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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高校社会科学》刊发了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方建的文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思想构筑、实践创新、辉煌成就与宝贵经验研究”（21ZDA003）阶段性成果。

摘 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的有利现实条件、积累的有益思想理论资源、强化的有效制度体系保障，为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和制度基础。

关键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坚实基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系统总结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科学谋划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强调“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制度基础”。从奠定基础的视角思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长远意义和深远影响，有利于正确理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辩证关系，增进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乃至党百年奋斗成就的认知认同，增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信念信心。

一、奠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基础

实践基础表征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现实状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基础有了质的提升，具备了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客观条件。

（一）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2010年我国乡村人口占50.32%。在新的扶贫标准下，2011年贫困人口为1.22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打响了脱贫攻坚战。经过8年持续奋斗，到2020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不单是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随之带来的是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落后地区面貌和群众精神风貌的改变，生存发展权利的保障，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就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言，至少有如下三方面的积极影响。

从内涵来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创造了基本前提，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条件保障。党的十九大在谋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安排时，明确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强调了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全面”意蕴。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验，全面包含了领域、区域、人口等方面。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承续了这三方面的主要内涵，但又有新的发展，强化了农业农村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诸多规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贫困人口脱贫，最直观的变化是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除此之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产业发展、日常生活、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差距也在缩小，对推动基于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的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从空间来看，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为经济现代化提供空间载体。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意义在于“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城乡区域经济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促进城乡区域经济循环的重要支撑就是扩大消费需求和有效投资，进行开发式扶贫。通过开发式扶贫，激发了当地群众的内生动力，推动产业、劳动力、人才、教育、机制等诸要素形成合力，增强了贫困地区持续发展的能力。这有利于低收入群体迈入中等收入群体，有利于释放潜在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升级，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进一步厚植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除内需潜力外，投资潜力也得到彰显。脱贫地区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等领域的投资仍需加大，生态农业、休闲康养、乡村旅游等领域的投资价值日益显现，无疑开辟了新的投资空间。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通了城乡经济循环、区域经济循环的堵点和断点。脱贫地区消费和投资需求的释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从进程来看，补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确保如期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式现代化前后相继的两个发展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有着明确的时间节点，能否如期实现，决定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能否如期开启。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指标。根据这一时间节点，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要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全国上下根据脱贫攻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聚力攻克深度贫困堡垒，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在进入最后收官战的关键时刻，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脱贫攻坚战并未停顿、从不懈怠，取得全面胜利，确保了现代化进程不被迟滞或被迫中断。

（二）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

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形态的更替。能否实现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跃迁，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经过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接力探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了新的发展台阶。

比如，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直观反映一国实力。体现在“统计数值”上，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并不断扩大等。又如，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比较是评判现代化的重要坐标。体现在“国际排名”上，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比重超过17%，稳居世界第二位；粮食总产量、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位居第14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首位等。再如，现代化不仅是量的积累，更是质的变化，是一国发展程度的跃升。体现在“程度水平”上，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跨越；从传统农业大国成为工业大国、服务业大国；基础设施网络规模居世界前列，加快向交通强国迈进；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正在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等。还如，“只有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也才能为其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体现在“经济体系”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提出并着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强化了经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基础地位和支撑作用。

上述成就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就现实依据来讲，我们已经拥有开启新征程、实现新的更高目标的雄厚物质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基于现有基础，“按照从2021年到2035年年均增长5%、价格指数2%、假定汇率不变测算，到2035年我国现价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290万亿元、约合43.6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20.6万元、约合3万美元，届时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由此可见，已有的发展成就加速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为提前1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充分依据。

二、奠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论基础

理论基础指示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呈现样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彰显的“人民至上”执政理念，形成的新发展理念，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有益的思想理论资源。

（一）秉持和发展“人民至上”执政理念

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政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中，“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得到充分彰显，形成系统完备的理论形态并向实践转化。在发展思想方面，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初心使命、奋斗目标方面，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社会主要矛盾方面，提出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界定新时代内涵方面，提出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在经济政治等具体领域，提出共享发展理念，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等。

