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我国正式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由此中国开始试图以一带一路战略促进丝绸之路沿线邻国和我国自身的共同繁荣。事实上所谓的闭关锁国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实际上我们中国人的祖先从来不缺乏探索未知世界的勇气，而丝绸之路正是见证中国古人探索外部世界的绝佳证明。说起丝绸之路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从中国西北经中亚一直向西亚、欧洲延伸的一条古道。

事实上与这条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所对应的还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而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实丝毫不弱于陆上丝绸之路。《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为：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境内）、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境内）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不仅连通了中国、东南亚和印度，更通过印度一直延伸至希腊-罗马文明圈。

数千年来陆路和海路商道将亚洲和欧洲两大板块紧密联系在一起。往返于商道上的既有商人，也有僧侣和冒险家。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沟通东西方贸易的同时也成为了文化传播的桥梁。19世纪后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张骞出使西域所打通的从中国通往西亚乃至欧洲的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20世纪初法国汉学家沙畹提出“丝绸之路有陆、海两道”。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季羡林进一步将丝绸之路细分为南海道、西域道、西藏道、缅甸道、安南道。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沿线国家的丝路记忆被重新唤起。这其中柬埔寨就曾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国家：柬埔寨东与越南为邻，北与老挝接壤，西与泰国交界，南部面对暹罗湾，曾是一个拥有璀璨文明的神秘古国。中国古籍中很早就对柬埔寨有所记载：《后汉书》中称其为“究不事”，《元史》中称其为“干不昔”或“甘不察”，在元代周达观的风物志《真腊风土记》称其为“甘孛智”，而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柬埔寨”这一名称是从明万历年间沿用至今的。

1861年1月柬埔寨西北部距离暹粒城以北5.5公里的热带雨林中一个名叫亨利·穆奥的法国人已行走了整整5天。穆奥本来是想来柬埔寨采集蝴蝶标本的，然而在这里他却偶然读到了由法国汉学家雷慕沙翻译的法文版《真腊风土记》，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在他的心中萌芽：他决定在继续收集动植物标本的同时寻找东南亚失落的史前文明。终于在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日子里五座辉煌的尖顶出现在了他的眼前：柬埔寨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最为著名的古迹吴哥窟就此呈现在世人眼前。

15年后法国人罗克在柬埔寨磅清扬省发掘出三隆森遗址。对东南亚史前文明的探寻就这样揭开了序幕。截至2010年柬埔寨境内发掘出的考古遗址已达37处。这其中最早的遗址甚至可以追溯到数十万年之前，然而柬埔寨民族的起源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目前国际史学界针对柬埔寨民族的起源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最早的柬埔寨人是从其他地区迁徙而来；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柬埔寨民族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土著居民。

一部分持“外来民族”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柬埔寨人的祖先是来自古印度南部的格梅鲁国的居民。大约在公元前343年以后他们逐渐由西向东迁徙到东南亚。还有的学者认为如今的柬埔寨主体民族是由从中国云南迁居的吉蔑人演化而来。也有人认为在格梅鲁人、吉蔑人到来之前如今柬埔寨的土地上已有人居住，如今的柬埔寨民族很有可能是这些外来民族与早期居民融合形成的。相比之下柬埔寨本国学者多持本土民族说。

柬埔寨学者一般认为：柬埔寨民族源自于东南亚的本土民族——孟高棉族。孟高棉人是美拉尼西亚人和印度尼西亚人的混血人种。除了这种人种学上的研究之外柬埔寨民族也有自己的创世神话，正如华夏民族有盘古开天、女娲造人这样的创世神话。传说远古时期的特洛格岛上有一只蜥蜴在经过千年修炼之后蒙佛祖赐福而转生为人，蜥蜴因此转生成为孟高棉人的国王陈如。佛历610年或620年（大约在公元1世纪后半叶）占婆国王侵占了特洛格岛。

