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社会有三个价值观体系。一是，用于社会治理的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二是，用于经济交往的普世价值观体系；三是，用于对外交往的儒家价值观体系。

社会治理用的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24字的核心价值观。

经济交往的普世价值观体系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采用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理论是自由竞争，竞争必须遵守自由的规则，而自由的规律则是偏向于现代化的，这个规律就是普世价值观。市场经济的共同特征是：第一、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经济。商品生产者必须是独立的市场主体。第二、市场经济是平等的经济。它只承认等价交换，不承认任何超市场的特权。第三、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为了各自的价值的实现，市场主体之间必然激烈竞争，优胜劣汰。因而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机会和风险是并存的。这一机制促使企业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经营规模，以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第四、市场经济是开放性经济。企业为了获取利润，实现产品的价值，会不遗余力地开拓市场。

用于对外交往的儒家价值观体系是，利用孔子学院、儒家文化推广着“天下观”、“和谐观”、“义利观”等儒家思想，在亚洲利用华人的影响力以形成儒家文化圈，来对抗美国价值的影响，在国内将民族、民粹主义囊括在儒家体系中。

中国政府用这三套不同的价值观体系，对内进行社会治理，对经济发展进行指导，对外交往。同时，还能对国内的各阶层人士进行安抚与整合，让其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社会主义者信奉社会主义制度，也明白认可度只在中国国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只能在中国使用，对外推出不切实际。但经济全球一体化要求有共同的价值观认可，即自由市场的自主性、平等性、法制性、竞争性、开放性。中国的市场自由主义者可以出场，用普世价值观进行经济活动，成为市场经济的先锋，如今竟能要求西方国家不要忘了遵守贸易规则。对外交往需要推出自己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肯定不能对外推广，社会主义的红色革命浪潮，令世界大多数国家心有余悸，东南亚国家更是避之不及，就连香港也在过去用“洗脑赢心”工程，力将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拒之门外。普世价值观是西方的颜色革命起源，如果用普世价值观与世界接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将崩溃，我们是要抵制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儒家价值观体系是华人世界所奉行，在东南亚的很多国家都同属儒家文化圈，用儒家价值观体系对外交往，易于对方国家接受，同时也可将国内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囊括其中，满足其愿望。海外学者也在力推儒家价值观，提倡贤能体制优越、中国模式伟大，来抵御西方的普世价值观。

以上三个价值观体系的作用，效果异常明显。其一，中国模式的成功关键一点，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效仿的，是能将普世价值观只应用于市场经济，而没有延伸到社会政治等其他领域，这在西方看来是不可思议。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将社会活动与经济活动的价值观分离，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最为头疼的是工会的强大、NGO的监督、罢工的自由、福利的增长等，这都是价值观带来的产品，且有法律保护和社会的共识。对于中国模式来说则属于社会活动，需要稳定、敬业、和谐和爱国，不能干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属于市场竞争的范畴。这样本应是公民的权利，变成了政府的权力，被关进了制度的笼子里，市场自由在此时最为强大且所向披靡。其二，当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时，除了美国其他国家都看重的是中国的经济，但经济交往大家是采用的是普世价值观，中国并没有例外，中国的社会制度差异被放置次要位置。也就是说，只要中国不输出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往来中使用普世价值观，就没有理由对中国另眼相待。其三，当中国强大到需要输出价值观时，推出的是儒家价值观体系。即没有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也没有附和西方的普世价值观，而是采用了儒家文化圈熟悉的儒家价值观，其天下观、朝贡体系，可以安抚一下强大后的中国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鹰派爱国者的情绪，也可以在外部没有反应过来的时间差中，缓解一下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恐惧，其德治主义和贤能治理，又给社会主义者以信心，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者以安心，对外交往给外部以放心。

现在唯一要考虑的是，这三个价值观体系相互隔离的状态能够坚持多久，政府没有为任何一种价值观体系提供法律支撑，客观上就没有任何一个价值观体系能够占上风，成为唯一的核心价值观。如果三个价值观跨过领域，冲击到另一领域的价值观体系是非常严重的。社会主义价值冲到市场经济领域，社会福利的要求将降低中国的经济竞争力。普世价值观体系冲到社会政治领域，对自由的要求将摧毁道德观，贤能治理的正统被彻底颠覆，英雄、道德、模范等会被自由观检视，人的良知成为试金石。郁达夫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撞上“不!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国家”———布莱希特《伽利略传》剧中的这句名言，会让许多人知道个人权利需要法律保护有多重要。儒家价值观的回归，会让儒家学者和海外贤能体制的鼓吹者欣喜若狂，成为帝师的机会来临，却视“大一统”“华夷天下观”的危害不见。天下中央、入主中原的诱惑，是每个追求道德至高者的终极目标。有德者居之，禅让是无奈之举，靠战争夺位才是常识。儒家的道德理想是使人的欲望趋于同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的到，也不能分给每一个人，其结果是强者得之，且这个欲望往往需要通过战争来获取。天子只一个，朝贡体制令强者蠢蠢欲动，觊觎中原，入主中原。外邦攻入，内乱丛生无不是儒家的思维诱惑，元、清是外邦入主，就连日本丰臣秀吉当年也想攻入中原，把日本天皇送入中原成为天子。就更别提皇朝内部的皇子外戚了，朝代更替如影随行，百姓命如蝼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还是个泥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字价值中，是无法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因为，核心是需要理论和法律作支撑，如同“一个中国”是核心，反分裂法等是其法律支撑，而这24字的价值观有太多的价值是感性式的，无法用法律形式固定。西方的普世价值观，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为口号的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其理论源自三个文件。1689年通过的《权利法案》标志着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1776年美国发 布的《独立宣言》以及随后的《联邦党人文集》，肯定了自由、民主、平等、追求 个人幸福是人固有的权利。1789年法国通过《人权宣言》，揭示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成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思想利器。作为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纲领性文件，这三个法案将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确立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原则。但在中国，普世价值观只是在市场经济中遵守，过渡不到社会中，社会倡导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却没有法律支撑。儒家价值观更不可能有法律基础来支撑，只是如今对外输出价值观时的应对之举，能够源自中国，又区别于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普世价值观，如此而已。

目前，这三个价值观体系在中国都没有法律支撑，政府可以说了算，让三个价值观体系各尽其用。但社会、市场、对外交往终究是要有统一的价值观体系，还要符合世界的公认人道主义精神。一个国家为世界提供价值观是成为大国标志，历来如此，采用内服与外用不同的价值观体系，终究是个权宜之计，由此造成政府的威信与信誉受损，也是个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