就要首先承担起解决问题的责任，自己去趟路子，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披荆斩棘，攻坚克难。这样的探索，无论是过程或结果，无论是成功的经验或失误的教训，都是值得珍惜的财富。这也是中国的实践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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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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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0页。

[8]《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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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1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页。

[13]《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8-259页。

[14]《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9页。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3页。

[16]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17]《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6页。

[18]《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9页。

[19]《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9页。

[20]《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38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8页。

[22]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23]《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06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5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8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0-321页。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4页。

[28]《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0页。

[2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