陈如不得不率领自己的100名亲兵流亡国外，后来他回到特洛格岛表示愿向占婆王称臣，而占婆王也接纳了他。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渐生嫌隙，最终陈如设计驱逐了占婆王，从而重新成为特洛格岛的统治者。某一日陈如率众在水边游玩时突遇潮水涌涨。由于潮水阻断了道路，所以憍陈如一行人只得在空地上等待退潮。这时主宰这片水域的那伽龙王之女从龙宫来到人间游玩，陈如一见到龙女就大为倾心。

陈如向龙女求婚，龙女则赠以一颗槟榔作为信物。龙女返回龙宫后将此事禀告了龙王。龙王同意了这门婚事，还为女儿、女婿准备了一大片土地以便统治。这个相传是由蜥蜴转生的人族国王与龙女结合所孕育的国家在中国古籍中被称为“扶南”。“扶南”一词是古高棉语中“vnam”的对音，而“vnam”的意思就是“山”，所以扶南国其实就是“山岳之国”的意思。山岳自古以来就因其高大险峻、藏栖珍禽异兽、神秘莫测而备受人类崇拜。

古代柬埔寨人的早期宗教中盛行山岳崇拜：山岳被视为人间与天庭的沟通渠道，后来随着来自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佛教的传入使这种山岳崇拜与新的宗教意识形态融合起来。在《梁书·诸夷列传》中对扶南国的情况有如下记载：“扶南国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湾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广十里，西北流，东入于海。其国轮广三千余里，土地洿下而平博，气候风俗大较与林邑同。出金、银、铜、锡、沈木香、象、犀、孔翠、五色鹦鹉”。

《梁书·诸夷列传》中的“海西大湾”就是今天的暹罗湾，大江是指湄公河。扶南国的核心区域主要位于湄公河下游，靠近湄公河三角洲。扶南都城位于今天柬埔寨波罗勉省境内，这座城市在《新唐书》中被称为“特牧城”（意为猎人之城），据说是因为城里的人擅长狩猎和驯兽而得名。从公元1世纪初到7世纪中叶的6个多世纪里中国史籍中记载了11位扶南王的信息，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当时两国交往之密切。

公元3世纪上半叶扶南诞生了一位以勇武著称的国王——范蔓。范蔓在位时期迫使周边的林邑、西屠、堂明诸国臣服，在开拓陆地势力的同时他还率领海军沿海路拓展：扶南海军进攻屈都昆、九稚、典孙等十余国，开地五六千里。九稚和典孙位于马来半岛，是当时南海贸易中重要的货物集散地。随后范蔓将矛头指向了位于占据如今缅甸南部及泰国中南部的金邻国时他自己却一病不起，于是他将征伐金邻国的重任交给太子金生。

然而范蔓死后范蔓的外甥范旃设计诱杀金生，扶南因此陷入争夺王权的内乱之中，而对外扩张计划只得暂且告一段落。尽管扶南的扩张计划被中途打断，但此时的扶南已然确立起区域海上强国的地位。扶南的版图已囊括了如今越南南部、湄公河中部和三角洲地区、湄南河流域和整个马来半岛。这时的既有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又占据着受人欢迎的海港。据中国史籍记载：公元3世纪中叶的扶南已能制造长约22米、能容纳近百人的大型船舶。

6世纪初扶南工匠制造的大船已能顺利完成从印度西部到中国东南港口的行程。中国宋代的《太平广记·异人一》中曾记载：“南梁天监年间（502-519）扶南大舶从西天竺国来，卖碧玻璃镜”。由此可见扶南大舶的坚固程度和续航能力。扶南地处南海丝路的中心地带，取道马六甲海峡的船舶都要在扶南的海港中转、补给。俄厄港就是当时颇为著名的港口之一。这座港口坐落在如今越南南部安江省境内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带。