“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至关重要，内在地确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相对于传统来理解，“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相对于落后来理解，现代化主要是指欠发达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走向现代化成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在此过程中大致形成了两条实现道路，即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以资本为导向，追求“物”的现代化，在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的同时阶级矛盾、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问题不可避免地不断积聚，甚至还衍生出“现代化=西方化”“国强必霸”“文明冲突论”“霸权稳定论”等错误逻辑和论调。拉美地区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选择这条道路后，在实现现代化的途中普遍陷入经济停滞、贫富分化、社会动荡的“中等收入陷阱”，再次证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弊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即使是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如果执政党背离人民，也会损害现代化成果。”中国走的是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以人民为导向，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性，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超越。

（二）坚持和创新“新发展理念”

“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新发展理念回答了关于发展的动力、方式、路径、目的等一系列问题，是引领我国发展全局深刻变革的科学指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理念基础。

新发展理念具有总结历史经验、破解现实问题、引领未来发展的多重属性。一是发展经验的新总结。新发展理念深刻总结了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比如，无论是创新、协调，还是绿色、开放、共享，都有丰富的史实印证其重要性。拿创新发展来说，回顾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创新往往预示着变革，具有驱动实践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崛起同创新有着紧密关联，反之有的国家因循守旧，则日渐落后于时代。二是发展现状的新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既取得实实在在的成就，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发展动力需要转换、发展困境需要破解、发展路径需要优化、发展质量需要提升、发展优势需要厚植、发展差距需要缩小等等。新发展理念的每一点都有明确的现实指向，创新发展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抓准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我国发展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三是发展潮流的新把握。当今世界虽然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日益增多，但求和平、谋发展的潮流依旧强劲，发展仍然是国际社会的核心议题、各国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不同于过去把发展等同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当代人们对发展的认识更为深入。创新而不是僵化、协调而不是失调、绿色而不是污染、开放而不是封闭、共享而不是独享越来越深入人心。新发展理念不是一时之需，而是牢牢把握了时代发展潮流，是抢占先机、赢得主动的必然之举。

历史经验、现实问题、未来发展规定了新发展理念的生成逻辑，极大增强了其揭示发展规律的科学性、指导实践的针对性、面向长远发展的长期性。“一种发展理念反映了一种时代精神、实践理性和价值取向，它引导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潮流，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践中，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价值在于“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有助于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解决一系列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塑造发展新优势，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三）积累和总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重视总结经验、善于运用经验的党。邓小平指出：“我们不靠上帝，而靠自己努力，靠不断总结经验，坚定地前进”，“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总结和运用各方面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基于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制定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把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上启下的关键一步和必经阶段。党在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十分注意总结经验，在改革开放10周年、20周年、30周年、40周年时都及时总结建设经验，使得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布局、路径、方向日渐清晰明确。建设小康社会积累的经验还体现在“十个坚持”上。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相交汇的关键节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概括为“十个坚持”。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对“十个坚持”历史经验的形成至关重要。从时间维度看，从“小康之家”提出到“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历经40余年，这在党百年历史中占据了将近一半的时间。从内容维度看，经验蕴藏在过去实践中，总结经验必然要回溯过往，过去的实践决定了“有哪些经验可以总结”，但总结经验最终是为了向前看，以更好地指导实践。当下和未来的实践需要往往影响着总结经验的角度和维度，决定了有哪些经验需要总结。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贯通过去和当下，既影响着有哪些经验可以总结，也影响着有哪些经验需要总结，这就决定了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与“十个坚持”历史经验具有紧密联系。“十个坚持”既有基于百年历史的纵深感，又有立足新时代的时代感，是基于党百年奋斗历程，立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在更为宽广的视角总结出的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宝贵经验。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没有照搬照抄别国模式，也没有以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更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其建设经验只能来自中国自身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个方面的重要特征不是迈向现代化新征程后才出现，而是在小康社会阶段就已孕育和呈现。诚然，作为两个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现代化国家各有彼此相区别之处，但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同一过程，两者又具有连续性的关系。这种连续性的关系使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诸多特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阶段得以保留和彰显。事实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蕴含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若干要素，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积累的实践经验有助于深化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认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联系最为紧密、直接相关的借鉴，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奠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制度基础

制度基础表征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保障力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证明了分阶段、有步骤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治国理政的有效制度，健全了制度体系、突出了制度优势、增进了制度自信，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体系保障。

