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世界史学科自2021年以来，积极响应教育部的号召，将“论文写作技巧与学术规范”课程列入博士生、硕士生的培养计划，符合青年学子的切身利益，现课程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23年11月19日，上海大学世界史学科举办了以“世界史研究生学术论文写作规范与方法”工作坊，深入研究生培养的关键问题，探讨论文写作的思路与技巧。

工作坊邀请了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陆伟芳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欧阳晓莉教授、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及《史林》编辑部主任徐涛研究员和上海大学历史系主任郭丹彤教授、上海大学历史系王三义教授、柴彬教授、吴浩教授、朱虹副教授、徐之凯博士、谢晓啸博士、屠含章博士等专家学者参会。在郭丹彤教授对上海大学世界史学科及研究生论文写作与规范课程的开课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后，研讨会正式开始。本次工作坊共有十一场发言，分为上下两场，分别由吴浩教授、王三义教授主持。

一、论文写作的常见问题

吴浩教授根据授课情况，总结了世界史研究生论文写作中易出现的问题。

首先是学术道德与学术不端的问题。研究生写作时抄袭观点、外文翻译等隐性学术不端的问题不绝如缕。而且在碎片化阅读流行的网络时代，多数研究生写作缺乏逻辑，出现病句、错句、口语化的现象，还有运用判断性语句，但缺少立论支撑的情况。

其次，在选题方面，吴浩老师指出部分世界史研究生不懂得分析性选题和叙事性选题的区别，缺乏问题意识。研究生论文难以围绕核心问题展开层次性、缜密、有逻辑的论证，而是天马行空或者使用简单的背景、过程、意义三段式结构，并且各层级标题之间缺乏逻辑。因此，研究生要学会确立分析性选题，解释、分析历史过程，思考选题与宏大历史的关系，而非简单的罗列史实。

在论文基本结构的书写上，吴浩老师指出研究生不会正确书写摘要、注释、参考文献、导言、章节层级。尤其在书写学术史综述时，大多只是简单的罗列资料，没有深入地思考既有研究之间的联系，只述不评。写作时也常常出现只述不评的现象。最后，吴浩老师推荐了一些搜集原始资料的方法，强调研究生要多利用网络数据库与档案图书馆。

二、论文选题

在史学论文写作中，选题居于核心地位，根本上决定论文的成败。其中，陆伟芳教授和谢晓啸老师就研究生论文选题的困境提出一些建议与看法。

陆伟芳教授主要回应研究生如何选题、如何做好选题的问题。她认为研究选题是研究生亟待解决的问题。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陆老师指出选题方向的来源是多样的。首先，日常生活的经历可以成为选题的来源。在观察到现代化发展下严重的雾霾问题，教授基于《雾都孤儿》和伦敦的留学经历的启发，认为伦敦雾霾的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撰文。另外两篇论文的选题“英国城市工人住宅变迁”“伦敦城市政治的变化”也是陆老师依据留学经历构思而成。此外，研究生在听课、听学术讲座的过程中，也可以从中获得选题的灵感。陆老师指出在可供选择的研究方向较少时，研究生可以先顺着一条路径进行追根溯源的研究，研究兴趣、研究价值会在搜寻和查阅资料的过程中产生。因此，在缺少选题的情况下，先确定选题不失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同时，研究生在面对两个或多个观点相异的选题时，择其一，自圆其说即可。

陆老师还简要回答了怎样知道选题可写的问题。研究生在初步确定选题之后，可以根据以下两个方面分析选题是否可以写成论文：通过知网搜索选题，确定相关的文章、著作数量；是否有足以支撑研究的文章和著作、接近档案的材料或原始材料。另外，在英国史研究领域，还可以参考英国议会中是否有主题辩论过的内容。

