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篇文章分析了影响养老发展的传统历史思想文化，以史观今照看前路。

明白了过去的路，也需要清晰如今所处的位置，所以必须要明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变量是什么，它将会引导人们去向何方？

从国家发展层面，可以划分4个阶段来分析：国家安定新时代、政策发展推动区域发展、区域繁荣富裕、区域饱和内卷开启。

国家安定新时代发展——集中精力单点区域突破，下一剂猛药（科技兴国）——中西间文化碰撞（唯物辩证法）

政策发展推动区域发展——为区域培养专业专项人才，部分普通人实现阶层跨越——传统秩序打破

区域繁荣富裕——行业人才趋饱和，内卷初现——传统的崩塌

行业颠覆——旧的社会模式问题百出，新发展与旧模式的碰撞——陷入迷茫

国家安定新时代发展（八十年代）

在1980-1990的八十年代，是属于60后与70后的青春年代。那是国家体制改革新秩序重构的年代，改变与机遇并存。这是勇闯者的年代。

在动荡的七十年代，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选择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战略（计划经济），通过国家的干预推动的手段拉动整个国家集体经济的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起到，反对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保护中、小民族企业的积极的历史作用。但到了八十年代，计划经济的副作用（阻碍）却异常明显，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客观上限制了私人经济的发展，使经济效益低下，失去活力。历史走到了不得不调整的局面。于是在1979年设立经济特区、1982年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1986年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启动、1987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提出，1988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出……以八十年代为转折点，国家开始改革开放，面向国际化。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是新的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和决定性的因素，全党必须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同时规定了当前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面对国际与国内的发展变化，我们选择了“科学兴国”的这一味药。

再改革开放的政策下带来的人口迁移，更多人选择往政策导向的区域发展。

1980年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设为经济特区。经济开始迎来爆发式的发展。很多人为了支持国家的发展，寻求更多的发展机遇，向南方城市寻求发展。当时就开始兴起“下海潮”，很多人抱着“拼一拼闯一闯”的心态，背乡离井的去到南方的城市，有些坐船去香港、澳门，甚至离开中国去到东南亚地区、欧洲、美国等国外，成为当地的华侨……这种离乡背井的去外地打拼的方式，造成了很多家族、家庭在空间上的分裂，兄弟姐妹、父母儿女开始了分离的生活方式。因为背井离乡许多人一年只能与亲人见几次面，甚至有一些好几年才能见一面。父母与同辈的子女间亲情仍在，但很多隔代的关系就开始疏远了，从前的平均主义开始淡化了，更注重个体的能力的竞争、人才竞争。所以个体的努力、拼搏、坚韧等精神开始被宣扬，当时个人具有洞察自学能力、对陌生环境的适应能力、陌生社交能力等特质的容易脱颖而出，成为那个年代的佼佼者。

普通阶层，小部分人开始“下海潮”式的离乡发展，还因国家1973年（计划生育50年代便已提出）提出“晚、稀、少”，把人口增长指标纳入国民经济计划，法律明确规定了“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此后计划生育在困难中前行，直到九十年代人口出生率逐渐得以控制。）等政策指导，人们的生育年龄开始推迟，部分民众开始少生优生。

精英阶层，仍保持着古人“士”的文化，满腔热情报效国家。当时各大政策指导的区域城市都开展了人才引进计划，也有大量的青年被送去国外求学深造，回国后报效国家，精英阶层怀抱着集体、国家、民族崛起的精神。他们在国家困难的年代出生，在艰苦的岁月里成长，见过人间疾苦，也尽力过生活磨难，始终保持如古代的赤诚之“仁”心。希望国家，这个民族的集体能过得更好。即使过去了半个世纪，我们现在依然能看到他们中一些坚毅的身影（如：袁隆平、钱学森）。他们始终以国以民族使命，去奋斗，与艰难的环境抗争。

老年人生活，那个年代的老年养老模式任遵循的是传统的“礼孝”养老系统。

政策发展推动区域发展

在1990-2000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属于70后与80后的青春年代。也是体制改革面临旧体制与新制度的冲突矛盾、是国际与国内经济暗流涌动的年代，这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

