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透过地理看历史》出版的第四个年头，在这四年的时间里，总有人问我，为什么会想到去写《透过地理看历史》这样的一本书？我不想一遍又一遍地回答这个问题，另外，我也怕时间长了，有些事记不清了，干脆在此统一作个答复。

其实这是个偶然。

2016年初，在离开八年之后，我又回到了人民交通出版社。但不是回编辑部，而是参与一个旅游项目。这个项目当时搞得挺大，有产品部，有研发部，有市场部。特别是市场部，下面有做电台的，有做视频的，有做销售的。实际上我是负责产品设计的，与市场部没什么关系，但他们的电台缺内容，于是项目负责人想让我帮电台那边写点稿子，一开始我没答应，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写。

项目负责人姓毛，出版社为这个项目专门成立了公司，所以大家都喊他毛总。毛和我是同一年进出版社的，那年出版社只招了两个大学生，就是我们俩，那时出版社还有集体宿舍，加上前后几年来的大学生，大概能凑两桌麻将。那时候我们感觉好像还在过大学生活，完全没有现在年轻人压力，下班后经常在一起吃饭，喝酒吹牛，聊文学，聊历史，彼此都非常熟悉。所以毛知道我一直在写东西，而且知道我有多么喜欢历史，他说我肯定能写好。

毛的意思是，让我介绍一下各地的历史文化，现在那些旅游介绍太浅薄，千篇一律。毛又说，写完的稿子，先录音频，然后出书。他知道我写了二十多年还没有出版过自己的书，我立即答应了。

但具体怎么写还是颇费脑筋，我想我总不能写得像个导游词吧？在我离开出版社的这八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做历史和地理教辅，这是一种面向高考学生的教学辅导材料。我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们的教学往往不得其法，就是因为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特别是在编写地理教辅的时候，我就深有感触，有太多要死记硬背的东西，那时我就想过，如果将历史与地理相结合，将会有趣得多，但也只是想法，教辅还得按教学大纲来，不然老师不买账。

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是源于我平时的读书习惯。早在上大学时期，我就知道读史离不开地图，虽然我是学地图专业的，但那时找到一张好用的地图不容易。工作后，我每天面对的就是地图。其实单纯的地图工作很枯燥，但是如果能在密密麻麻的地图上发现一个历史上某个重大事件的发生地，便会让人有一种穿越时光的美妙感觉。我想最难的，大概就是把这种美妙感觉写出来吧。

关于书的架构，我最先想到的是《山海经》，其次是《房龙地理》。据说《山海经》原本配有地图，只是地图不像文字那么容易复制，所以在流传的过程遗失了。在《山海经》里，世界被分成东、南、西、北、中几个版块，然后逐一介绍这些版块里的山川和文化传说。《房龙地理》是正经的地理学著作，也是把世界按其历史文化分成不同块版，然后逐一介绍。所以，将中国版图按历史习惯划分为不同的地理单元并不难，难的是每一个地理单元的具体内容怎么写。

其实早在上中学时，我就省吃俭用买过一本厚厚的《中国通史》（具体哪个版本记不清了），没事就拿出来翻翻。但那时主要关注的是人物和故事。上大学时，才开始看三国，一下子入了迷，看了一遍又一遍，一开始也是关注人物和故事，看多了之后，你就会产生疑问，这些故事发生在哪里？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尤其是里面描写了很多战争（对，我说的是《三国演义》）为什么这场仗偏偏是在这个地方打而不是在别的地方？我还拿了《孙子兵法》对照看，发现这些战争的描写完全符合兵法的原则，甚为惊讶。但没地图，心里的疑惑越看越多，于是我到处找地图。后来我发现，原来这些故事就发生我脚下的这片土地，这种感觉很奇妙，它让历史不再遥远。

我本身是湖北人，那时又正在武汉上学，而三国最精彩的故事就发生在湖北，所以对地理的了解，我是从湖北开始的，也就是三国时的荆州所在地。所以从荆州开始写起，是我自然而然的选择。另外一个，大多数人对三国都不陌生，以荆州为开篇，大众也更容易接受。荆州成为后面各个单元的样板，这个原则也贯穿始终，那就是我尽量不去选择大众不熟悉的历史事件作为案例，如果迫不得已，那么我就有必要将这段历史介绍得详细点。在我的设想里，因为全书的落脚点在地理，所举的历史事件都是大众所熟悉的，所以绝大数历史事件都是一笔带过，也是结构所限，不会作过多的展开。

写完荆州篇后，我就开始录制音频。我所有的构思都是按照图书的要求来写的，为了迁就音频，有很多地方不得已作了口语化处理。录完一篇后，我再写下一篇，这个工作只能抽空干，所以前后持续了一年。一年后，音频录完，我的书稿也完成了。但音频的播放结果很不尽人意，听者寥寥，不但负责人不看好，我自己写得也极没信心，但我觉得做事还得有始有终，最后两章是硬着头皮写完的，也算是给别人、给自己一个交待。

因为音频播放不理想，文稿放到公众号也没什么人看，出版社就不愿意出书了，毛让我去找另一个编辑部试试，我也去找了，把稿子给人看了，都是熟人，人家很客气，但就是没有下文，我也不好意思腆着脸去追问。于是我把书稿的电子版放到了网上，这事就算告一段落。我找的网站不是热门网站，我知道我写的东西不适合当作网文，我只是找个地方存放稿子。不久之后，我再次离开出版社，去了一家互联网公司。时间到了2018年初。