谢晓啸老师认为论文是对某件事情发表自身的观点，从中指出研究生论文的“纲”就是论文的主要论点，“目”则是论证主论点的支撑性观点。在此基础上，谢老师主要解答研究问题的出处和如何撰写支撑性观点的问题。他认为论文选题需要研究生掌握“去自然化”的方法，即，将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物历史化。在“去自然化”的过程中，研究者应当思考事物背后的历史性。其次，在撰写论文前研究者需要大量的阅读积累，尤其是阅读哲学著作。因为所有的学术研究都建立在理论之上，具有一定的哲学深度。同时，研究者也应当泛读社会学、文学、人类学的著作，开阔视野。随后阅读特定选题的相关文献，深入思考在史料、视角或理论层面是否还留有创新之处。最后是在阅读中进一步提炼研究问题。谢老师认为好的研究问题需要有技巧的阅读，他建议先读摘要，论点、论据、研究逻辑，从而快速掌握文献的精华部分。

三、理论的运用与档案的筛选

史料和理论是史学论文创新性的重要体现。其中，徐之凯老师和欧阳晓莉教授分别对论文中理论引入方法和史料筛选进行讲述。

欧阳晓莉教授主要以亚述学和埃及学为例，关注论文写作在引入理论视角时的挑战和应对策略。她认为研究生应当先读文献，具有初步的知识基础再尝试理论，并对她研究最有影响的三个理论进行介绍。

第一个理论是波兰尼的货币理论。“什么是货币”是经济史研究中难以回避的问题。而波兰尼的货币理论中对货币的标准、支付的手段、交易的媒介、储藏的功能等进行解释，还讨论了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埃及的经济问题，后来还对一些19、20世纪的部落经济进行阐释。因此，通过运用波兰尼的货币理论，不仅为研究白银功能的讨论提供了分析框架，还避开了“白银是否是货币”的纠结，转而讨论了其实际功能。不过在应用理论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波兰尼的不同著作书写时间跨度大，本身的学术观点有一定的变化。这是运用理论的难点。另一方面，波兰尼在研究货币问题时，并未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而是与经济整体特点相互交织。并且，在论述时波兰尼对现代经济泼墨较多，这就涉及到如何对待古代经济和现代经济的差别问题。

第二个理论则是在研究吉尔伽美什史诗时引入的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模式。该理论是法国人类学家范内热普提出。欧阳晓莉教授以过渡礼仪模式为框架，阐释史诗中吉尔伽美什三次洁净的含义，微言大义，深化讨论。不过，她认为理论模式分析并不能完全解释吉尔伽美什的三次洁净，特别是第三次洁净时不符合该理论模式。虽然理论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理论的运用能提供与神话勾连的路径，启发研究神话的新视角。

第三个理论是轴心时代理论。欧阳晓莉教授认为铸币同当时的社会、思想和整个东亚以及近东地区的军事环境，帝国的出现都有关系。在轴心时代理论的助力下，研究者可以将铸币的产生这种经济现象和轴心时代的背景相联系，从而突破货币研究的单一视角。然而，一方面理论创始者雅思贝尔斯没有展开讨论，重点讨论的时段是是近现代，同时相关论述中还存在一些不合史实之处。另一方面艾森施塔特发扬了理论，于是就产生了研究的困境——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艾森施塔特的理论与前者是否学脉一致？轴心时代理论对于认识公元前一千纪的世界依然有根本的影响，怎么应对理论的不足的遗留问题亟待学者进一步研究讨论。

在理论引入方面，郭丹彤教授进一步指出在国内世界上古史研究主要是实证主义研究，因此在亚述学和埃及学领域引入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徐之凯老师则主要从《法国外交文件》的起源与编撰说明史料筛选的问题。他指出《法国外交文件》是官方文件，但是其客观性有待考证。追溯外交档案的历史渊源可以发现，自1870年开始，法国外交史研究本身就是出于国家利益，为树立民族主义思想、抵御外敌历史攻击的思想武器。一战时期的法国外交档案“黄皮书”显然是为战争服务的。一战之后，德国和英国都出版了说明战争起源的官方文件，同时新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将沙俄的所有档案都开诚布公。为了回应各国的宣传挑战，法国外交部决定另起炉灶准备编纂一部叫《有关1914年战争起源的法国外交文件：1871-1914》。二战之后，新的历史文件出现，也不完全的客观。例如，巴巴罗萨计划是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计划，但它实际上并不只是一个军事计划，还涉及到纳粹在东欧寻求生存空间，随后战后重建问题、犹太人种族灭绝措施以及怎么建立未来政权。因此，这一档案不代表事实，代表的是整个纳粹的意识形态。