目前的考古发现已证明俄厄地区在扶南时期已存在规模庞大的河道网络。这片网络将城市、村庄通过河流与海洋相连，不仅便于运输，也是扶南水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着当地居民的生活生产用水。俄厄港并不直接与海相邻，而是通过湄公河三角洲复杂的河道网络与海洋相连，因此进入俄厄港的船只既能躲避风流，又能中转货物、接受补给。公元243年扶南国王范旃遣使到吴国贡献乐人和方物。同年孙权派遣中郎康泰回访扶南，九年后又派宣化从事朱应出使扶南。

康泰和在扶南碰到了出访扶南的两位天竺使者，从他们口中了解了一些关于印度的信息，据此撰写出《吴时外国传》、《扶南异物志》两部重要著作。这两部书籍对及周边其他国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遗憾的是这两部书籍后来都遗失了，不过《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古籍中列有专门的条目引用《扶南异物志》；《吴时外国传》则在《史记正义》、《史记索隐》、《太平御览》等古迹中可以找到一些摘录。

颇为巧合的是扶南与印度的官方联系也建立于3世纪中叶。中国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援引康泰的《扶南传》而有如下记载：“昔范旃时有杨国人家翔梨尝从其本国到天竺。展转流贾至扶南，为旃说天竺土俗，道法流通，金宝委积，山川饶沃，恣其所欲。左右大国世尊重之。旃问云：’今去何时可到，几年可回？‘梨言：’天竺此去可三万余里，往还可三年逾。‘及行，四年方返，以为天地之中也“。

根据这段记载可知：扶南王范旃在听完梨的汇报后向天竺派遣了使者。天竺方面接待了扶南的使者并遣使回访扶南，扶南与天竺由此建立了官方联系，此后由印度传来的婆罗门教和佛教极大改变了扶南人的精神世界。在扶南后期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中由天竺传来的佛教逐渐成为主题：南梁武帝萧衍时期扶南与中国之间的佛事往来极为密切。这一时期扶南来华的僧侣中先后涌现出三位著名的译僧。

第一位是南齐末年由海路来到南朝都城建康（今南京）的僧伽婆罗。公元506年僧伽婆罗被萧梁朝廷征召，此后分别在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等五处地方传法译经17年，共翻译佛经11部48卷。继僧伽婆罗之后扶南沙门曼陀罗携带大量佛经和典籍来到中国，他曾与僧伽婆罗合作翻译《宝云》、《法界体性》、《文殊般若经》3部11卷。继曼陀罗之后南陈时期（557-589）又有扶南高僧须菩提在扬州至敬寺翻译《大乘宝云经》共8卷。

除了三位扶南高僧之外还有一位名叫真谛的天竺僧人受扶南王委托来到中国。公元535年至546年梁武帝委派张汜护送扶南使臣回国，同时请求扶南派遣佛教大师，于是扶南王委派真谛携带佛教典籍到南梁传经送宝。真谛抵达建康时正值南梁侯景之乱时期，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他翻译出《十七地论》、《金光明经》、《大乘唯识论》、《摄大乘论》、《俱舍论》等64部经典，因此被誉为与鸠摩罗什、玄奘、不空齐名的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译僧。

三国时期东吴使臣康泰在出使扶南归国后汇报称：在海外人眼中天下有三众“大秦国宝众-中国人众-月氏国马众”——罗马帝国盛产珠宝，中国人口庞大，控制中亚东部的贵霜帝国则经常出口良马。由此可见当时扶南同时与中国、罗马、贵霜等国保持着联系。在今天德国海德尔堡大学的图书馆里珍藏着关于罗马开辟这条新通道的资料：罗马人利用印度洋的西南季风从其治下的埃及横渡印度洋抵达印度半岛的黄支国。

这里正是华夏先民所开拓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由此再往东即可进入南中国海，在这里东西方海上丝绸之路交汇贯通。与此同时大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之间还开通了另一条通道：当罗马商人抵达印度后向东通过缅甸沿伊洛瓦底江到达汉代云南的永昌郡。公元166年罗马安东尼朝皇帝马可·奥理略（公元161~180）派遣使者自埃及出发经由印度洋，到达汉朝统治辖下的日南郡（今越南境内）登陆，然后北赴洛阳，开创了中国、罗马两大国直接通使的纪录。

