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如何面对现代？这是史学工作者面临的挑战。中国有长期治史的传统，在中国文化中，历史不仅是知识，而且是智慧，它记载着古人的成功与失败，所谓“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因此中国传统历史学偏重政治史，目的是以史资治。外国历史学也不乏这种倾向，从古希腊到启蒙运动，政治史总是主题。 而由现在回望过去，人们意识到：历史并非只是政治史，过去的社会也不简单。除了政治生活之外，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社会活动、艺术创造、休憩闲散等等，都是历史。于是各种新的历史内容就出现了，历史学要适应现代社会，反映现代的社会观念。它必须把历史看作是全面的历史，看成整个社会。这样，就有了20世纪的新史学。

19世纪是"历史学的世纪"，因为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渐趋成熟，历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开始挑战以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史学。当代"新史学"趋势发韧于德国，发展于美国，在今天已经成为历史学的主要潮流。1891～1909年，德国莱比锡大学历史学教授兰布雷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出版《德国史》（19卷），他反对19世纪历史学家把历史学狭隘地理解为"过去的政治"的倾向，提出了扩大历史研究领域的主张。1898年，美国历史学家道（E.W.Dow）在《新史学的特征∶评兰布雷希特的〈德国史〉》一文中最先使用"新史学"这个概念。191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发表新史学运动的宣言书《新史学∶论现代史学观》，明确提出要创立一种不同于历史主义传统的新型历史学的主张。

图10-8 当代学术思潮丛书封面

新史学是19世纪末叶以来西方史学的新思想和新方法。它打破各学科之间的"壁垒"，倡导跨学科的研究，引入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使历史人类学、文化形态史、心态史以及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在历史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发展。这不仅扩大了史学研究的内容，拓展了史学研究的空间，而且也提高了史学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真实性。首先，它突破了传统的政治史局限，将研究范围扩大到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等领域。新史学对传统史学提出补充和修正，认为任何政治行为都必然要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其次，它摆脱了传统史学只关心社会上层活动的精英史观，而将关注的焦点转向普通百姓，研究全社会各个群体的活动。再次，它打破了传统史学囿于民族国家史研究的狭隘空间限制，倡导并实践超越国家界限的大范围研究。又次，它克服了传统史学仅仅把历史档案作为主要史料的局限性，应用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方法，开发了如教堂的婚丧、洗礼纪录，绘画、艺术品，口述材料等大量的新史料。史料的范围和来源扩大了，有利于史学家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得出更合理、更接近真实的结论。最后，它重视历史中人的主观因素的研究，不仅注重传统史学中"是什么"的问题，更注重"为什么"的问题。因此，历史研究中出现了专门研究历史中人的主观因素的流派，如思想史、心态史、心理史。

法国的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是战后西方新史学的主流，得名于1929年创办的历史杂志《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从发展进程上看，它可分为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29~1945年）∶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和布洛赫（Mare Bloch，1886～1944）主张吸取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和方法，提倡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通过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全貌的把握，认识"全面的（或整体的）"历史，以反对传统史学那种把历史局限于政治事件和个别人物的做法。

第二阶段（1945~1968年）∶1946年《年鉴》杂志易名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反映了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不能分隔而必须融合成为"人的科学"的信念。以布罗代尔（Fermand Braudel，1902~1985）和莫拉泽（C. Moraz é）为代表的第二代年鉴派史学家，不仅建立了跨学科教学、科研和学术交流机构，还发表了体现整个学派精神——总体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在《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布罗代尔把历史事件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认为历史学就是研究这三种时段及其与之相对应的三种现象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把在数个世纪的"长时段"内对历史起长期作用的社会组织、地理环境、思想传统等现象称为"结构";把十年、数十年的"中时段"中构成历史事件社会背景的人口消长、物价升降、工资变化、生产增减等现象称为"局势";把短时段内起短暂作用的"战争"、"革命"等现象称为"事件"。根据长时段理论，他认为历史研究应从"个别时间"转向"社会时间"和"地理时间"，并由"事件的历史"转向"趋势的历史"和"结构的历史"，从根本上把握总体史。

第三阶段（1968～）∶ 以新成立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为基地，继续出版《年鉴》杂志，并打出"新史学"的旗帜，从此他们就被称为"年鉴—新史学派"。勒戈夫（Jacques Le Goff，1924～）和诺拉（Pierre Nora，1931～）编著的《新史学》和勒戈夫、夏蒂埃（Roger Chartier）、勒韦尔（Jacques Revel）等主编的《创造历史》，集中体现了该派着重研究的理论、方法和领域。他们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是历史人类学和精神状态史，各种结构和变化缓慢但长期起作用的事物成为研究的重点。此外，他们还出版了有关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专著。