九十年代面临着重大的危机，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思想束缚，企业普遍对市场增长空间预期过于乐观，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和资源的错配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多数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40%。同时国际有效需求增长不足，需求端刺激政策失灵。为了防止矛盾进一步激化，九十年代开展“大刀阔斧式”的改革

国企改革：1.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2.积极推进企业债券转股权；3.严厉行政约束去产能，优化供给结构；4.力推企业兼并重组；5.国有企业改革和化解过剩产能同步进行；6.分流下岗职工政策。

去除国有企业的“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和“铁交椅”为中心的企业劳动、工资和人事制度的改革热潮。它指的是新中国多年来劳动用工制度的计划化和固定化，形成了“铁饭碗”；工资分配制度的统一化和刚性化，形成了“铁工资”；企业人事制度的资历化和终身化，形成了“铁交椅”），通过兼并重组化解产能过剩，推出企业债券让路给私企机会；优化改革供给管理结构，分流下岗职工。九十年代的“下岗潮”正式到来。

据官方数字，1998年至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共发生下岗职工2137万人，其中：1998年，年初为691.8万人，当年新增562.2万人；1999年，上年结转610万人，当年新增618.6万人；2000年，上年结转652万人，当年新增444.6万人。

大量的人口面临失业，社会动荡，当时迎来了国家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最大的困难，但新的机遇也正在发生。计划经济放开逐步让路给市场经济，国有企业改革，让私企引来了新机会。用工制度改革，多劳多得激发人们生产积极性。有很多新兴的行业如：健康产业、耐用消费品行业（相机、电脑、电视、摩托车……）、家用汽车制造业（汽车、配件、维修、洗车……）、房地产及室内装饰（单位不再无偿分房给职工，个人买房大势所趋……）、邮电通信业、直销业、旅游餐饮文化业、女性用品、银色行业（保健食品、药品、服装、眼镜、适老用品……）、保险业等。很多以前计划经济没有的行业、产品陆续开始出现，除了工业产品外，其中不乏大量服务产业的产品。社会从百废待兴又开始向新的领域开始发展。又因为区域内的经济开始新一轮的发展，地域差距增大，人口迁移发展速度也持续增加。

二十世界九十年代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三改一补”政策，加快高等专科教育、成人高等教育、职业大学向职业教育转变。教育开始强调职业化，为了的是适应当时时代新兴起的各行各业的发展提供养分。在1998修订版《新华词典》里有关冒号应用的例句之中，其中一句例句是：“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在那个年代这确实是一例句积极正面的例子，当时社会重视新兴产业人才培养，通过或长或短的职业教育学习确实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不一样的改变。所以当时人们开始注重学习，认可“知识改变命运”。

1991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加强成人教育与职前职业技术教育合作。1992年《成人高等专科教育制订教学计划的原则意见》强调专业课程的针对性、实用性、技艺性。1994年《关于的实施意见》实行小学后、初中后、高中后三级分流，即“三改一补”政策。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职业学校教育分等级（1996年，全国共有高等专科学校和短期职业大学453所，专科在校生12817万人(含本科院校);成人高等学校1172所，其中广播电视大学46所,职工高等学校703所,农民高等学校4所管理干部学院170所,教育学院245所，独立函授学院4所,招收专科生93.07万人）。1998年《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为高等学校。

普通阶层，仍然持续选择往政策扶持区域迁移、离乡发展。在计划生育政策指导下人口出生于逐渐下降，但政策扶持区域人口却不断增多。在“下岗潮”中普通阶层引来寒冬，普通阶层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眼界不高、信息渠道匮乏、大部分背井离乡发展，没有家族集体的支持，个体的能力有限，是“下岗潮”中的影响是最大的一部分人。特别是40～50岁的这部分人，被企业抛弃后基本难以再就业，虽然国家推出分流职工下岗政策，但对于这部分人的帮扶力度是非常弱的。这部分家庭面临父母与孩子双重失业困境，孩子年轻还能再就业工作，年级较大的只能从事如卖馒头、蹬三轮车、从事家政服务丶摆地摊等社会边缘职业。但年轻的那部分年轻人还是能迎来新的机遇，若抓住职业教育的机会，还是能有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