在古罗马商贾来华的商道上扶南是必经之地，而俄厄港正是当年罗马商贾的落脚之处。法国考古学家路易斯·马勒雷曾在二战时期对俄厄港遗址进行过发掘。在这片占地450公顷的土地上他发现了大量来自东西方各国的文物。其中包括铸于公元152年的罗马皇帝的金质徽章、罗马念珠，来自地中海的浮雕石刻，来自印度的梵文印章，产于中国东汉时期的铜镜和来自波斯的玻璃质圆片等等。6世纪一场洪灾对俄厄港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

7世纪以后随着室利佛逝等海岛王国的兴起使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涌现出一系列更受欢迎的新兴港口，而扶南王国也在这一时期受到日渐强盛起来的真腊国的进攻，于是南海商道的重心开始向海岛地区转移，俄厄港失去了国际性海运枢纽的地位。当俄厄港失去国际海运枢纽地位时扶南王国的国运也已由盛转衰：扶南并不是像中国一样高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而是由一系列藩属国家和部落所共同组成。

当扶南王权日益衰微之际作为藩属国的真腊却日益强大起来。公元7世纪末叶真腊国王刹利·质多斯那彻底消灭了扶南国最后的残余势力，成为了如今被称为”柬埔寨“的这片土地的新主人。公元705年～707年真腊国分裂为北方的陆真腊和南方的水真腊。公元8世纪末叶水陆真腊俱为当时爪哇地区的夏连特拉王朝所控制。公元9世纪初水陆二真腊又归于统一且重新取得独立地位。公元802年柬埔寨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吴哥王朝建立。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评定为世界级人类文化遗产的吴哥窟就建于吴哥王朝时期。吴哥王朝全盛时期的势力范围远远超过当代柬埔寨的领土：占有如今柬埔寨全部国土、泰国及老挝大部、越南南部，是东南亚历史上最为强盛的国家。吴哥王朝对中南半岛几乎所有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奠定了中南半岛诸国的文字基础和宗教基础。12至13世纪吴哥王朝国势由盛转衰，暹罗、占婆等国不断与之征战。

1431年暹罗攻占吴哥王朝首都吴哥城，吴哥王朝灭亡，公元1434年柬埔寨从暹罗的统治下复国并迁都金边。柬埔寨由此逐渐走向衰落，成为东面的越南和西面的暹罗争夺瓜分的对象。1698年越南阮氏家族出兵吞并下高棉（今湄公河三角洲），包括昔日的俄厄港在内的地区从此成为越南领土。1771年暹罗吞武里王朝国王达信赶走了亲越南的柬埔寨王乌迭·安东，从而使柬埔寨成为暹罗的属国。到了公元十九世纪初卷土重来的越南人又把柬埔寨重新变成自己的“保护国”。

不甘心受越南的统治的柬埔寨于1820年和1840年发动两次抗越大起义将越南人赶出了柬埔寨。19世纪中叶以后位于中南半岛的越南、老挝、柬埔寨逐渐沦为法国殖民地，法国殖民者将三地合并成为法属印度。法国殖民时期并非废黜越南和柬埔寨的王室，然而国家的政治实权已由王室转移到法国殖民当局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随后法国成立了维希伪政权，柬埔寨则处于维希法国的统治之下。

1941年8月日本作为纳粹德国的轴心国盟友派兵入驻柬埔寨。日本人入驻后在政治上大力清除法国的殖民痕迹。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法国空降兵部队重新占领了金边，然而这时他们发现已觉醒的柬埔寨人民开始起来反抗了。随着反抗运动的开展使法国人已无法有效控制柬埔寨大部分领土。1949年11月法国与柬埔寨签署协议，从而使柬埔寨获得了外交上的”有限独立“。1953年11月9日柬埔寨王国正式宣布独立。1954年法国撤出了最后一支驻柬部队。