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成熟和笃定。国家治理是当代公共领域中的热点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伟大成就追根溯源是以哲学的守正和创新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坚守，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合理吸收，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在国家治理中取得的新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本源性问题的新探索和新贡献。

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为人类社会进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认为，连续不断的感性的物质实践活动创造着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是人及其自身的“非常深刻的基础”。首先，在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关系内部的经济结构决定上层建筑，交往形式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再生产得以展开的前提，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都伴随着物质生产活动。其次，为了实现对自然和社会的有效占有与改造，人们通常会结成“共同活动的方式”，形成人类存在的集体形式，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人类存在的个体形式与集体形式辩证统一的共同体，能够将个体的独立安顿在交互实践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真正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共契。再者，历史活动是众多个人的实践，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人的本质理论是国家哲学创新的基础，国家治理也必须以历史的逻辑和人类的实践为参照。正如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所说：“国家的各种职能和活动……通过实质性的联系，通过个人的基本特质而同个人联结在一起。它们是个人的基本特质的自然行动。”就此而言，历史唯物主义解决的不仅是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国家治理“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离开这一点，就没有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和理念。

中国传统哲学智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文化基因。西方国家治理的理论预设一是人性自私，一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与之不同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提倡与人为善、整体优先，传统文化更是强调人性本善和家国同构。孔孟原创儒学提出的治理经验可以概括为“缘人情以制礼”，一方面，人情就是人们建立在血缘、亲缘、地缘上的情感，这些情感生成的理论前提是“性善论”。“性本善”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治理的内在纽带，也是符合国家治理的最终趋向的，这对当今世界国家治理仍有借鉴意义。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实践表明，党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致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一方面，以情制礼即是“情治”，这与西方见物不见人的治理观念完全不同。近代以来，西方治理理论把政治及其合法性看作是一种理性化的公共领域的事物，将情感作为理性的对立面扔到私人领域，由此造成了制度与人的内在分裂、人所创造的制度相对于人自身而言的“异化”。反观中国传统社会，“情感”渗入到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和细微之处，作为情感的“心”和“礼”，在个体生活中既是存在的本体论依据，也是价值的本体论依据，从而为人们的精神世界搭建了必要的逻辑支点，帮助人们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在国家治理中则已上升为一种政治信任，“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是政治社会共同体的心理认同和实践原则。今天来看，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情治”理念，对实现良法善治、长治久安仍有重要的启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民族文化血脉”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富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可以为当代人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当代国家治理提供有益启示。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实践智慧和价值底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是一种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深得人民拥护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它不但秉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吸收传承深厚的中华文化，而且反映了当代中国的理论创新和社会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聚焦新的时代命题，凝结新的思想精华，厘清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源流、民族基因和实践基础，强调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最大的制度优势，从理论和实践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也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国家治理模式，它表明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走出了一条国家治理完善的新路，这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