新到一家公司，有很多事情要忙，老板又让我组建地图室，一边招兵买马，一边规划工作内容，出书的事我也就忘了。

当这些工作都忙得差不多的时候，一天，一位同样是作者的读者给我私信，和我聊起了这本书。那天我们聊了很多，具体内容我忘了，但他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让我觉得我这本书还是有价值的，于是我想再努努力，看能不能找人把它出版了。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手上只有一张中国地形图，碰到过细的地形描写时，我就去查看卫星图片，所以这本书一开始是没带地图的。为了能顺利出版，我想我有必要给它配上地图。而实际上，很多不是专业出版地图的出版单位看到地图就害怕，反而增加了出版的难度。‍

纸质地图和互联网地图有很大的区别，互联网地图更多的工作是在处理数据，大多数工作者不会涉及地图设计和审核的问题，而纸质地图更像是代表着我们传统的版图，要求更严。实际上，我对纸质地图的生产更熟悉，当年出版社地图编辑部的制图软件是我去考察后买的，工作流程是我设计的，专职制图人员是我培训的，甚至考核标准也是我定的，我很清楚我要配的这些地图要花多少人力物力。更主要的是，因为我要画的是历史地图，还要把地形因素引入进来，找外援几乎是不可能的。退一万步讲，即使能，我也出不起这个价钱。所以最终，我打算自己试试。

如果按照传统的流程，以我个人的时间和精力，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此，我采用了新的软件，重新设计了流程，碰到技术难题就向搞研发的人请教。经过两个月的摸索，我的第一张样图出来了。当我看着那张打印的样图时，内心无比激动：这就是我多年来寻找的地图，没想到最终是由我自己完成的。

由于只能在业余时间（主要是晚上）做这些工作，我前后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才把整本书的地图配完。那半年，我的视力速猛下降。

然后，我满怀信心地去找我认识的一些出版社或图书公司，回复出奇的一致：太小众，没市场。

我一时很迷茫，一面怀疑自己的眼光，一面暗骂这些人不识货。后来我想，可能恰恰是因为我找的是熟人，他们都知道我是做过编辑的（我在地图出版圈里有点小名气），却不知道我写作写了好多年，有的还好心劝我：干吗不接着搞地图，搞历史有什么意思？

一天，我一位在地图出版社工作的同学到我们公司交流，临走时我送他到楼下，顺便抽支烟。我们在楼下闲聊了几句，他突然问我，手上有没有书，他有个朋友刚注册了个图书公司，缺书。我当时手上除了我本书以外，还有两位朋友的书，也是让帮忙寻求出版的，我说有，就一并都给他了。最后，他这位朋友挑了两本，其中有我这一本。

就这样，一年后，《透过地理看历史》正式出版。我满怀欣喜，但编辑给我打电话说，经销商不看好这本书，只要了500本。当时我正带着孩子去医院看病，没有多问。半夜里，当我从医院出来，看着深灰的夜空，神情呆滞。那已经是2019年底，双十一的前夕。

但很快，500册书一售而空，经销售紧急加货，一连几次，都是很快售空。我知道，我的坚持没有白费，与我同好的人大有人在。同时，我对这本书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就交给读者吧，便转身去写三国了。

其实按我原来的计划，第二本就应该写《大航海时代》，因为《大航海时代》可以给世界史搭一个框架，就像《透过地理看历史》给中国史搭一个框架一样，而且青藏高原和台湾两个地理单元的内容，第一本书里没写，我把它们留在《大航海时代》里，算是补齐。但因为世界地图的资料获取比较麻烦，我便先写了《三国篇》，一边写三国一边收集世界地图的资料。《三国篇》写完了，世界地图也准备得差不多了。

应该说，除了《透过地理看历史》，其他几本书的选题都是在与编辑和周围人的交流过程中产生的。在写《透过地理看历史》时，因为落脚点在地理，历史不能展开写，我尽量例举人们熟悉的历史，还有诗词、典故，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以免增加阅读障碍，但在这三年里我发现，我还是高估了大众对历史的熟悉程度，很多人的基础知识最高点可能就停留在高考那一瞬，工作后都忘得差不多了，所以我有必要写几个典型的“案例”，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在被编辑一次又一次拒稿时，我一度曾想，是不是我先写一本三国会更容易出版？所以就有了后面这些选题。

《透过地理看历史》出版不到半年，各种约稿就开始来了，这其中就包括国家顶级的出版社和上市图书公司。可以说，我只要列个书名，就可以跟他们签合同。这一切变化太快，想起出版第一本书的艰辛，恍如隔世。但我的出版经纪人一直没变，一是我不想折腾，这样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写书上，二是我觉得，作为第一个看好我书的人，她应该得到回报吧。

这篇文章，原本想放在某本书的后记中，但后来感觉像在吐槽，不合适，就发这里了。其实我没有吐槽的意思，我也十分理解编辑的行为，现在行情不好，出版也是市场行为，一个编辑如果选错书导致亏损，很有可能年终奖泡汤，家人生活陷入困顿。所以，新人出书难是个正常现象，换作你我，可能也会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