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指出∶"就方法论而言，当代史学的突出特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所谓的'计量革命'。"在战后兴起的重要史学流派中，计量史学（cliometrics）也取得了普遍的进展。计量史学也称"数值史学"或"新经济史"，是由美国一批经济学家在运用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经济史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1958年，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康拉德（Alfed Conrad）和迈耶尔（John Meyer）发表第一部计量史学代表作《内战前南部奴隶制经济学》。196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福格尔（Robent Willim Fogel，1926～）发表题为《'新经济史学'初释》的论著。60年代，计量史学的概念由几位经济史学家正式提出，它本身使用数学方法研究历史的潮流从经济史扩大到政治史和社会史领域，并在英、法、德、苏等国取得了显著成果。1980年，第15届历史科学大会决定筹建历史计量方法国际委员会。计量史学研究通常使用三种研究方法∶一是制作反映模型，即用模拟的历史现象和过程来揭示历史进程的规律性;二是制作反事实模型，即制作没有发生但有可能发生的历史进程模型，用以探寻历史进程的多变性;三是广泛使用计量方法，如平均数、相关和回归分析、趋势计算、随机变量和概率论等。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求得历史结论的科学化、精密化，即追求一种简明的量化。计量史学拓展了史学研究领域，弥补了定性分析的不足，促进了史学研究的精密化。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促进了战后西方新史学的发展，其中以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成就最为卓著，他们开创了"自下而上看历史"的新型史学。1946年，英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小组成立，一批历史著作也相继出版，如多布（Maurice Dobb，1900~1976）的《资本主义研究》曾引发西方史学 界数十年关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问题的激烈论战。此外，还有莫尔顿（A.L. Morton）的《人民的英国史》，希尔顿（Rodney Hilton，1916～）的《中世纪社会》、《中世纪英国农奴制的衰亡》，希尔（Christopher Hill，1912～）的《英国革命的思想起源》、《英国革命∶1640年》，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1917～）的《原始造反者》、《工业与帝国》和《资本时代》等。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注重研究普通人民群众的历史，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从政治史和经济史领域引入社会史领域，在当代西方史学中独具一格，其中以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1924～1993）最为著名。他在代表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提出了一个关于阶级和阶级形成的理论体系，指出工人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从而完成了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在他看来，阶级不是社会中预先就有的"东西"，而是"产生"出来的;它不是先验的"存在"，而是一种"关系"。当一个人出生时，他就进入了某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决定了其日后的经历;在生产关系中处于相同地位的人，将经过大致相同的经历，这便是阶级经历，但阶级经历并不等于阶级本身。只有一批人从共同经历中得出结论，认为他们都具有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常常与他人不同时，阶级才产生。也就是说，只有当阶级本身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即通常所说的有了阶级觉悟时，阶级才算形成。阶级对自我的意识只有在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中才能取得，因此，阶级只有在历史的运动中才体现出来。阶级不是个静止的事物，而是运动的、历史的过程。汤普森的史学理论在史学研究领域的影响是深远的。

与此同时，苏联史学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开始清除史学领域中的个人崇拜主义的影响，并把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作为迫切的任务，使研究领域、研究质量和研究手段都有了很大发展，史学队伍、研究机构的数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而且完成了《世界历史》（13卷）、《苏联历史百科全书》（16卷）、《苏联共产党历史》（6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2卷）等大批史学巨著，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著述存在着观点陈旧、教条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等弊端。

从史学大师兰克时代到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剑桥近代史》主编阿克顿（Lord Emerich Edward Dalberg Acton，1834～1902）时代，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的政治史主线一直深信不移，他们将西欧中心论当作解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参照系，这种史学传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追求真实可信、科学的历史的可能性。20世纪在新史学意识的影响下，随着对西欧中心论的批判不断深入，形成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就是全球史观（或整体史观）。在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出现了一批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全球史观（或整体史观）的著作，如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以及英国历史学家威尔斯（Herberr George Wells，1866~1946）的《世界史纲》等。自50年代起，尤其80年代以来，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快，从全球的角度认识历史，总结人类社会从分散发展到整体发展的过程，不仅有了可能，而且也成为一种需要。此时，反映"全球历史观"的西方史学著作也层出不穷，最具有代表性的有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08~1984）的《当代史论纲》、《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册》、《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iranos，1913～）的《全球通史》、沃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的《现代世界体系》等。

本文摘自《西方文化史》（姜守明、洪霞著）第十章“全球化背景下的后现代文化”，标题和内容有调整，导语部分摘自本书序。识别图中二维码或点击下面“阅读全文”可立即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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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03-013146-1

姜守明，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主任、世界文化史方向硕士生导师，兼任江苏省世界史研究会常务理事。洪霞，先后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从事西方历史与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本书系统地介绍西言文化的精要，深刻地探讨了西方文化的起源与作用、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以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碰撞与汇合等问题，客观地分析了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的影响作用。本书可供高等院校师生、思想政治及理论宣传工作者、机关公务员、科教文卫专业人员、中小学教师以及各类文化产业从业者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