精英阶层，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精英阶层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在上一个八十年代有部分精英从国外学习到了先进知识，并投身国家建设中来。推动着社会发展的同时，也见证着社会的改革，或许部分精英也面临着同样的“下岗潮”问题，但精英阶层的知识、信息渠道、家族集体又能让他们找到新的（职业教育）机会。抓住（职业教育）机会的同样也有普通阶层的奋斗者，他们通过努力学习与个人积极拼搏也抓住了时代的机遇，跃升成精英阶层。

精英阶层的壮大，也影响着普通阶层的人们，人们都希望读书能成为个人翻越阶层的跳板，成为个人带动家族前进的台阶。于是学校的教育变得越来越备受重视……精英阶层的人数变多了，质量却参差不齐。从前的精英阶层是家族集体的多年努力与教育积累而成的（古代的精英之所以是精英是源于家族中历经数代的血脉传承，无论是知识、胸怀、精神、情感……都是家族中长辈在时间的沉淀下总结出来的精华传承），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家族中若出名的大作家，他的哥哥、弟弟、妹妹等也都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如：著名科幻小说作者倪匡先生的家族）。而个人通过自身的优秀与努力踏实时代的知识快车（职业教育）实现了个人阶层的跨越，固然很可贵，但这种通过个人成为的精英阶层思想维度与品格传承远不如前者。心中所追求与所想的也大不相同：

家族教育贫瘠——个人努力新精英——背负家族上升的责任——更看重眼前利益与效率

普通阶层通过个人的优秀与努力成为新精英阶层。由于原先的普通阶层教育贫瘠，传统的思想文化并没能很好的传承，而个人通过现代的科学知识与应试能力，跨越阶级后当然并不会感恩传承传统文化，他们会感恩科学知识与时代机遇，让他们有了跨越阶层的机会。但传统里的家族集体文化使命是刻在骨子里的，所以个人成功也希望家族家庭里的亲人也能跟自己一样过上更好的日子，在陌生的环境里，他们也更需要依靠集体。所以这些新新的精英阶级相对更看重利益与效率，回报家族扩大集体收益。（这里是笼统分析，当然也存在部分的个人跨越了阶级，通过学习传承了传统文化思想，与爱国报国情怀）

传统儒家思想——家族传承精英——背负国家民族上升的责任——更看重民族复兴

精英阶层，原本家族就是优秀的，所以出生便极大机会成为精英阶层，这也能算得上是血脉传承（有人觉得血脉传承即基因，聪明的基因自然会遗传的下一代，让下一代也同样优秀。这一点我并不认同，血脉传承，传的是文化是家风，承的是信仰是胸怀是精神）。精英的家族是一代代传承发展下来的，他们的优秀得益于传统思想文化的孕育（儒释道），相当于一个已经装有水的瓶子，当科学知识与应试知识吸收进来后，与原来的知识文化形成新的融合，并不会出来仅崇拜科学知识抛弃传统知识的现象。所以当原来的精英阶层继续成为这个时代的精英阶层时仍能怀抱着国家，背负着国家民族上升的责任，他们不会像新精英阶层那么看重集体，因为他们本身就背靠着强大的宗族集体，他们更看重民族复兴。

老年生活，那个年代的老年养老模式依然受传统的“礼孝”文化影响。大部分年轻人在外拼搏赚钱都是惦记着大家族与个人小家庭（40-50后赚钱第一件事是回家盖房子，给家人更好的家），崇尚尊老守旧。当时养老设施虽不发达，但针对老年人的银发产品却也不少。从侧面可说明集体民众对老年人的爱护与敬重。

政策区域繁荣富裕

在2000-2010的二十一世纪，是属于80后与90后的青春年代。是政策区域经济（多元化）稳定、繁荣发展，互联网行业兴起的年代，九十年代“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即将落幕，“新知识”、“新信息”改变命运的时代即将开始。

