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史学价值观渊源于史学意识的产生，因为只有认识到史学的价值和意义，才会产生对史学的需求，而史学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则会使史学价值观逐渐走向成熟。中国古代的史学意识萌芽甚早，有意识的历史记忆是从刻木、结绳结合口述开始的。即便是如此原始的历史记忆，它的传承也是基于对历史记忆之价值的认知。文字产生后，历史记忆得以通过书写的方式保存和传播，史学意识进一步发展。这时，人们对历史记忆在凝聚族群、传承文化、鉴戒经验等方面的功能和价值已有比较明确的认识。“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典”和“册”作为历史记忆的载体，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人们也把它们作为传承历史知识、推行历史教育的教材。西周时，周公充分认识到了“殷鉴”对治国理政的价值和意义，历史经验的总结受到了空前的重视，所谓“罔敢湎于酒”“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君子所，其无逸”等，就是周人从殷商败亡的历史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周公用它来告诫贵族们吸取历史教训，不要重蹈覆辙。这种“殷鉴”思想，成为我国历史教育的思想源头之一。而以夏殷历史经验为基础的人本思想的兴起，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形成准备了条件。西周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则是史官系统的建立。从周天子到诸侯王、卿士大夫，皆设有史官。虽然今天已基本看不到这些史官的作品，但这些史官的存在已经说明了西周史学意识的发达。

它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不同时代、不同史家对其有不同的理解，从而也使中国古代史学价值观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点。对国家与社会而言，史学的价值在于资治与教化；对个人而言，史学的价值在于畜德与明智。而历史教育则是史家体现主体作用、发挥史学价值的主要方式。

资治是中国古代史学最受重视的价值之一。中国史学的早期形态是“学在官府”，资治自然是官方史学的主要功能与目的。后来学术下于私人，私史兴起，士人群体为其主力。而士人注重政治参与，修史亦是参与手段之一。这使得中国古代史学形成了以政治史为重心的特色，而资治则始终是史家之追求。资治的对象主要是当政者，内容则以兴亡成败的历史经验为主。

对个人而言，史学的价值在于畜德与明智。古人早就认识到“多识前言往行”，可以“畜其德”。这个“德”，不只指道德、品行，还包含有见解、器识之意。这就是说，人们能够依据历史知识，对过去明是非、别善恶、观成败，提高见解和器识，也就是提高人生修养。这种认识，在后来的中国历史和史学发展中逐渐成为一个内容丰富的优良传统。

中国古人善于从对历史的观察中寻求个人进退取舍的经验与参照，力图获得对人生透彻的理解。他们经常把自己放在历史的节点上进行审视，所谓“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就是要用通透的历史眼光来看待现实的人生。从这种眼光和需要出发，中国古人习惯把历史、现实与未来视为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而现实则是历史与未来之间的连接点。这就赋予了历史以指导现实的价值和地位，所以中国古人重视“彰往察来”，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人生最大的智慧。

无论是资治、教化，还是畜德、明智，史家都是实现史学价值的主体，而历史教育则是其基本手段。除了少数专职史官，古代史家的身份往往具有多重性，很多史家同时具有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等多种社会身份。这个特点为他们推动历史教育、发挥史学价值提供了特殊的便利，也让他们对历史教育具有了高度的自觉性，“经世致用”遂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