另外，自1914年法国外交文件的概念被提出，法国业界出现“解读垄断”的问题。直至一位历史学家兼编撰委员会秘书长皮埃尔·雷诺万，提出公众拥有历史的“知情权”，公众才可以查阅部分外交档案。1961年，委员会重组，他们开始真正探索揭示二战起源的《法国外交问题：1936-1939》，但即便如此，由于档案是由这个外交部提供，然后再由专家委员会筛选。所以这份档案实际上的客观性仍然不能得到保证。直至《1979年档案法》出台，规定档案的保密期为30年，解除了最后的法律束缚。自此，法国外交文件才真正成为一份正式的历史档案文件。而1983年之后成立旨在“出版1954年7月21日以内，日内瓦会之后的外交”的出版社，以1954年法越战争结束为分界线，宣告新的法国外交文件诞生。最近在2015年，奥朗德政府进一步公开新的材料，法国档案文件上更加开放。

但是现在的法国外交文件也存在问题和缺陷。第一，法国是一个标准的官僚主义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档案并不相通。所以它只是一份纯外交文件，没有也不会引用军方和议会的材料。再者，这个档案存在一段空窗期。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战败，巴黎不设防，因此20世纪30年代的档案大部分是缺失的。第三，法国内部长期的政治斗争、各党派相互倾轧，催生了严重的高层秘密外交的现象。

在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事件中，法国总统充分展现其对外交部的不信任。法国总统认为外交部是亲阿拉伯国家的传统立场。所以都是特使携带政府档案、政府文件直接跟以色列接触的，而法国外交部关于该事件没有任何记录。

同时徐之凯老师指出，当研究者有意识地去档案馆查询档案时，档案馆可以通过设置指南的形式引导研究者的档案选择。而且在档案馆中获取档案本身存在一定的难度。档案馆的无线网络、局域网数字化建设、档案保密级等问题都可能会阻碍研究员阅读相关档案文件。最后徐之凯老师认为档案本身反映的信息可能是客观的，但并不代表看到的信息就是客观真实的。即便是档案，由于它是书写的材料，仍然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历史学不是档案学，史料是基础，鉴别才是学术。

在处理档案的问题上，其他学者也发表了看法。王三义教授进一步指出，尽管档案存在问题，但它仍然是史学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基于档案的史学研究是基础，研究者不能因噎废食。谢晓啸老师则以自身在澳大利亚留学的经历，向在座师生说明档案文件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文本，不能因为档案就认为它具有客观性，需要妥善处理档案。

四、论文写作方法

论文写作是研究者输出的过程，先有内容的输入和沉淀，才能完成写作。据此，柴彬教授和谢晓啸老师在写作方面给研究生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柴彬教授主要关注研究生论文写作中的务“虚”。他指出，文史哲是相通。不仅在学理上相通，而且材料、方法上也相通，可以相互借鉴。柴老师以自己的论文《英国近代早期的戏剧与政治》为例，指出戏剧本身很难被传统史学研究视为研究对象，但是戏剧与政治之间的关联，特别是莎士比亚的戏剧与当时伊丽莎白时期的社会背景、政治状况实际上息息相关，反映了英国在构建民族国家时期逐渐形成的文化观念、文化自信。因此结合兰克史学的观点，他建议研究生写作时要跳出官方档案的禁锢，运用互证的档案，拓宽档案的边界。

同时，柴彬教授认为，对于历史专业学生而言，在写历史问题时，历史是“实”，文哲是“虚”。以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为例，论文写作中文笔是不可欠缺的部分，好文采可以吸引读者。因此阅读文学著作是提高研究生写作水平的重要途径。另外，在处理结语部分或尾章时，研究者不应当只概括前文，还需要增加深度，上升到哲学高度，提炼、升华研究主题。所以世界史研究生需要了解西方哲学史的基本内容。而且在处理虚实时，论文的框架、思路、逻辑需要符合形式逻辑。这是研究生写作要务“虚”的原因。