经历八九十年代“大刀阔斧”的改革后，大量中小企业逐渐发展，吸引了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九十年代职业教育又给市场给企业提供大量技术型人才……终于二十一世纪在“人+政策+技术”等多方优势下，区域经济迎来繁荣发展。在繁荣经济下处于行业发展中的中年人（70后与部分80后）迎来近十年的财富增长（积累），而那些在九十年代未能乘上时代快车的年轻人与儿童却迎来了巨大危机。

先说“增长”部分，二十一世纪有两方向存在增量发展，1.是城市化建设，2.互联网行业。

如何理解城镇化建设带来的增量？自八九十年大量人口不断地向（政策导向区域）城市涌入，城市内的人口基数在直线增长。又因九十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曾经工厂、企业包分配住房的保障政策破灭（所以为什么现在30后、40后的老人，总爱问晚辈上班的公司（工厂）包不包吃住呀？你回答包吃住的，老人就会感觉到很安心。因为国有企业计划经济的年代对这一代人有着非常深刻的固化的影响，所以对于目前年迈的30、40后甚至某些50后，在关心我们晚辈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以回答他们“是的，我们公司包吃住”让他们安心。若遇到思想开放的老人，愿意了解现下的社会发展，我们也可以给予耐心，告诉他们这时代的变化），导致更多的人有住房的需求。房地产行业必然的兴起，又因为在八九十年代发展中某一部分的人完成财富的积累，需要财富增值，就更加加速了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以上仅是列举了房地产行业在城市化建设发展中的繁荣成因，在城市化建设中繁荣的除了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住房问题相关行业外，还有土地问题、出行交通、环境卫生、观念变化、社会安定等相关行业也迎来繁荣。这些行业的繁荣都是有在九十年代中经济发展与职业教育共同的基础建设努力下达到的繁荣。是政策指导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导向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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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把“积极稳妥的推进城镇化”列为21世纪初必须着重研究解决的战略性问题。2002年中共十六大“加快城镇化进程”列为21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2007年中共十七大“中共特色城镇化道路”。2012年中共十八大要求到2020年“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

二十一世纪以前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

互联网行业，互联网诞生于1969年，但国内的互联网发展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的，一直处于发展阶段，进入二十一世纪，2003年“非典”特殊时期开始走进新起点。与互联网相关的行业产品开始迎来成熟发展。

随着社会行业发展的改变，从前靠职业教育（技术知识）改变命运的方式已经不适用于这个年代，二十一世纪只有掌握“新知识（眼界）”+“新信息（信息渠道）”才能踏上新一轮的时代快车。这个时代的机遇却不如九十年代来得那么容易，国家的政策指向不再那么明确，加上前人“成功经验”的阻碍，让很多年轻人持续走前人的旧路，错失了机遇。（“知识改变命运”这一时代主题在二十一世纪之初还是仍然起到一定的历史作用）

教育从九十年代的产教结合（职业教育）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的全国义务教育大力落实普及，国家的教育已从初级阶段进入到普及深化阶段，教育体制也从原来的简单化适应市场变成系统成熟的体系。

2000年教育部公布高等学校“211工程”。2001全教师资格证认证，教师教育规范化。2004年义务教育“一费制”。2006年《义务教育法》施行。2007年投入100亿加强教育基础建设。2008年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2010年《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通知》、《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行动计划》教育改革开启。

普通阶层，区域城市经济发展持续，加上城镇化建设，让城镇可容纳更多的外来人口，就更加深了普通阶层的离乡迁移。对于从八十、九十年代便已迁移到发展区域城市的普通阶层，国家推行的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能为一部分普通阶层努力奋进的孩子带来改变命运的机会。所以二十一世纪普通阶层普遍会把家庭改变命运的机会寄托在孩子“知识改变命运”上，对孩子教育开始重视（这是教培行业兴起的一大成因）。

