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是一道历史哲学问题，而且争论始终存在。

决定论的表述可以概括为：

在历史之中存在着某种非人的实体或者力量，决定着历史自身的演化。也即意味着，历史的变化自身存在着规律。

波普尔自身的表述是一种不完全的非决定论，他所做出的推论实际上并没有否定历史规律存在的可能。他仅仅是认为，出于人的无知，人无法对历史的发展做出有效预测。

@f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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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在《自由论》中的《历史的不可避免性》可以看作是对于决定论的一种反驳：

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争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上：

1）历史是否存在着客观规律？历史发展的走向是不是被某些因素决定的？

2）人类知识的发展是否足以对历史进行精准地描述，发现历史的规律？

3）决定性的历史论是否会对人类的道德责任观念产生影响？

详细一一拆解实际上意义不大，因为历史本身太过庞大，我们的知识仍然不足以对其进行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描述。所以历史决定论，或者历史非决定论本质上都只是一种立场之争，而不是一种实证的研究方法的分歧。我们对于历史的研究处于解释的层面，而并不是处于事实乃至真理的层面。所以讨论历史是否是被决定并不具有很大的价值，我宁愿讨论这套历史模型的解释是否足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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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3）的补充讨论：

伯林在这篇演讲当中，通篇贯穿的最大的担忧，是担心过度膨胀的决定论会是个人的道德责任观念毫无立足之地，并进一步危及自由主义自身的立论基础：

历史是被决定的，个人的行为抉择受制于外在于他的因素，自由意志是无效且无意义的；但是道德的判断的基础是个人的选择是基于个人的自由意志的；故而道德将没有立足之地，个人是不自由的切受制于外力的。道德责任不过是因为人的无知，与词语的误用造成的心理幻觉。

正如伯林所提及的，科学自身的发展对于历史研究烦的影响是深远的，并进一步会促使人们出现这样一种态度：“道德责任只是一种前科学的虚构，随着知识的增长以及对语言的更谨慎与更恰当地运用，诸如此类“负载价值”的表达以及它们所建立于其上的人类自由观念，终将有望从开明的词汇中使用，至少从他们的公开讲话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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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不安的焦虑代表了某种日渐增长的精神疾病，知识的增长既带来了信心，也带来了焦虑。沃格林把现代性断定为灵知主义形式的发展并非没有道理。当愈来愈多的道德和政治问题被处理为一种技术问题之后，严谨而缜密的理性驱逐了情感和价值。历史决定论表现出来的，是人对于规划宇宙图景的蓬勃信心，而其中非常有可能包含着人的某种无知与盲目；而诸多对历史决定论的反对，也是基于于近代以降的革命惨剧的根源来自于人的自身理性设计这一判断。这是人们讨论法国大革命，德国纳粹，苏联古拉格采取的某种可能的共同基准点。

伯林的告诫是有意义的，但是也是粗浅的，对于历史决定论粗浅的先知式地告诫并不足以阻挡科学和技术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这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对于历史决定论的反对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何以产生理性设计的现代形式的探究，其实是更加值得我们探索的事情。

我们，对于历史，知道的还太少。或许，可能会知道得更多。

但是，还是要保持一颗虔敬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