谢晓啸老师在写作上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在论文写作时，列大纲可以理清论述逻辑，使每个章节呈现的内容，都为主论点服务，紧扣主旨。随后谢老师将自己练习写作的方法倾囊相授，包括每天坚持书写高质量的段落、反向剥洋葱、语言简洁精炼、要有依有据、考虑读者的感受等。

五、论文学术规范

学术规范是论文的外表，可以直接体现研究者的学术态度和学术素养。据此，王三义教授和郭丹彤教授专门针对学术规范给予研究生真挚的建议。

王三义教授主要讲述论文写作的后期工程，认为论文初步完成后需要对结构、各部分细节和语言表达进行细致的检查、修改。他认为在结构上，研究生可以把小标题列在纸上，核实是否偏题。在细节上，研究生要注意题目、摘要、小标题、衔接部分的思路是否贯通。在这方面，王老师建议研究生可以将论文打印出来，以便于在视域变化下找到错别字、病句。在语言表达上，王老师从博士论文的写作经历出发，认为论文的文眼的新颖性、摘要的简练、结语的意味深长，这些文学性的形式，是一篇好论文的要求。

郭丹彤教授指出论文注释和参考文献的书写规范就是论文的“面子工程”，是研究者态度、责任心的体现。一开始郭老师就说明参考文献和注释的规范要求：学术论文不需要参考文献，学位论文需要参考文献；国内史学论文的注释都是页下注。随后郭老师指出审稿时论文的注释是继题目之后第一个关注的重点，基本决定论文的成败。因为注释可以反映作者的阅读量，特别是国内外研究现状梳理需要标注大量的注释，而每一条梳理是体现阅读量的过程。从另一角度考虑，研究生也可以通过相同选题的文章中注释引用的著作，快速了解该领域内的学术概况。此外，注释的书写规范还需要注意外文的格式。因此，在投稿时，研究生不仅要研究期刊的宗旨，更要讲究论文的“面子工程”。

六、国际关系史和史学理论写作技巧

史学研究中，国际关系史和史学理论是重要的研究领域。其中，朱虹副教授和屠含章老师专门就中日关系史、史学理论方向讲述论文写作的技巧。

朱虹副教授指出，国际关系史研究经常提及“竞合”的概念，实际上具有竞争与合作的双重含义，但两者之间比重也没有形成定论，因人而异。而中日关系研究难以逃脱战争的历史背景。一般来说，中日关系研究更多关注20世纪以后直至1945年期间的历史。而中日关系的研究传统上关注政治、经济、外交等较大的领域，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府文件、档案相对易获取。在微观的研究范围内如教育、宗教、医疗卫生等，研究者面对更多的是大量碎片化的资料。因此如何从碎片化的资料中抽丝破茧，确定选题，形成论文，对研究者而言需要付出极大的心力。以论文《20世纪二十年代上海港内私有标收购背后的列强博弈——基于日文档案的考察》为例，朱老师指出，与国家关系史相关的论文时可能会面临多国之间的利益博弈，事件相对更加复杂。因而在这方面，朱老师建议研究生从案例出发进行研究，特别是与理论性相关的选题，以便于形成一套体系化的理论。

朱老师还对论文的结构做出简洁地说明，强调了章节脉络、关键词、预备作业的重要性。她认为章节脉络直接体现在小标题上，论述时必须理清思路。并且文章中的关键词需要提前界定概念。在这篇文章中私有浮标的概念就有特定的含义。而且，国际关系史论文可能参考多国档案，多种文字中关键词的表示形式都要做好备案，了解变化。虽然这些准备不一定在论文中体现，但是研究生应当做好写作的知识储备。此外，预备作业还包含更多的内容。论文主要围绕上海珠港计划和上海港内交通整顿计划展开，论述上海私有浮标问题。所以，在进入文章正题之前，需要探究上海开埠以来，上海港口经过怎样的变迁，其中多国势力如何侵入上海，这段历史需要基于既有研究进行详细的整理，甚至制作年表，以便于对大事件有清晰的认识。另外，还需要注意相关机构的简称、全称、英文名词、领导人、组织架构等。在写计划时，各国围绕珠港计划开展竞争和合作，更需要做好前情提要。珠港计划的内容十分庞杂，收购私有浮标只是其中一项计划，但浮标问题背后日本的意图以及其他国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很复杂。由此，朱老师建议研究生将档案繁杂的文字内容用表格的形式呈现，那么各国之间在不同问题中的不同立场、利益需求就会鲜明。所以，尽管各国在上海进行的利益博弈实际上使问题复杂化，但在制定年表、表格的基础上，研究者对问题的认识会进一步清晰，从而将复杂化的事件辩明白。