（一）分阶段、有步骤实现现代化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任务。为了避免急于求成而一味冒进或目标长远而迷失方向，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分阶段、有步骤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改革开放以来，相继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新“三步走”发展战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谋划和部署。实践证明，把总任务转化为若干个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阶段性目标，在不断达成阶段性目标的基础上最终完成总任务，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智慧和谋略，实际上已成为一项制度化的顶层设计。

分阶段、有步骤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制度设计具有显著优势。其一，有利于达成目标。分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零碎化，而是以10年甚至更长时间为时间段，确保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积小胜为大胜的效果；也不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按经济、政治等不同领域条块化，而是根据发展程度划分每一阶段的任务，做到一体推进各领域建设，使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呈现整体向上发展的递进性。其二，有利于稳定预期。长期任务进行恰当分解后，既避免了因急于求成而冒进，又克服了因目标长远而懈怠，纠正了过高或过低的预期目标。其三，有利于集聚资源。有效引导全社会资源着眼长远目标、立足所处阶段进行优化配置，支撑实现阶段性任务。其四，有利于鼓舞斗志。根据人民意愿和事业发展需要，提出富有感召力的奋斗目标，可以调动全国人民以昂扬的斗志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其五，有利于检验成效。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成效需要人民评判，人民评判的重要依据就是具体的、现实的实践成效。其六，有利于彰显优势。实现长远目标固然能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但这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同样可以彰显制度优势，有助于增强现时代人们的制度认同和制度自信。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然而得益于“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制度设计，确保了发展目标不被改变、建设进程不被打断，做到一张小康蓝图绘到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证明了分阶段、有步骤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治国理政的有效制度，为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两步走”战略提供了充分依据。

（二）建立健全科学规范制度体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的关键时期，其提供的制度保证有着鲜明的时代内涵，突出体现在健全的制度体系、突出的制度优势、增进的制度自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之一就是“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着眼于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等13个方面进行统筹谋划。基于上述顶层设计和宏观部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中，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有力彰显制度优势，增强了制度自信。一个制度到底有没有优势，归根到底要看实践效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进一步从理论形态转化为现实状态。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突出体现，集中彰显了制度优势。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一系列挑战，制度优势得到充分彰显，说明制度优势不仅能够解决一般性问题，也能够解决复杂性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不同领域都取得历史性成就，制度优势得到全方位彰显，说明制度优势不单是适用于应对风险挑战的局部优势，而是全局优势。在此过程中，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效能有着实实在在的切身体会，由此形成的制度自信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人们见证了不同国家的态度、抉择、做法和保障条件，目睹了由此产生的截然不同的实际效果。诸如此类的中外比较进一步强化了我们的制度自信。经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人们对制度优势的认识，逐步从感性认识跃升到理性认知；对制度优势的认同，逐步从情感认同跃升到价值认同。经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健全的制度体系、强大的治理效能和广泛的群众认同，这为强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制度保证奠定了文本基础、实践基础和群众基础。

（三）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徒法不足以自行。”制度优势的发挥和治理效能的显现有赖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支撑。从某种意义上看，关于制度的评价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好制度”，这是基于制度文本的评价，体现了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反映制度的针对性、操作性、指导性强；另一种是“制度好”，这是对实际成效的制度归因，体现的是制度的治理效能。“好制度”固然是“制度好”的前提，但如果制度不能运转起来，“好制度”也无法转化为“制度好”。根据已有实践和认识，“好制度”转化为“制度好”的依托力量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为了形成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从目标导向、问题导向、价值导向相结合的角度有力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第一，国家治理首先需要明确朝哪个方向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从现代化的维度确立国家治理的发展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党的十九大立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安排，明确到2035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第二，国家治理需要从实际出发。围绕现代化目标，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把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着力解决国家治理中的障碍和弊端、强化国家治理中的薄弱领域和环节。第三，国家治理还有一个价值导向的问题，需要回答“为了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始终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价值导向，有利于协调各方利益和维护社会公正，避免了在一些国家出现的利益分化、党派纷争、社会分裂等问题。这一阶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探索取得积极进展。《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国家治理取得的成就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鲜明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的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和制度基础，蕴含着“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奥秘，是增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信念信心的底气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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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排版 | 陈铧

校对 | 吴蓉 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