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95年的光辉历程。95年的成就举世瞩目，95年的道路并不平坦。其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都与苏联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苏俄”“ 苏联” “苏共”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和特别的情结。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师”，再到“以苏为鉴”“以苏为戒”，可以说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发人深省，令人深思。回顾、总结、反思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历史经验教训借鉴的过程，无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还是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以俄为师”，效法“城市中心论”的革命模式，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一步步推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与此同时，“洋务运动”失败了，“戊戌变法”流产了，“辛亥革命”也夭折了。正当中国人在苦闷中挣扎、在黑暗里摸索，感到“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1917年10月，俄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俄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由于中俄两国在发展历史、文化特征上的相似性，特别是20世纪初两国类似的国内形势，因此，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探索革命道路和革命方法方面以新的宝贵启示：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平革命的方式不成，可以转而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思路一转天地宽，于是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定只有坚持走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的道路才能救中国，于是他们积极主张“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然而，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是一回事，能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自己国家和社会的现实问题则是另一回事，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给我们提供现成的公式或答案，而只是行动的指南，是一种教人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斗争策略、方针和战术。

因此，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放射出真理的光芒，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一个再创造、再创新，即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也不乏这样的人，其中的代表就是毛泽东。毛泽东第一个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并在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失利后率先打破了俄国十月革命“城市中心论”的模式，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民主革命道路。但由于那时的中国共产党群体在理论上的幼稚和斗争经验的缺乏，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不够、实践不够，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规则，不仅中共必须“无条件地遵守最严格的国际纪律”和“毫不迟疑”地执行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而且必须接受共产国际派出的具有“最广泛的权力”的全权代表的指导和监督，必须无条件地“从事分析和运用俄共（布）在三次俄国革命中取得经验”，加上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来自俄国的革命理论、经验、模式和人、财、物等援助，大大满足了党初期发展的需要，使中国共产党内一部分领导人形成了完全按照俄国人的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孔步亦步，孔趋亦趋”的“以俄为师”心理[1]，以至于出现了照抄照搬俄国革命成功模式作为我党的革命良方的错误倾向，因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得到贯彻。

对苏俄的盲目崇拜导致将中国“工农革命军”改为跟苏联一样的名称“红军”；根据苏联的模式建设自己的革命政权，把在农村根据地建立的革命政权称为“苏维埃”,这在1927年之后“已经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1931年11月7日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是完全按照苏联革命政权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是“苏联的翻版”。对此，毛泽东后来严厉批评道：“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2] 136凡此种种，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而且使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依然存在着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左”倾错误倾向泛滥成灾，正确思想路线的代表毛泽东受到打击排挤，使土地革命取得的成果几乎丧失殆尽。随着1935年遵义会议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重新确立，尤其是红军长征到陕北后（特别是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延安处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一面继续指挥伟大的抗日战争，一面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并通过延安整风，使广大党员干部的认识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指导思想。由此，“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3] 825，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完全成熟，并在党的“七大”上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二、建国初期“以苏为师”“一切学习苏联”“学习苏联一切”，导致了对苏联的迷信和盲从

1949年6月30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夕，关于建国后我党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建设新中国的纲领性文献——《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苏联共产党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4] 1438-1439建国初期，即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基本上照搬了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三高”，即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当年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一方面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新政权的承认和巩固，还是经济的重建和发展，都需要强有力的国际支持、援助和交流。而在这方面，苏联共产党给予了中国共产党“同志加兄弟”般的巨大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党在建国之初对于究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有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5]。同时，作为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战后苏联的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综合国力在很短的时间里得到恢复和发展的事实，充分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就使原本在革命战争年代得到过苏联援助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苏联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和向往。于是，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国内迅速掀起了全面学习苏联的高潮，随之，“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响遍全国。1953年1月1日，毛泽东作出了“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的指示。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由中央宣传部编写经毛泽东修改的《为动员一切力量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强调指出：“苏联过去所走的道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随之，一切领域都在学习苏联，迷信苏联，甚至全盘苏化，诚如毛泽东后来所说：“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届，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6] 20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上上下下对苏联经验的迷信盲从到了何种程度。

三、社会主义建设之初提出“以苏为鉴”“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1956年初，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共中央开始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转移。社会主义建设从1953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已有三年多的实践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看到，苏联模式对于新中国政权的巩固，对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确实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但同时“苏联一些不好的经验，被我们‘抄’了过来后，暴露了它的许多弊病，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7] 117。特别是1956年 2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和苏联模式的弊端，使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从对苏联多年的迷信、束缚中解脱出来，并将如何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提到了重要议程上来。为此，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系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报告，专门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我们必须努力寻求“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3] 720-721。在修改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稿时，毛泽东更是明确指出：“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8] 143由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以苏为鉴”，摆脱苏联模式，探寻适合本国建设道路的思想愈来愈明确了，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从而成为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良好开端。虽说自1957年下半年开始，这种探索陷入了曲折，甚至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但不可否认，这一时期探索的影响是深远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

四、改革开放之初提出“走自己的道路”，苏联解体后提出“以苏为戒”，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辉煌成就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由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1982年9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明确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9] 2-3这标志着我国从根本上跳出了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局面。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并取得显著成就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十月革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1989年秋，柏林墙倒塌，此后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了剧变。1991年12月25日, 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悄然降落。“前车之覆, 后车之鉴”。

苏共何以会在执政74年后丧失政权，中国共产党如何“以苏为戒”，避免重蹈历史覆辙？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刻地总结了“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深刻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10] 538-539可以说，“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关键在党”，在于苏联共产党违背了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违背人民的意愿，违背了执政党建设的规律，违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导致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丧失。在苏联解体前，当时的《莫斯科新闻》曾登载过一项民意调查结果，调查的问题是“你认为苏共的政策代表谁的利益？”被调查者回答，代表劳动人民的仅占7%，而认为苏共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11] 11-12。苏联解体、苏共亡党，再次有力印证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历史法则。因此，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全国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引向深入，就必须回答和解决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落实，就是对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积极正确回答。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2]如今，苏联解体已20多年，但历史教训仍值得牢记，因为“我们国家无论是在体制、制度上，还是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共的昨天就是我们的今天”[13]。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有的政治警醒。正是基于这种忧患意识和政治警醒，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肩负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崇高历史使命，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认真总结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大胆探索，不断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了新境界。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纵观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教训借鉴的历史，既有照抄照搬苏联革命和建设模式给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的重大挫折和损失，也有总结反思汲取其经验教训后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成就。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正如总书记所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14]我们必须坚持从本国的具体国情和实际出发，不封闭僵化，不教条迷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够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道路”，才能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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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1]王长江，姜 跃.世界执政党兴衰史鉴[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