屠含章老师则主要从个人科研经历、业内学者探索、新的可能性思考三个方面，说明史学史、史学理论选题的可能性以及如何操作的问题。在个人选题和写作经历方面，屠老师已经涉及史学理论、史学史研究的许多话题，包括经典的基于史家和史学作品的分析、中外史学交流与比较、当代史学发展前沿、理论性反思以及较新的历史记忆、历史观念的研究。谈及业内学者的探索，屠老师以最近在南京大学召开的首届史学理论青年论坛为例，指出目前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的发展，重心还在中国史方面。这说明西方史学理论、史学史的部分，目前研究的不足，也说明这里蕴藏着学术增长点。而且很多题目都是关于史学史的，史学理论的题目很少。不过，屠老师认为青年学者还在不断地拓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的边界。除了史家人物和史学作品、历史编撰学的讨论之外，学界出现不少关于学科建制、史学事件、史学观念（传播与接受）、史学群体（学派）的研究。

最后，屠老师分享一篇岸本美绪先生的文章，关于二宫宏之史学中的文体和比喻。她先分析了自称的问题。二宫初期多用“我们”。岸本分析说，“我们”是日本战后历史学假定的一种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同志”关系，还包含着一种权威性的热度，鼓励读者产生共鸣。从1980年代开始，“ぼく”的自称增加。这意味着对“没有人”的历史的批评。同时，“笔者”的自称也同样用得很多。“笔者”有种疏离的学术语感。由此，岸本认为可以看见二宫身上亲密感和疏离感之间的张力。另外，岸本从二宫著作中有关身体的比喻说起，接着讨论了二宫的“结构”概念。据此，屠老师认为可以把对史学家个体生命的理解带到史家和史学作品的分析当中。

七、论文的编辑出版

在学术论文撰写完成之后，论文的发表问题就提上日程。徐涛研究员专门就《史林》的办刊宗旨和审稿流程给予研究生投稿方面的建议。

徐涛研究员认为研究生首先需要了解世界史发展现状。最近二十年世界历史成为一级学科，这代表世界史的科研岗位、科研成果需求、研究生数量以及学术期刊都会相应地增加，世界历史在这方面有新的学术增长点。其次，治学环境发生变化、中青年学者毕业、就业的要求不断提高，但学术期刊几乎没有扩容，而且约稿比例高，这是一种结构性矛盾。同时，徐老师介绍了几类历史学的学术刊物。他指出历史学倾向于运用一手史料，而不是挑战理论、创造理论的学科对话机制是影响综合期刊收录学术论文的重要原因。

接着徐涛研究员介绍了《史林》的发展历程和期刊偏好。《史林》始于1956年，但当时处于资料搜集阶段。改革开放后，在史料编撰和研究的过程中，《史林》的学术立身发生转变。八十年代，面对长江以南历史从业人员较多而历史专业期刊缺少的矛盾，《史林》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九十年代初期，发展受到限制，但是在办刊改革之下，《史林》的学术影响增加，于是成为核心期刊。徐老师认为《史林》能长期发展主要有四个原因。首先已形成审稿和责任编辑队伍。其次，建立完善的三审三校制度，双向匿名外审制度，定期召开审稿会，以学术为标准，审稿过程严格。其三，高度重视新媒体传播工作，开发公众号。另外，还定期举办《史林》讲坛，与中国各地高校合作“工作坊”。最后，徐涛指出《史林》现在存在对新潮的史料、理论、跨学科的审稿偏好，而且开设新专栏“中国与世界”，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问题、世界问题。

最后，在如何处理书信类史料、以小见大的写作方法、文献综述、理论引用等问题，参会学者基于研究生的个人研究情况进一步提出书写、修改建议，贯彻研究生培养原则，切实深入地解决研究生写作的疑难杂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