精英阶层，经历八、九十的迁移与发展，精英阶层也在不断的吸收新思想，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多创新能量。同时精英阶层也因时代的机遇逐渐壮大，在九十年代的分析里，旧的精英阶层与新的精英阶层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思想与文化底蕴的差异，但到了二十一世纪便开始逐渐走向同化。保有爱国胸怀与抱负的那一代人逐渐老去，传统文化在城镇化发展与职业教育、义务教育推行中逐渐被淡化。其淡化的原因：1.现代的科学知识确实能快速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2.科学知识、技能知识相比传统文化知识更容易被获得也更贴近生活；3.城镇化发展改变了人们的习俗文化与生活方式；4.部分因职业教育跨越阶层的新精英阶层对科学知识深刻的认同与崇拜感情。所以这个时代的精英阶层更看重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同时部分精英阶层仍然还能保有一些传统文化的爱国情怀与振兴民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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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精英阶层的子女却在其“成功经验”的迎来大危机。八十年代（青壮年50后、60后）传统的家庭家族改变生活的方式是多生孩子，提供生产力与改变的几率。其中这部分青年搭上时代改革的快车改变了自身阶层与命运，于是这一代人（50后、60后）的“成功经验”便是年轻人要敢拼敢闯不怕吃苦就有出路。九十年代（青壮年60后、70后）开始了计划生育，通过多生孩子提高生产力与改变几率的方法被遏制了，加上那个时代推行职业教育，部分青年搭上职业教育的快车改变了自身阶层与命运，于是这一代人（60后、70后）的“成功经验”便是年轻要读书，知识改变命运（这里的知识是职业技能）。进入二十一世纪，社会行业基本催于稳定发展，在八、九十年代搭上时代快车的部分50-70后积累了财富，但随着身体逐渐的衰老，对家族家庭集体未来的期盼重担便压在了独生子女的身上（期望孩子至少能守住精英阶层的金钱与地位），加上城镇化发展，教育行业不断改革完善，教育培训行业从业者增多，课外补习更容易，儿童阶段的应试教育竞争的便悄然开始了（孩子的时间加上家族对未来观念的转变传统的“礼孝”文化开始加速崩塌）。经过九十年代十年的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发展，市场上的文凭竞争开始初现，一些政府事业单位、央企单位、国企单位对于文凭的重视，又从侧面印证了人们对“知识改变命运”这一成功经验的“正确性”。（其实只要认真的分析历史便能明白，时代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永恒固定的“正确选择”，只有人们哄抬的盲目跟风）于是教育培训行业迎来了近二十年的快速发展。

老年生活，那个年代的老年养老模式基本还是遵循受传统的“礼孝”文化。“孝”的思想在青壮年（50-60后）仍然根深，加上部分青壮年赶上时代的发展，让家里的老年人拥有更好的晚年生活，即使没有赶上时代发展的普通阶层老人，生育的子女较多，晚年生活也能健康快乐。

行业颠覆

在2010-2020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属于90后与00后的青春年代。是经济物质基础稳定且逐渐滞涨，互联网凸起改变时局，行业被颠覆的浪潮暗涌的年代。二十世纪一十年代的“新知识”+“新信息”改变命运已经过去，时代快车正在缩小，普通人改变命运的机会越来越低。“多元、载体迁移、突变、模式创新”成为这个时代的新方向，人们怀抱着旧知识与旧思维模式在复杂多元的维度艰难前进。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产业浸入——产业升级/行业颠覆——导致人口流向互联网+行业

互联网发展的早期与成熟期对社会整体产业升级发展带来的是表面积极正面的推动。但我们从马克思提出的“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中可能明白，互联网带来的技术升级，巨大整合力让社会产业中低端、低技术含量岗位实现自动化、半自动化，并开始冲击知识密集型工作和服务类岗位。传统工业生产在生产意义上是以人为中心的生产模式，但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形成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庞大体系，机械的合理性逐渐取代人价值的合理性。所以我们会看到现在很多生产业甚至服务业围绕着机器或手机平台工作，明明效率在提高，但人的成就感与价值观却在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